摘要: 当今世界纷争不断，究其实质，很多都与宗教冲突息息相关。唯有东方丝绸之路沿线存在着一个宗教融洽、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来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来自西亚的拜火教、景教、摩尼教，来自中原的道教和儒家哲学和各地存在的萨满教，在这里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构成了世界宗教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线。这种景象的形成当与中华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文化圈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所周知，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东 ...

当今世界纷争不断，究其实质，很多都与宗教冲突息息相关。唯有东方丝绸之路沿线存在着一个宗教融洽、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来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来自西亚的拜火教、景教、摩尼教，来自中原的道教和儒家哲学和各地存在的萨满教，在这里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构成了世界宗教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线。这种景象的形成当与中华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文化圈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所周知，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往的大动脉，随着佛教、祆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等相继传入，使得中国宗教进一步多元化。许多的宗教信仰者利用宗教身份进行商业活动，奔走在从长安到西域再到伊朗各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所及之处，所到之处学习当地人的语言，接受他们的风俗和宗教习俗。于是，各种宗教就这样一步步东传过来，各种宗教文化观念开始交相混杂、相互融通。

吐鲁番、敦煌两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重镇以及与西亚、欧洲的连接点，同时也成为多种宗教文化和平共存的代表。历史上在这里流行的宗教有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东西方各个国家、民族的宗教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发展。

吐鲁番，世界上唯一一处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并存的地方。在吐峪沟千佛洞东南有一座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扎，是我国境内最古老、最显赫的伊斯兰教圣地，也是世界伊斯兰教七大圣地之一。通过对以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扎为核心的吐峪沟宗教文化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曾经在当地流行的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痕迹，也能看到回鹘民族的萨满遗风，同时也折射出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以及本土化的曲折轨迹。

一千多年间，各种教派在吐鲁番留下了大量宗教遗迹。出土的各种宗教文献包括回鹘文、粟特文、梵文、波斯文、突厥文、佉卢文、叙利亚文、藏文、汉文、希腊文等二十多种。随着这些用不同文字书写的宗教文献在各民族中传播，各民族也渐渐开始学习和使用这些文字，例如回鹘人就掌握了佛教的梵文和藏文、摩尼教的摩尼文、景教的叙利亚文等等，充分体现了随着宗教的传播，而带来的文化的融合。勒柯克在吐鲁番城北的一处遗址中发现的宗教文献资料，使用的语言就达五种之多。这些文献内容包括曾经在这一地区流行过的所有四种宗教，即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以及不被人所知的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这四种宗教的文献甚至在同一寺院遗址中就可以找到，这说明他们能在同一地方供奉他们的神主，而能互相容忍和平共处。 11世纪50年代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在叙述维吾尔人信奉多种宗教的情况时说：每天有三四百个迪纳维尔（属摩尼教的一个派别）徒众聚集在他（九姓乌古斯（即回鹘）可汗）的宫廷的周围，高声诵读摩尼的著作。但他并不排斥其它宗教，在他的城市和统治区内，基督教徒、祆教徒和佛教徒都并行存在。由此说明，在同一寺院中，不但可以成为崇拜同一宗教的其他一位神灵的地方，即使是摩尼教或者是基督教教堂，也可以被用来崇拜以后而至的另一种宗教。

和吐鲁番一样，作为中西交通咽喉和枢纽的敦煌，不仅沟通了中原王朝与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而且波斯和古天竺等地的宗教也由敦煌传入内地。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中，包括大量各种宗教经典，各宗佛经流行，大量的写经和发愿文，是古敦煌人民狂热信教的缩影。古敦煌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决定了古敦煌人民对于佛、道、景、摩尼、祆教等宗教的不同信仰。但是这种多元化的宗教信仰，是以佛教为主，道教为辅的，并以佛道为代表的面貌出现的。

可以说，正是丝绸之路这条具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襟怀和坦荡，曾包容了世界上兴盛过的各大宗教以及一些民间教派，并留下了各自兴盛衰败的痕迹，使丝绸之路真正成为一座宗教文化天然的博物馆。

古丝绸之路曾是古老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在这条商贸通道上，人们交流的不只是商品、技术，还包括思想、生活、艺术等各种民族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各个民族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外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纽带作用。丝绸之路就像一条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延伸出的巨大动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间输送着文明的血液，从而形成了一条条民族融合的走廊。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环境、文化联系的紧密度、文化变迁的轨迹及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在这其中，位处主宰地位的是中原的汉文化系统。汉文化以儒家的思想及其价值观为核心，成为中国大一统时期的以及分裂时期大多数政权，包括以少数民族为主建立起的政权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流文化，各民族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无不受到这种主流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一方面，中央集权、君权神授、家族世袭、君臣有序等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华各民族政治文化的精髓和传统，皇权凌驾于教权之上。所以，各少数民族采用各种手段和措施来改变与时代不相适应的蛮夷之俗，积极向中原文化靠拢，以适应所谓“礼”的要求。另一方面，各民族各宗教，都采取尊重、包容、发展中华各族文化的态度和政策，各民族的统治者一致奉行所谓“依俗而治”的方略，对聚居和散居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不强求用统治民族的语言统一其语言，不强求用统治阶层民族的宗教、习俗、生活方式统一其他的民族。从政治上保证了中华大地上宗教、语言、风俗及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才形成了各民族各宗教在保持自己传统的同时和平共存、交流发展。各朝的统治者都自觉推崇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作为建设和维护社会的最高标准。同时，各朝在民族关系上都把各民族和而不同、统而共存的理念，作为处理各族关系的基本理念。

这种宗教的多元和民族的融合，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之间偶尔有些摩擦和冲撞，主要是新宗教对旧有宗教的冲击，使旧有宗教产生恐慌和不安，但这种不安的情绪很快消失，换之而来的是各安其状，甚或互相吸收对方的精华思想来弥补自己宗教理论体系的不足。

所以，宗教作为一种文明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集中反映。在古代东西文明的交往中，没有哪种因素能像宗教那样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离开了宗教，古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将会黯然失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中外贸易的之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交流的通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