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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早期草原丝路的文化地图——读纪宗安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摘要: 点击蓝字关注这个神奇的公众号~早期草原丝路的文化地图——读纪宗安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研究古代的国际关系,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外关系史",这是著名史学家朱杰勤教授提出的“一个极有概括性、科学性的"学术命题,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纪宗安教授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一书,就是推动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进步的成功之作。应当肯定,这部学术专著的价值,正是在于 ...

早期草原丝路的文化地图——

读纪宗安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

研究古代的国际关系,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外关系史",这是著名史学家朱杰勤教授提出的“一个极有概括性、科学性的"学术命题,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纪宗安教授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一书,就是推动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之学术进步的成功之作。应当肯定,这部学术专著的价值,正是在于对所限定时段和所限定方位的中外关系史进行了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极有概括性、科学性的"说明。作者写道,“本书主要涉及到以下问题:第一,追寻中亚地区的远古历史,大量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遗址充分证明这里很早就有人类文化萌生和繁衍,而且远自青铜时代 ……就可以发现东西文化交流的端倪。““第二,丝绸之路的早期发展史,主要是游牧民族的历史"。“第三,丝绸之路的发展史,经历了从简单到丰富,从隔离到连接,由此逐步发达的变化过程。”(第20页)应当说,这样的学术任务,作者已经很好地完成了。



明确提出“中亚北部地区"这一文化区域概念,并以此为基点讨论这一地区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是纪宗安教授这部著作的学术特色之一。“中亚北部地区"的地理界定及其在文化交流史中坐标的明确,既有民族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意义,也有交通地理学的意义。若干与此相关的民族史、宗教史、外交史以及战争史诸问题,都可以因此得到澄清的条件。

对于“中亚北部地区“予以充分的重视,是清醒的古史学者共同的学术倾向。希罗多德历史》就已经关注地中海文明辐射“边缘”地方的中亚民族。《史记》《汉书》对于“西域"的记述,保留了这一地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确实如纪宗安教授所说,“中亚北部地区"的草原环境对于东西文化交往的意义,“无论是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史,还是以民族平等的原则研究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都是必须重视的。特别是,“中古中期以前,历史的砝码重心多压在北面",“从秦汉以来直至隋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偏北,与中原王朝交往最甚的也是北方各游牧民族,所以出自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使历代统治阶级的目光所在,着力经营的主要是北部。"而西北方向,尤其为许多朝代帝王长久凝视。因此,“无论是纵向研究中国通史,还是横向研究各王朝断代史",都不能不关注“中亚北部地区"草原环境下发生的历史文化现象(第265—266页),自然也不能不关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交通史过程。

在古代文化交往和文化传播过程中,草原交通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经专门 “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有所讨论。他写道,“在我们开始讨论游牧生活的时候,我们曾注意到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更大的方便。“汤因比说,“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古代的希腊航海家们曾经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全部沿岸地区的流行语言。马来亚的勇敢的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至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方。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言,虽然自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隔离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在近年来英语也就变成世界流行的语言了。"汤因比指出,“在草原的周围,也有散布着同样语言的现象。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布,在今天还有四种这类的语言:柏伯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就便利交通的作用而言,草原和海洋有同样的意义。草原为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草原这种“大片无水的海洋"成了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交通的天然媒介"。取游牧生存方式,“逐水草而已"的草原民族“善驰走",“轻疾悍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富于机动性的特征,使得他们在古代民族文化交往中充当了积极主动的角色。

纪宗安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的研究成果,使得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草原环境与文化交往史的重要关系。



中国上古文献遗存中,已经出现关于中亚北部地区或相邻草原部族的历史记录。如《管子》书中所谓“禺氏",《穆天子传》所谓“禺知"等,有学者认为可能与“月氏"有关。

《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穆天子传》所提供相关信息的重视,是值得称许的。作者写道,《穆天子传》记述的内容,“说明早在信史记载丝路南北路线之前,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存在…… "(第46页)这样的判断,是有合理的学术根由的。

《穆天子传》所记述的内容富有神话色彩,因而长期蒙上神秘疑云。关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曾经把它归入“起居注类",有入则将其列入“别史类"或者“传记类"之中。大致都看作历史记载。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改隶“小说家类"。不过,许多学者注意到《穆天子传》中记录的名物制度一般都与古代礼书的内容大致相合,因此认为内容基本可信。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仍然把《穆天子传》归入“史部"之中。事实上,周穆王西行事迹,在其他史学经典中是有踪迹可察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到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迹。与《穆天子传》同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有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卷五《秦本纪》和卷四三《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故事。纪宗安教授指出了“汉文古籍中关于周穆王西征的记载",以为“这些记载虽带有传奇虚构色彩,但多少能反映出一些远在公元前10世纪黄河流域与中亚地区之间的某种联系"(第44页)。《大业拾遗记》说,隋炀帝时的大型表演“水饰"七十二势中,有所谓“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操津,获玄貉白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三势,都是直接从《穆天子传》取材以为艺术原型的。唐人李商隐的《瑶池》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更为人们所熟知。关于“瑶池",有以为即青海湖者,有以为即天山天池者,有以为远在里海者。纪宗安教授认为,“玄池有可能是指伊塞克湖(也有指斋桑湖)““西王母之国很可能就在伊塞克湖西边不远。"又指出,“古之移民、商贾、行旅取道库车北上,出特克斯河谷,经伊犁河至伊塞克湖者,实为不少,说明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已是一条常被使用的中西通道。"(第45页)这样的认识,值得交通史和历史地理学者参考。

对于《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不少学者推定为文化空前活跃的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往也确实有历史性的进步。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中曾经出土中国丝织品。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了有风凰图案的刺绣和当地独一无二的四轮马车。车辆的形制和刺绣的风格,都表明来自中国。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许多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表现出所着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学者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穆天子西行传说或许与这些现象有关。有学者指出,“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大致反映了公元前第十世纪以后黄河流域和中亚锡尔河上游地区已有比较牢固的联系。"“这条通路的打开,全靠往来于这一带的草原游牧部落……《穆天子传》记下了周穆王每到一地就以丝绢、铜器、贝币馈赠各部落酋长,各地酋长也向他赠送大量马、牛、羊和稞穄酒,新疆玉石的成批东运和中原地区丝绢、铜器的西传,成了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内容,这些货物西运的终端远远越过了葱岭,一直伸向乌拉尔和伊朗高原。"有学者则认为,大致在战国初期,丝路的西端已经通达地中海地区:“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国丝绸已远流国外",“已传入到遥远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圈内。"




在第2章第1节“塞人,早期的东西文化传播者"中,纪宗安教授说到希罗多德《历史》指出的塞人戴“尖顶帽"的文化特征,并综合石刻文字和考古发现,进行了活跃在东西方通路上的游牧民的种族史的考论。这种通过服饰形式一类生活史信息进行更宽广层次的文化考察的方法,可以给关心“东西文化传播"的读者有意义的启示。

《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书中与相关内容对应处采用的图版,有“新疆新源县出土的战国塞人铜武士像"(第59页) 。有的学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丝路的出现",正与“塞人的迁徙"有关。

这一章的第2节讨论“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其实,我们还注意到,汉代画像中的匈奴人形象,往往以头戴“尖顶帽"作为标志性特征。如山东沂南汉墓门楣画像“胡汉战争"图,山东嘉祥满硐乡宋山出土汉画像石“胡汉交战"图,山东平阴实验中学出土汉画像石“战争"图,山东临沂出土“武卒"图,山东济宁喻屯镇城南张出土汉画像石“献俘"图等。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M3三室甬道右壁的石刻画像,发掘者定名为“胡人舞蹈图"。画面上端有墨书“襄人"榜题或以为“襄人''的“襄",很可能与“鬤"有关。“鬤"字的涵义,一说“乱发",一说“乱毛"。《楚辞·大招》:“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纵目,被发鬤只。"王逸注:“言西方有神,其状猪头从目,被发鬤鬤。"形容西方神怪使用“鬤"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高亨在总结古字通假规律时,则以为“襄"与“冉"通。如果赞同“襄"与“冉“通,则可以联想到“襄"亦可以通于“髯"。“髯"与“鬍"可以联系起来理解。“襄人"或作“鬤人",即“髯人",也就是“鬍人"、“胡人"。承四川大学江玉祥先生见告,“襄人"应与《华阳国志》所见“獽人"有关。而我们关注的这幅石刻画像所见人物形象正如发掘报告描述,确是“高鼻深目、胡须环腮",与西南少数民族通常形象有所不同。尤其“须发"“用浓墨勾画",特点十分醒目。而中江塔梁子崖墓“襄人"头上戴的,正是尖顶帽。

不过,汉代画像所见胡人“尖顶帽"与新疆新源出土铜武士俑的帽子似乎有所不同。承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见告,晚唐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有“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罇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叠毛胡衫双袖小“句,也强调了“蕃帽虚顶尖"的形制特色。可见这种以“顶尖"为基本特征的“胡儿"“蕃帽"的使用,可能延续到“9世纪"甚至更晚的时代。

也许进一步考察草原民族的这种帽子的具体样式,并且进行服饰形制的民族史和文化史的分析,是有必要的。



两汉时期中西交通的形势,一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由于远征大宛的成功,汉朝的声威震动了岭西诸国,东西方贸易愈益兴盛,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汉朝的西域经营时常为匈奴的强弱所左右,随着匈奴势力的强大,无论其西域经营抑或是东西方贸易都曾反复出现一进一退的局面。"在西域这一竞争舞台上,汉王朝对匈奴的“优势地位"使得历史进人“丝绸之路最活跃的时代之一",然而这种“优势"却表现出“时有强弱"的历史波动。

在关于“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的讨论中,纪宗安教授指出匈奴“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起到中介作用"的历史事实。“公元1世纪中叶,以郅支单于为首的一股匈奴势力侵入天山中部以西,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加强了中国文化对七河地区的影响以及东西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流。"于是,这一地区的匈奴遗物中“不乏中国制品",“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不断通过匈奴传入东方。"(第75页)

我们如果注意到西域处于草原游牧民族交往通路的地理条件,注意到西域文化多元的因素,注意到草原强势部族军事霸权的文化影响,就自然会关心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匈奴对西域的经营。若干相关问题,如汉王朝介入西域政治的外交实践,匈奴控制西域的方式,汉王朝控制西域的方式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一书的提示,显然是有益的。

如有的学者所说,“由于西域某种程度地臣服于匈奴,所以汉通西域也就表现着与匈奴的斗争和争夺"。使汉王朝感受到威胁的匈奴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及其导致的“臣服"关系,汉文史籍称之为“兼从西国"。马长寿指出:“《汉书·西域传》称天山以南,‘轮台(新疆轮台县以东),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这些地区初被匈奴统治着,日逐王在那里置僮仆都尉,赋役诸国,取以富给。天山南路,若羌、鄯善、山国(今库尔勒山中)、龟兹(今库车县)、姑墨(今拜城县西南)、莎车等国都产铁、铜等矿。有不少国家能冶铁,铸成剑、矛、刀、剑、甲等武器。这些武器对于匈奴国家的发展是绝对有益的。而且天山南北麓和昆仑山北麓,自古是中亚、南亚和东亚间商业交通要道,匈奴在其间设关卡,收商税,护送旅客,担保过山,都可以收到不少的报酬,有时还掠夺行商和马队的货物。这些事实都说明西域的物产和交通在匈奴经济中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当时西域诸国皆役属于匈奴,而中亚的一些大国又与匈奴为与国。"这一情形如果不改变,对于汉王朝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也有学者认为,“匈奴在汉北部边境全线失败后,其势力开始转移到其右部,更加强化了对西域的控制"。或说:“匈奴因南下受阻,于是调转马头转向西北,向西域方面进军。"“匈奴被迫向西迁徙后,越来越依靠西域,它不仅物质上有赖于西域,而且也把西域作为他反击汉方的战略基地",因而西域“成为双方的争夺重点"。汉王朝对匈奴“兼从西国"的对抗方式,是所谓“使西国"、“通西国"、“威西国"、“安西国"。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体现出匈奴与汉王朝对“西国"的争夺。《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马宏者,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国,为匈奴所遮,忠战死,马宏生得,亦不肯降。”也说到匈奴对“使西国者"的暴力拦截。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西国"“厌汉使",“禁其食物以苦汉使",甚至“攻劫汉使"情形,也屡见于史籍。《汉书》卷七O《傅介子传》说到“楼兰王安归尝为匈奴间,候遮汉使者"事,可知这种对汉王朝的蔑视和抗拒,是在匈奴作用下出现的。《史记》卷一三O《太史公自序》说卫青、霍去病传记主题:“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汉王朝的西域战略,本有“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的意图。正如陈序经所说,“汉武帝要攻破匈奴,除了准备用武力正面征讨外,还要联络西域诸国使匈奴失去援助,孤立匈奴,便于击败。匈奴曾置僮仆都尉去统治西域诸国,收赋税与利用西域诸国的人力物力与汉对抗,西汉王朝要击败匈奴,必须争取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通西国"是汉王朝击败匈奴即“靡北胡"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所谓“远田轮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所谓“有诏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也体现了最高执政集团的意图。而匈奴对屯田基地所谓“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的态度,也是明朗的。《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对“田渠犁"的意义以及“渠犁田士”的作用有明确的记述。而《西域传上》关于汉武帝“西国"政策的记录中,往往是“轮台、渠犁"并称的,《西域传下》也说:“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

仍以“轮台"为例,李广利远征大宛时对轮台地方曾经“攻数日,屠之"。汉武帝时代有“远田轮台"的计划,而最终被否定。汉武帝的“轮台诏"后来成为成功修正行政方针的有纪念意义的文化符号。汉昭帝时代又曾经有同样通过在轮台建立屯田基地的方式以增进对“西国"的控制能力的举措。轮台的重要地位,正如纪宗安教授所说,“为汉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一大重镇",“西域历史上汉唐时期均有轮台当丝路孔道"(第132页) 。有学者注意到,“此系西域腹地,北道的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亦有学者指出,经过“轮台城"的“从焉耆西行"“至龟兹延城"的古道,“汉唐间其路线无大变化"。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以“赞曰"为概括方式的文字,是这样总结汉与匈奴对“西国"的争夺:“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王朝的西域政策和匈奴的西域政策,都可以通过班固的这一分析得到说明。双方竞争的结局,是“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七十多年,最终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也许匈奴军事力量的衰落,并不影响其文化传播作用的继续实现。纪宗安教授就这一问题是这样分析的:“正是因为匈奴居于大漠南北,新疆东北部时已多习染汉文化。所以匈奴衰败后不断西迁的残部,就会自然而然地将汉文化的影响带往西方,在东西文化交流传播中起到中介作用。"(第75页)




这部著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第30页“准葛尔盆地",通常作“准噶尔盆地"。第1章第2节“远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曙光",就旧石器时代进行介绍之后,即进入对“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讨论。其实,新石器时代“东西文化交流的曙光",也是有重要的文化信息可以分析的。彩陶器形和纹饰的传播,小麦的引种,磨的使用等,也许都是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作者将《穆天子传》的有关讨论置于以“远古"为题的这一节中,行文中又间或使用“上古"的说法(第47页),在所归入历史时期的表述方式上,似乎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关于中亚史研究论著的介绍中,“齐东方《中国圣火一一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16页)应为“孙机《中国圣火一一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与论述主题有关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俄文资料的尽可能充备的发掘和采用,特别是“直接从苏联考古资料中引用了不少有份量的成果"(第21页),也是《9 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的优长之处。俄文资料大都为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的论著,也许新出资料的利用,我们只能期待将来《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增订本的面世。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之前学术论著的作者标示,采用“〔俄〕"的方式,这样是否合理,似乎也需要考虑。

我们读到的有些关于“中亚北部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论著,不能向读者提供相关图象资料,以致往往影响学术传播的质量和效率。例如苏联学者A .诺甫戈罗多娃的论文《蒙古阿尔泰及邻境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在以中文形式发表时,竟然没有一幅插图。中国交通史学者、民族史学者和中外关系史学者于是几乎完全无法利用这一成果。《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有地图7幅图版18幅,己经给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提供了许多方便。如果相关文物有更丰富更明晰的介绍,我想,读者朋友特别是少有机会直接地、及时地接触中亚地方考古发现的中国读者们,可能会对作者表示深心的感谢。



原文载于:《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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