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丝路山水地图》原藏于明朝内府，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收藏。由于图上题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因原收藏者尚友堂在卷头包首题写了“蒙古山水地图”几个字，所以以此命名。图名所谓“蒙古”，是指16世纪尚称雄欧亚大陆、仍然统治着从今天的甘肃嘉峪关以西直至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如蒙古和撒里畏兀儿诸部落（源于窝阔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源于察哈台汗国、伊利汗

　　《丝路山水地图》原藏于明朝内府，20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被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收藏。由于图上题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因原收藏者尚友堂在卷头包首题写了“蒙古山水地图”几个字，所以以此命名。图名所谓“蒙古”，是指16世纪尚称雄欧亚大陆、仍然统治着从今天的甘肃嘉峪关以西直至土耳其和北非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如蒙古和撒里畏兀儿诸部落（源于窝阔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源于察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等。因此“蒙古山水地图”很可能就是原名。整幅地图采用中国古地图的传统方式手卷式绘成，幅宽59厘米，长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由于整个地图用青绿山水画法绘制而成，所以一直被藤井有邻馆当作清代佚名青绿山水绘画作品收藏，秘不示人，日本学界也无人知晓此图。

　　

　　2000年，该地图由收藏家易苏昊先生斥巨资购回国内。古书画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鉴定后，认为该地图应当为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之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花费了8年时间专门研究此图，基本弄清了该地图的基本情况。研究表明，这幅气势恢弘的《丝路山水地图》约绘制于明朝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1524—1539）之间，是一幅属于明朝宫廷的皇家地图。该图还是明代以西域为表现内容的各种地图的母本，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代学者马理等人纂修的《陕西通志》）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西域图略》（收入明代无名氏所编纂的《陕西四镇图说》）、明代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等。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相关记载来看，保存到今天的这幅《丝路山水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地理范围从嘉峪关到天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共211个西域地名；其余四分之一被人裁切，地理范围从天方到鲁迷（时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原图长度当在40米左右。图上所标注的地名均为方块汉字，但绝大多数地名都不是汉语，而是突厥、蒙古、波斯、粟特、阿拉伯、希腊、亚美尼亚语地名，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简直不知所云。

　　《丝路山水地图》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情况，充分展示了明代中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这幅规模宏伟，绘制精美的《丝路山水地图》，足以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地图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图》（1389）、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以及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藏《毛罗世界地图》（1459）等世界四大古地图相媲美，说明在16世纪初期，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中国古代地图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绘制：一种是西晋地图学家裴秀所倡导的“计里划方”形式。裴秀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这些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制图史上的飞跃。

　　

　　隋唐时期，制图之风大盛，隋代的《区宇图志》，唐代的《十道图》、《元和郡县图志》、《海内华夷图》等著名地图相继问世，可惜今日无传。第二种是采用山水画的形式，如明万历十八年所绘《河防一览图》等。中国古代地图大多数以山水画的形式出现，因为中国古代山水绘画与地图绘制同源，绘制地图时常常不讲究科学性与准确性，特别是一些尺幅涵盖较大的地图，因此一些绘制精美的地图甚至被列入艺术品，如唐代学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收录的《洛阳图》等。比较实用的地图如军用驻防图等则比较准确科学，如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三张绘在缣帛上的汉代地图，距今已2100多年。第一幅图为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第二幅是驻军图，第三幅为城邑图。从图面来看，它们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制图传统，地里标识相当精准，表明当时地图的绘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缣帛之上作画始于先秦时代，到两汉魏晋时期，缣帛成为中国地图绘制的首选材料，而其主要形式就是卷轴式。彩绘地图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明清时期依然比较流行，这幅《丝路山水地图》就是典型代表。

　　提起“丝绸之路”，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是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陆地商业贸易通道。可要具体到这条举世闻名之路究竟有哪些至关重要的节点，以及沿途的地形地貌，就鲜为人知了。不过，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叶的《蒙古山水地图》，明晰地注明了“丝绸之路”上多达211个地点的西域名称，以山水画的形式再现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数千公里线路上的主要城池和山川地貌，展现了明代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

　　秘藏日本的中国古地图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献给明神宗《万国图志》（即《坤舆万国全图》的早期版本）一册。这幅地图以西洋流行的世界地图为蓝本，为了讨好中国皇帝，利玛窦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此后，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大都沿用这个模式。后来，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这样写道：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15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的面积还不如中国一个最小的省的面积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作“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

　　《蒙古山水地图》

　　（局部，从卜力马儿哈到阿鲁骨西马）

　　1934年以来，国际学术界一直把《坤舆万国全图》当作中国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以为世界地理知识最初是由利玛窦带给中国人的。

　　2002年，北京两位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从日本京都购回一幅山水画形式的中国古地图，彻底颠覆了这种说法。据我们考证，此图名为《蒙古山水地图》，是16世纪明代丝绸之路地图，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足以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地图集》（Catalan Atlas，1375年）、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大明混一图》、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朝鲜李朝太宗二年（Kangnido，1402年）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及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毛罗世界地图》（Fra Mauro's Mappamundi，1459年）相媲美。它说明，16世纪初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就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蒙古山水地图》流散海外，一直被秘藏于日本著名的私家博物馆——藤井有邻馆。藤井有邻馆一直将它当作清代山水画来收藏，秘不示人。

　　这幅地图采用中国地图传统的手卷式，幅宽0.59米，长达30.12米，绘于缣帛之上。地图一角磨损严重，但是首尾却相当整齐，显然被人刻意剪裁，并被重新装裱过。古画作伪者常常剪裁古画引首（画心起始部分）、隔水（画心外至画轴部分）或卷末题款上的画名，用来装裱伪作。《蒙古山水地图》之名，来自其背面“尚友堂”题签，千字文编号“宙XX二”，系旧时商家计数所用代码。

　　从题签看，藤井有邻馆的创办人藤井善助可能是在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著名的尚友堂书肆买到这幅古地图的。题签上所谓的“蒙古”，是指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例如：蒙古和撒里维吾尔部落，本属窝阔台汗国；亦力把里国，本为东察合台汗国；兴起于西察合台汗国的帖木儿汗国，其东征西讨，兼并了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许多领地。《蒙古山水地图》之名可谓“恰如其分”，我们以为当系原名，因为无论古董商还是收藏者，恐怕都没这个水平给它起如此儒雅而贴切的名称。

　　绘制年代的线索

　　北京这两位收藏家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对《蒙古山水地图》作了初步鉴定，傅先生认为此图恐非清代之物，从艺术风格看，至少应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

　　《陕西通志》版《西域土地人物图》之鲁迷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中国古地图一般采用两种方式绘制：第一种为东晋裴秀倡导的“计里画方”形式，如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第二种为山水画形式，如绘于清代中期的《京杭运河全图》。《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形式属于后者，地理范围从明朝边关嘉峪关（甘肃酒泉）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共211个西域地名，涉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图上所有地名都是方块汉字，但是绝大多数地名不是汉语名称，而是蒙古语、回鹘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或亚美尼亚语名称的译名。如果不熟悉西域地理，简直不知所云。

　　这幅地图以嘉峪关为起点，年代必在嘉靖三年（1524年）明军从西域退守嘉峪关后。据明代张雨《边政考》和清修《肃州新志》记载，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军在嘉峪关西面的讨来河畔建“永兴后墩”（今称“长城第一墩”）等长城烽火台。然而在《蒙古山水地图》上，嘉峪关以西并不见“永兴后墩”，因此推断其年代必早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即绘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间（1524—1539年）。

　　明清时代的地图一般用山水画或“计里画方”方式绘制成手卷，有些后来刊入刻本。正如北京大学向达教授指出的：“（《郑和航海图》）原来当是手卷式，收入《武备志》后改成书本式，自右至左。”《蒙古山水地图》亦为手卷式，自右至左绘制。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很快从明代刻本中找到了《蒙古山水地图》的两个明中期刻本。

　　第一个刻本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收入《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中的代表人物马理等人所纂《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行。在该刻本中，《蒙古山水地图》分为连续的10幅，图文并茂，文字部分称“西域土地人物略”，地图部分称“西域土地人物图”。《西域土地人物略》常被引用，但不是根据《陕西通志》，而是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或从清初梁份的《秦边纪略》中传抄的。19世纪末，俄国学者布莱脱胥乃德（Emile V. Bretschneider）将顾氏抄本译成英文，《西域土地人物略》也因此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不知为什么，顾炎武和梁份两人都只抄录了文字部分，均未收录《西域土地人物图》，所以《西域土地人物图》鲜为人知。尽管晚清时期西北史地之学勃兴，可是无论徐松还是沈曾植，甚至王国维，都不知人世间还有这样一幅西域古地图。

　　第二个刻本为《西域图略》，收入明代无名氏编《陕西四镇图说》卷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刊行。该图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大同小异，但是把原来连续的10幅地图缩成连续的5幅地图；图文并茂，文字部分亦为《西域土地人物略》。《陕西四镇图说》在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但是只有日本东洋文库的藏品是全本，书末附有这幅西域古地图。据我们研究，《陕西四镇图说》的编者应是隆庆初年（1568年前后）的兵部侍郎王崇古，时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崇古奏给四镇旗牌，抚臣得用军法督战，又指画地图，分授诸大将赵岢、雷龙等”。王崇古在隆庆初年“指画”、“分授”的陕西四镇和西北边疆地图，当为后来在万历年间刊行的《陕西四镇图说》。该书卷末的《西域图略》则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缩编而成，故名《西域图略》。据此，《西域图略》的绘制年代当在明隆庆初年，而非日本学者海野一隆早年推测的明嘉靖三年（1524年）或五年（1526年）。

　　《西域图略》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内容完全相同，皆为《蒙古山水地图》手卷的刻本，它们都为揭示《蒙古山水地图》的绘制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此图出自谁手

　　《蒙古山水地图》长达30.12米，如此气势恢弘的地图，必为明王朝朝廷所有。谈迁在《国榷》卷六十四引李维桢之言说：明世宗（1522—1566年）“斋居数十年，图回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嘉靖皇帝手边的各种中外地图，想必就包括今天我们所见的《蒙古山水地图》。我们起初只是怀疑此图为嘉靖皇帝用图，后来被宫中藏图证实。2009年我在台北“故宫”意外地发现了《蒙古山水地图》的宫中彩绘抄本，该图图文并茂，收入《甘肃镇战守图略》。这个彩绘抄本当为明代兵部或礼部用图。而明代刻本则为地方官用图，那么，山水画形式的《蒙古山水地图》应该就是嘉靖皇帝御用之图。

　　《西域土地人物图》（局部），

　　明彩绘本，台北“故宫”藏

　　明代刻本和彩绘抄本的发现证明《蒙古山水地图》确实被人剪裁为两部分，原图应长达40米。如今我们只见到原图的四分之三，而另外的四分之一下落不明。无论如何，这幅古地图中原来的地理范围应和嘉靖刻本一样，从嘉峪关直抵东罗马帝国首都鲁迷（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这幅图究竟出自谁手呢？据我们研究，嘉靖初年中国画坛能创作“长卷巨幛”者唯有明代“吴门画派”的谢时臣。嘉靖年间，谢时臣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我们认为，谢时臣可能受杭州三司之托协助宫廷画师绘制《蒙古山水地图》，谢时臣应是这幅丝绸之路手卷的主要绘制者。

　　2011年10月15日，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举办为期4个月的“丝绸之路”展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的出现，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2014年1月，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邀请世界各地专家、学者，出席在德国波恩举办的“中国和中亚地理和地图视野下的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德国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纽约城市大学，中国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的学者齐聚一堂，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探讨了《蒙古山水地图》对世界地理学和丝绸之路研究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图诸番图》）是明朝与西方海上交通的真实写照，那么《蒙古山水地图》手卷则全面反映了明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两者都充分展示了明代中期中国人丰富的地理知识。《蒙古山水地图》有力地反驳了“中国的世界地理观是由利玛窦开启的”这个观点，同时也充分证明了，当时中国人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是超乎我们原有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