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王小甫|中国与阿拉伯古代关系史的若干问题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分别处于亚州大陆的东、西两边，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但是，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却早从公元前就开始了。中国与阿拉伯固有种族、文明截然不同，却在两千多年的关系中长期保持和平友好往来，除了751年在中亚怛逻斯偶然发生过一次遭遇战外，从未产生过直接冲突，其间原因值得深究。世纪之交以来，由于全球范围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化，各国各地区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急剧增强、乃至产生所谓全球化趋势，世界面临新的社会问题和复杂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回顾一下中国与阿拉伯两个民族两大文明友好交往、和谐共处的历史、或许能对今日国际关系提供一些有益借鉴和启示。本文以下试以中、阿关系史上几个重要问题为例探究其性质和特点，以供讨论。
一、“玳瑁之路" (The Hawksbill Roads)
——平等互利的开始
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将古代东西方交往的历史归结为“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s），其本意是穿越亚洲内陆的商业驼队贸易之路(die Caravantstrasse)。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启动了主题为“对话之路” 的丝绸之路总体研究计划,大大推动和拓展了丝绸之路研究的领域以及相关知识的晋及，促进跨文化对话和理解。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因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迄至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丝路研究的内涵也不再仅仅是研究古代丝绸贸易与道路走向的变化，而成了研究整个古代东、西方世界之间的交流活动；其外延也不再限于穿越亚洲内陆的传统的陆路交通，而按其穿越空间分为绿洲之路、草原之路、南海之路、沙漠之路、吐蕃之路、西南丝路等，又据其主要运载的货物分为玉器之路、黄金之路、瓷器之路、玻璃之路、香料之路、玳瑁之路、青金石之路、茶马古道，甚至穿越北亚泰加森林的黑貂之路(Sable Road),等等。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观照，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的阿曼(The Sultanate of Oman)很可能是最早和中国建立关系和发展交流的阿拉伯国家。众所周知，阿曼东临阿拉伯海，北濒阿曼湾，扼守着波斯湾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在东、西方交流往来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从前以为，《三国志》卷30引《魏略·西戎传》中所说的“阿蛮”是最早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阿曼国家名称；其实，中国文献中还有更早的有关阿曼情况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毒冒，据唐人颜师古注释应即碡瑁／玳瑁；番禺即今广州。而有研究表明，古代的玳瑁或者说最上乘的玳瑁产品就出自印度洋西北的阿曼湾。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记载：“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这说明早在中国的战国时代，玳瑁已经是较常见的男子饰品。
上述经由中国南海和印度洋的“玳瑁之路”应该就是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最早的交通往来路线之一，其开通利用甚至很可能早于久负盛名的传统“丝绸之路”。据研究，阿曼自公元前两千年已经广泛进行海上和陆路贸易活动，并成为阿拉伯半岛的造船中心；而且，直到1世纪中叶以前，印度洋上信风（季节性行星风系）的秘密一直掌握在阿拉伯人（也许还有印度人）手中；更何况由于技术等原因，直到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的海路交流（包括郑和下西洋）主要还是以近海航行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可以说，阿曼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必然成为古代世界东、西方经由印度洋海路交通的重要枢纽。换言之，可以认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古代中国和西亚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海路交流（瓷器之路、香料之路等等），很可能都是经过阿曼或者经由阿曼中介来进行的。这个问题既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有现实参考意义．目前尤其值得展开研究。
二、“怛逻斯战役”的性质和作用
降至7世纪，中国建立了唐王朝(618—907)；而先知穆罕默德则于622年(hijrah，伊斯兰历法元年）率众出走麦地那，开始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崛兴，随后建立了阿拉伯伊斯兰帝国。
阿拉伯帝国与唐朝的官方正式通交始于唐高宗初年，唐朝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旧唐书·高宗纪》上: 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已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同书《大食传》:“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瞰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瞰密莫末腻一名在其他汉文史料也写作＂黑密牟尼”等．都是阿拉伯语Amir al-Mu'minin的音译，其意为“信士们的长官”，在阿拉伯史料中专门用来称呼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即哈里发。显然，最早遣史唐朝的是第三位正统哈里发奥斯曼（‘Uthmanb.‘Affan）,他于644—656年在位。阿拉伯史料也普遍认为，呼罗珊(Khurasan,泛指阿拉伯帝国的东方)的征服正是在这个时代。在新任命的巴士拉 (Basra) 总督阿米尔（Abdullah b‘Amir，29-35/649-655）的精明治理下开始的。
就在阿拉伯帝国与唐朝正式通交的同一年．被阿拉伯帝国战败消灭的波斯国王也向唐朝遣使求援，唐朝即谢绝了他的请求，并回信劝他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谐相处。可以认为，唐高宗给波斯国王的回信实际上显示了唐朝对葱岭以西事务的基本态度。这种消极调和的态度与其在葱岭以东积极进取的劲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态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待外来不同文化和平包容的思想，同时也是中国传统“远交近攻”地区政治战略的表现。无论如何，说唐朝一开始就不想在国际关系中与阿拉伯帝国直接对抗，这从许多史实来看都是可信的。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中、阿两国在中亚还有一次成功的军事合作，并且实际上结成了国际政治同盟。
751年7月，唐军和阿拉伯军分别应中亚地方王公之请出兵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Talaz), 双方对峙五日，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终因参战的葛逻禄部众前徒倒戈而溃败这是历史上中、阿双方唯一发生过的一次直接冲突。关于这次“怛逻斯战役”的性质和作用，有人认为是中、阿双方历史性战略决战，我却认为只不过是唐朝与大食之间的一次遭遇战，因为怛逻斯战后大食并没有乘胜东进：
（1）战后，唐在西域仍旧保持相当的势力，天宝十三载(754年）“东曹国王设阿（忽）及安国副王野斛及诸胡九国王遣使上表请同心击黑衣”，唐朝也没有乘虚而入。
（2）怛战时，虽值大食改朝换代．但就唐、大食间整个关系说，并未见受到怛战的显著影响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和伊斯兰教义之开始打中文的记录，只是怛战的两种偶然结果。
目前得到普遍公认的说法，造纸术传到中亚、西亚是在751年怛逻斯战役之后。很多唐朝士兵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俘虏。被俘虏到阿拉伯国家的唐朝士兵中有不少工匠，从而促成了中阿之间第一次技术转移。据萨阿立比(al-Tha·alibi)《时代瑰宝》等阿拉伯文献记载．怛逻斯战役俘虏的中国士兵里有造纸工匠，正是他们在撒马尔干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座纸坊．
《经行记》的作者杜环也是怛逻斯战败后成了阿拉伯人的俘虏，从而得以亲履西亚两河流域。 762 年，杜环随商舶东归，著《经行记》，记载当时亚俱罗（今伊拉克库法一带）的风土民情，提到那里的中国人有京兆画工樊漖和刘泚、河东织匠乐
和吕礼等。该书有关大食、苦国（今叙利亚等地区）、伊斯兰教等记载，是中国有关阿拉伯世界最早、最确切的记录。可惜该书早佚，遗文收在杜佑《通典·边防典》中。中国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要数杜环《经行记》最早。有人研究《经行记》的记载，认为“基本上已将伊斯兰的信仰、礼拜、封斋、宰牲、饮食等重要功课都涉及了，生动具体而正确，在此以前和以后实所少见。
三、蕃坊与回回——包容精神的结晶
唐代经由南海和印度洋与阿拉伯国家交流的商道在贞元(785—804)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里记作“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经由印度驶向阿曼湾而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最终可从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报达（即巴格达）。而底格里斯河口附近的乌刺(Ubullah,地在今伊拉克巴士拉）据阿拉伯作家巴拉祖里(al-Baladhuri, 卒于892年）、迪纳瓦里(al-Dinawari, 卒于895年）等的记述被称作“中国港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由海路往来的密切程度。851年，阿拉伯佚名作者《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商人苏莱曼的见闻说，中国船经常停泊在阿拉伯海湾的尸罗围(Shiraf）。阿拉伯大旅行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这部历史名著中，则记述了中国船舶航行到阿曼、尸罗围和巴士拉等地的情况。
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取代印度人等而取得了印度洋上的优势，并将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15世纪末葡萄牙人东来为止。由此来华的阿拉伯人日益增多，他们多侨居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埠，并且往往和波斯人汇聚一处。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长安、洛阳的交通冲要如扬州、洪州（今南昌）等地，也有不少阿拉伯、波斯侨民。由于有种种便利条件，侨居或定居于唐代沿海商埠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往往数以千、万计。他们自立蕃坊，自有蕃长管勾公事。有些入华的大食人、波斯人等与当地汉人通婚，定居下来，这此久居不归的蕃客被称为“住唐”。住唐的蕃客开办蕃学，受汉文化熏染日深者或取科第。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曾任岭南节度使的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人李彦升。二年，彦升以进士及第。在唐代，试进士须通五经、明时务，进士登第，最为荣耀。彦升以阿拉伯人应礼部选，可见其学力已非一般。
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训教(Hadith): “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唐代，来自阿拉伯的“蕃客”和土生“蕃客”作为载体已经将伊斯兰教悄然传入中国，由于他们不对外人传教，也不与其他宗教争高下，更不攻击儒学，因此，没有引起统治者的特别注意，许多中国人也只足把它作为一种不问习俗看待。他们以其缓慢、但是很平稳的方式逐渐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总之，唐宋时代的穆斯林通过建立蕃学、科举考试、联姻、投充、蓄奴等多种方式和途径，融洽地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渐次扩大伊斯兰教载体的数量，成为后来形成中国回族共同体的来源之一。
目前学界公认，中国回族的主要来源是蒙元时代(1206—1368)来中国的回族人，其成分驳杂，主要是被蒙古军征调从军以及贸易经商的中亚波斯人和西亚阿拉伯人，其共同特点就是信仰伊斯兰教。在其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回族人逐渐形成了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点。随着回族愈来愈分散杂居在汉族之中，特别是回汉通婚而使汉人成分在回族中增多和回族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明代后期汉语巳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同时在其宗教生活和日常交往中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明清之际，一批回族伊斯兰教汉学家涌现出来，他们用儒学语言、儒家思想系统地研究、整理、总结伊斯兰教义，完整地够造了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写出了一批带有中国独特风格的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著作（这些著作被中国回族穆斯林成为“汉克塔卜”，即汉文经典），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实现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由此可见，回族在中国的形成、分布和发展，得益于与所处社会及文化环境相互包容，和谐共处。现在世界上，谁也不能否认回族是中国人，同时．谁也不能否认回族依然是穆斯林。中国回族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把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和古老的中华文化巧妙地融为一体，这是中国穆斯林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尤其是在今天、回族的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深入发掘和汲取。以供正处在全球化过程和变革浪潮中的世人参考。
四、关于“郑和下西洋”
明朝初年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1405-1433），其活动规模之大、航行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七下西洋，有四次都到了阿拉伯国家，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常识。我这里只想指出两件事实：
1.郑和下西洋是和平外交行动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般被认为是明朝在国内政治稳定后想要扩大其国际政治影响，此外也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的形式把传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扬光大。也有人说郑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寻建文帝的踪迹。当然，建文帝下落不明，明成祖不能没有疑问，因而郑和兼有这样的动机也是可能的，但这不会是郑和航行的主要目的。郑和的船队的大船称为宝船，其中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宽十八丈（合56米），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以比，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每次下西洋都有大型宝船60余艘，官兵二、三万人，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其他船只，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这样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线涉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肯尼亚），除了个别自卫行动外，没有进行过任何征讨和杀伐。所以，无论从哪方面看，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传统和平外交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后来西方“地理大发现”开始的那种殖民征服
2. 下西洋受益于穆斯林朝觐活动
七下西洋的中国船队统帅郑和（1371-1433）是回族，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姓马名和，小字三宝，因在“靖难之役”有功被赐姓“郑”。不仅如此，郑和的随员留下了三部有关下西洋的原始记录，即马欢的《瀛涯胜览》(1416年初稿，1451年成书)、费信《星胜槎览》(1436年成书）和巩珍《西洋番国志》(1434年成书）．其中马欢和费估都是回民。其实．在郑和的下西洋船队中还有许多穆斯林兄弟，他们以自己的教友身份和懂得阿拉伯语的专长，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例如．《瀛涯胜览》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曾选差懂阿拉伯语的通事（翻译）七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前往麦加，“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鸵鸡等物，并画天堂（麦加恺阿白al-ka'liah大礼拜寺）”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
这种情况显示．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及其航行路线，应该大大得益于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众所周知，朝觐穆斯林的“五功”（功课即宗教义务）之一。因此，很可能自阿拉伯蕃客来华“往唐”有了第二代起，就有了从中国开始的穆斯林朝觐活动，他们十有八九都会采用自古以来往返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传统商贸航路。另据研究，元代以来居住在云南的穆斯林有很多人取道缅甸，从孟加拉前往天方（即麦加）朝觐，（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天堂”条记载：“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以上可至其地。”有学者研究传世的《郑和航海图》，认为《航海图》上牵星过洋计算星辰高低的1指阿拉伯天文学上的1指（Issaba)距离大致相等、甚至“过洋牵星所用指、角等名称以及1指所等的度数，和阿拉伯人所用有相似之处”，因而“说《航海图》是以阿拉伯人的地图为蓝本”。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无道理，值得进一步研究，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揭示中国和阿拉伯两个民族两大文明长期友好交往、和谐相处的深层内部原因。
五、余论
近年来有人在世界上鼓吹所谓“文明的冲突”，或许是受殖民时期的历史传统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人类各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发生冲突。我们看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并非因为地缘无关才维持了和平共处关系，即使是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勃兴时期以及郑和船队远航到西亚非洲的情况下，双方依然保持了同盟友好、和谐互利。为什么呢？我想，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仁爱”精神和中庸和谐观念应该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的仁爱精神主张：“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庸观念则以为“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中国人认为：和则两利（双赢），斗则两伤。这些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顺从”、“和平”的核心价值观有着相通一致之处。
降至近代，中、阿双方均非殖民帝国主义，并没把把自己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的经历．因而也没有改宗“文明冲突论"，仍然坚持和维护自己的文明文化传统。中、阿交往的历史表明，在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急剧增强的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仍然有其价值和现实意义，仍然应该坚持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使各国人民在全球化时代也能做到互利共赢。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尊重并认真地汲取。
本文原载于《田余庆先生90华诞颂寿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