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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奇迹的诞生——回顾金沙“三部曲”

摘要:   仅仅在十几年之前,西出成都,金沙还是一块正待开发的商品房建筑工地;十多年之后,金沙遗址博物馆已成为成都文化的地标,迎接世界各国游客。如今的金沙,不仅成为成都市最重要的文化品牌之一,促进了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了城市形象和“软实力”,而且在国内外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从金沙遗址发现到“太阳神鸟”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再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全面建成,犹如动人心魂的“三部曲”,已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 ...
  仅仅在十几年之前,西出成都,金沙还是一块正待开发的商品房建筑工地;十多年之后,金沙遗址博物馆已成为成都文化的地标,迎接世界各国游客。如今的金沙,不仅成为成都市最重要的文化品牌之一,促进了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了城市形象和“软实力”,而且在国内外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从金沙遗址发现到“太阳神鸟”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再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全面建成,犹如动人心魂的“三部曲”,已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三部曲”之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历史学家知道,在金沙发现之前,成都的文明史最多可以追溯到秦并巴蜀之前的开明王朝,文献传说开明五世从郫邑迁都到今成都,但是,考古发掘所知道的这一时期留下来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墓葬遗存,尽管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但留给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蜀王本纪》记,那时的人“不晓文字、未知礼乐”,呈现出原始、落后、蒙昧的文化状态,甚至一些历史学家断言古蜀国仅是中原王朝的“方国”之一,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与中原文化比较,蜀地文化明显滞后,文明程度存在巨大落差。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原中心论占据统治地位。1983年在成都召开的考古成果汇报会上,一些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遗址、方池街遗址的陶器残片忽略的情景历历在目。但是,随后的考古发现彻底颠覆了学术界已有的看法:1986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现震惊学术界;1996年,在成都平原发现9座以新津宝墩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2001年,金沙遗址横空出世……在成都这座大都市生活的人们惊奇发现——在这片土地之上,古蜀人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远古文化。

  早在1999年,考古学家配合基建在成都西郊开展大规模考古勘探与发掘过程中,即已发现今金沙遗址北部的黄忠地点除常见的商周时期灰坑、墓葬之外,还有过去未曾见到的大型房屋基址,但当时不敢设想,这处与西周宫殿遗址结构类似的建筑有可能是古蜀王国最高统治者留下的遗迹。

  金沙遗址祭祀地点发现之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绵阳召开新一年度的考古工作规划会,会上获悉,在金沙地点出土了动物骨骼和玉器残片,当时判断有可能是一处大型墓葬,但随着文物大量涌现,该遗址属于祭祀遗存的特点不断显现。

  考古工作者开始从更广阔范围来思考这一发现的价值。随后开展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长达7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掘一直没有停息过,考古人员共对数百处基建工地进行文物勘探;设立考古工作站,负责金沙片区广大区域考古工作的统一管理;探明金沙遗址分布范围达5平方千米,已发现的重要遗迹包括墓葬区、一般居住区、祭祀区、宫殿区,三千年前的城市轮廓开始浮现;最初出现大量珍贵文物的地点应属祭祀遗迹,当为使用了数百年约当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专用祭祀场所;大量遗迹和出土文物证明金沙遗址应属古蜀国最高统治者活动留下的遗存。可以说,金沙的考古发现,对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研究以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就这样,金沙遗址作为21世纪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被载入史册。

  “三部曲”之二:征服世人的“太阳神鸟”

  2004年3月,国家文物局向全国公开征集中国文物保护标志设计方案。同年8月,经过专家多次评审和网上投票,征集结果揭晓,一种仰韶文化“鱼”纹为意象的设计方案获得一等奖。但是,该方案并未得到大多数文物专家的认可,国家文物局对该方案一直未予确认。

  2005年5月,在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再次研究中国文物保护标志方案时,部分专家和领导建议也可选择以非原创作品的出土文物图案作为中国文物保护标志方案,同时认为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非常适合作为中国文物保护标志方案。6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志在四川考察文物工作时表示,希望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参与中国文物保护标志方案竞选。


“太阳神鸟”金饰

  专业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收集,由多位国内知名专家联名签署的《关于推荐金沙太阳神鸟图案作为中国文物保护标志的建议》的推荐信及时送达国家文物局。在6月28日召开的中国文物保护标志专家评审会上,多数专家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造型精美、寓意深刻,很好地表达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应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为基础设计制作中国文物保护标志。随后,著名标志设计企业——正邦设计公司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为基础完成了全部标志设计工作。7月6日,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专题研究了“太阳神鸟”金饰作为中国文物保护标志的推荐方案,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将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物保护标志十分恰当,并认为中国文物保护标志改称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更为贴切。考虑到中国文化遗产涵盖面更广,在征求了文化部以及其他部委的意见后,8月16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向公众发布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国家文物局在发布会上指出:“标志上方采用简体中文‘中国文化遗产’;下方用汉语拼音表示;核心部分图案采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图案,被专家命名为‘太阳神鸟’或‘四鸟绕日’。”10月,在西安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国家文物局将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的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蜀锦刺绣向各国专家展示,在会上引起轰动。12月18日,国家文物局在金沙遗址设立的中国文化遗产永久标志雕塑落成。


中国文化遗产标识

  至此,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申报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有了圆满结果。

  “三部曲”之三:走向未来的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发现后,成都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及时采取了五项重要措施:

  一是集中考古科研力量准确掌握金沙遗址分布情况及学术价值。金沙遗址发现后,文物考古部门立即设立金沙遗址考古工作站,全面负责金沙片区考古工作。经过长达数年的艰苦努力,工作站共配合60余个建设项目开展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0余万平方米,可以确定遗址分布面积达5平方千米以上,发现的重要遗存有大型宫殿基址、祭祀区、中小型居址、墓葬区等,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象牙、陶器等各类文物上万件。

  二是及时组织编制《金沙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将金沙遗址摸底河以南保存较好的祭祀遗迹区整体划入金沙遗址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内只允许修建与发掘、保护相关的设施(遗迹馆),包括文物陈列馆、文保中心等博物馆主要设施则规划在摸底河以北的一般保护区,使金沙遗址文物保护范围和博物馆设施总占地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456亩)。《规划》还对金沙遗址保护范围周边建设项目的风格、体量、高度作出了严格限制。


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遗迹馆

  三是建立健全了政府主导、各方配合的遗址保护格局。市政府将金沙遗址保护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目标,规划、国土、城建、市政等各部门以及遗址所在的青羊区和金牛区政府积极支持配合,完成了土地置换和回购、配套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大量工作。

  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张扬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形象。2005年8月16日,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5年10月17日,金沙太阳神鸟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遨游太空;2005年12月18日,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永久性纪念雕塑在金沙遗址博物馆落成;2006、2007年连续两年的中国遗产日,中央电视台对金沙遗址博物馆发掘现场进行直播;2005年以来,以金沙遗址发现为主题创作的《金沙》音乐剧演出近千场次……这些重大事件,通过海内外媒体的大量报道,让金沙走出了成都,也让成都走向了世界。


弦乐四重奏《金沙·找魂》

  五是转变观念,创新思维,实现和提升大遗址保护的社会价值。从过去的情况看,考古成果要转化为向公众展示的文化产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为了尽早实现这一转化,成都市在保护好金沙遗址的前提下,按照“国内一流”的标准及时进行了金沙遗址博物馆建设招标设计工作,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符合金沙遗址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文物陈列馆、文保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和环境景观设计方案。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方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有关专家的充分认可,财政部、国家文物局下拨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支持博物馆建设,成都市政府为此安排了3.89亿元专项建设资金。建成后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采用发掘现场大跨度钢结构建筑设计,建筑最大跨度超过63米,将金沙遗址已探明的祭祀遗迹分布集中区全部覆盖,有效地改善了祭祀遗迹发掘区遗址的保存环境,为今后更好地开展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金沙遗址博物馆文物陈列馆建筑造型独特,地下空间利用充分,公共活动面积适宜,建筑与遗址环境高度协调,确保了博物馆建设的整体效果,而文物展厅大跨度无立柱空间又为陈列展览提供了良好条件。考虑到遗址保护范围地势低洼和位于城区的特殊环境,在对金沙遗址保护范围地表实施回填保护后,种植大量可以遮挡周边建筑的高大植物,改善和优化了金沙遗址遗产保护环境。2007年4月16日,金沙遗址博物馆以设施先进、造型新颖、理念超前的国内一流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成都继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之后又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2009年,金沙遗址博物馆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10年,金沙遗址被公布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2年,金沙遗址博物馆晋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从开馆至今,金沙遗址博物馆共接待来自海内外的观众上千万人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回顾金沙“三部曲”,作为其中的参与者、见证者,内心充满无比的骄傲与自豪;面向未来的发展,作为我市文物考古工作者之一,更觉肩负责任和期待。(本文由孙莉、蔡鸿博摘编自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编著,《金沙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探索及实践》之 序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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