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话语：王仁湘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至1994年连续5年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曾任考古所西藏队队长。曲贡遗址是他主持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出土的青铜镞把西藏使用青铜的历史由原来普遍认为距今约2000年（第八代吐蕃赞普时期）提前到距今约4000年。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西藏高原古代文明起源，意义重大。——侯石柱

 

 

　　我对西藏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每当说起高原的人或事，我的思绪就会一下子驰骋到雪域，心中整个地都会为冰峰、羌塘、雅鲁藏布和布达拉所占据，就会想起在藏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日日夜夜，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在遥远的雪域，我饮到酸甜的酒，听到高亢的歌，看到优美的舞，遇到纯朴的人，寻到古老的梦。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在拉萨郊外这个古代文化遗址里，我和我的同行与藏族先民直接交流，我们探访到西藏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远古农牧文明。在感受高原烈日的光焰时，面对着雪域先民的遗迹遗物，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远古的辉煌。

 

 

　　1989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在长沙举行，我与同窗索朗旺堆在会议上不期而遇，当时担任着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他，向我表达了请考古研究所派员参与西藏地区考古发掘的愿望。就在长沙年会一个多月以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雪域高原的盛情邀请。于是在当年夏季，我完成了一次近乎是梦中的旅行。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次穿越世界屋脊的旅行，让我饱览了高原神奇的风光，让我探访到雪域居民的古今世界，它还以我从未体味到的强大力度磨炼了我的意志，它使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有了在其他境遇中不可能获得的人生体验。

 

　　初次进藏并没有领教到唐古拉山生命禁区的威胁，而是由北京乘直航班机直飞拉萨。对北京而言，拉萨离太阳的距离毕竟近了3600多米，阳光更加灿烂，风光更为清新，但是低氧的空气却让人心跳加速，头痛不止，吃饭不香，入睡无眠。在藏期间，我的心脏搏动的频率始终在每分钟130次上下，每日只能维持3小时左右的浅睡眠。种种不适的感觉，并没有冲淡我初涉雪域的兴奋，也没有退却我深入探访高原的信心。

 

 

　　身体经过了几天的调适，感觉活力有了些许增加，在索朗旺堆主任的陪同下，开始了为期近1个月的野外考察旅行。考察的路线是先由川藏公路往东至林芝，再由林芝向西折，经山南至日喀则，然后绕过羊八井返回拉萨。一路重点考察的地点有林芝杜布石器地点和石棺葬墓地、朗县列山吐蕃墓地、乃东吐蕃墓地、琼结藏王陵等处。沿途众多的寺庙与飘飘扬扬的经幡，向我们展示着藏传佛教的现代氛围；山间高耸的陵墓和大大小小的遗址，向我们传导着高原文化的古代信息。高山牧场牛羊成群，河谷盆地麦浪翻滚，一派现代农牧文明景象，眼前的一切时时让我的思绪跃入到远古。就这样，探求高原农牧文明的演进，追寻它的源起，成了我心中开始酝酿的第一个西藏考古的学术课题。

 

　　穿越巍峨雪山，渡过澎湃藏布，我们不难发现，雪域不仅有奇险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璀璨的远古文明。拉萨北郊的曲贡村遗址，是我计划进行发掘的一个重要预选目标。曲贡，在藏语里是“水塘”之意，“曲”就是水，“贡”则是堰塘。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曲贡村位于拉萨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拉萨城正北5公里处的色拉乌孜山脚下，东面不远处就是黄教名寺色拉寺。由遗址南眺，可以清晰地望见雄伟的布达拉宫；登上布达拉 宫北望，更可对遗址一览无余。曲贡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 游地区，它的主要内涵应当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断面 ，很有发掘价值。 在离开拉萨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我又一次来到曲贡村。这次在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面，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一见这黑黑的木炭，令我眼前顿时发亮，采到了木炭标本，就等于是拿到了判定年代的钥匙。采集起足够的木炭标本，我心头涌现出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回到北京，不待身体缺失的氧气补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晕眩状态，我抓紧将木炭标本送到了碳-14实验室。没过多久实验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编号为ZK-2334的木炭标本，年代测定为距今3115年。我知道这个数据代表的只是曲贡遗址上层遗存的年代，它的下层的年代肯定还会早出一些。就是这个年代数据也已经让我觉得很踏实了，它至少是在前吐蕃文化的范围以内，表明曲贡遗址的主要内涵是属于史前的。不用说，是这个年代数据坚定了我的信心，由此我便下了决断：我们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就从曲贡遗址做起。

 

　　在我初入西藏1年之后的1990年夏季，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带着国家文物局核准的考古发掘证照，带领着新组建的西藏考古工作队，又一次登上了西进雪域的旅程。

 

 

　　曲贡遗址的发掘连续进行了3个年度，先后进藏参与这项工作的有10多人。我们有时由空中飞抵拉萨，有时则由陆路穿越雪域。队伍最大时有6个人，那次是由青海格尔木乘汽车经青藏线入藏，全体人员都经受住了高山缺氧的严峻考验，头痛和呕吐自不能免，在彼此的关照下平安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

 

　　沿途的冰峰，晶莹剔透， 虽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雄伟，但那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却使人永不能忘怀。 由日落西山迎得日出东方，一昼夜的颠簸，谁都没有合一下眼。 当疲惫的汽车缓缓行进在拉萨河谷时，海拔高度已经下降了2000米。抬头向车外望去， 阵雨洗涤过的天空中现出了两道叠合的彩虹，是这难得见到的霓与虹将我们引导进了拉萨古城。我的一位年轻同行说，这应当是一个好兆头。

 

　　1990年8月18日，我和我的同行进驻曲贡发掘工地，宿营地是离遗址不远的部队营房。在大体安顿好以后，当天就进行了环境调查，确定了具体发掘地点。20日发掘正式开始，通过小面积试掘，工作很快全面铺开。来往的僧尼路过这里，赶着牛羊的牧童经过这里，他们不知道这平日里走惯了的山脚下，会有历史遗留下的什么宝藏。

 

　　由于受山洪冲刷，遗址被分割成若干条块，保存不佳。但在一个月后第一期发掘工作顺利结束时，收获却超过了我的预料。在接下来的1991、1992年田野工作又持续了两季，遗址保存较好的部分全都进行了发掘，遗址的总面积为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发掘揭露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两类，出土遗物有玉石器、骨器、陶器、小件铜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石器以打制的占绝大多数，以石片石器为主。石片石器普遍采用预加工技术制作，先在核体上整形修刃，工艺简练。打制石器主要类型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斧形器、凿形器、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尖琢器、石钻和石镞等。见到少量细石器标本，多见细石叶，不见典型细石核。出土的磨制石器和玉器很少，但制作十分精致，采用了穿孔和抛光技术，主要器型有梳形器、锛、镞、刀、齿镰、重石、研色盘、磨盘与磨棒等。骨器有一定数量，品种比较丰富，锋刃磨制较精。主要器型有锥、针、镞、笄、饰牌、刀、梳形器等，其中以骨锥数量最多。

 

　　曲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具是陶器，制陶采用了手制轮修技术，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都显示出相当高的水平。陶器主要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颈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多见圜底器，绝不见平底器。陶质以夹砂灰褐色、黑色、褐色为主，很少红陶和红褐陶，有十分精美的磨光黑陶。陶器的装饰采用磨光、磨花、剔刺、刻画等工艺，不见拍印纹饰。纹样多见菱格纹、重菱纹、戳点纹、划纹、折线纹、三角纹、圆圈纹、网纹、附加堆纹等。

 

　　曲贡人制陶采用的磨花装饰工艺，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工艺，过去国内史前考古还不曾有过类似的发现。它是在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底纹，使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作者：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