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在考古发掘中，人体骨骼的发现最为重要，其重要程度，远超过金、银、铜、铁、陶、石、骨、木等或贵重或平凡的随葬器物。人骨携带的信息量是纷繁的，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毫无疑问是体质人类学家。如果认为体质人类学家仅仅是判断一下骨骼的性别、年龄或者所谓的人种，那就大错特错了，骨骼主人生前的疾病、部分生活习惯、经常从事的劳作等信息都会保留在骨骼上，体质人类学家通过对骨骼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描绘出最接近真实的死者生前概况。

 

 

　　吉林大学考古系魏东博士等体质人类学家们很早就关注到哈密地区早期田野考古中发现的人骨，多次到哈密采样，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检测结果。在此基础上，他们系统地对天山北路墓地、焉不拉克墓地、五堡墓地、寒气沟墓地、亚尔墓地、拜其尔墓地、黑沟梁等墓地进行了广泛的采样、检测、分析，运用学科发展的新理论、新理念、新方法，对比研究，有了很多有意思的新发现。这是难能可贵的，为客观认识三四千年前哈密地区古人群的交流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处于河西走廊西端的哈密地区因为东天山的横贯而过，被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地貌复杂，南有绿洲、北有草原、中为山脉，有新疆缩影之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重要的生活繁衍之地。考古成果显示，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就有多种文化在此汇聚、交融，东来西往、南下北上，在这块土地上发育成长的文化因此具有天然的多样性、复杂性。

 

　　哈密如此，新疆也是如此，人们关注这里的考古，也关注这里古代文献记载的历史，考古如何与文献对照？尤其是如何以考古来对照文献中活动在这片广阔天地中的“月氏”“乌孙”“匈奴”……这是新疆考古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需要谨慎对待，认真研究，简单地一一对应，是不可取的。

 

　　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正处于亚欧大陆文化上升繁荣的时期，社会发展与变革在哈密也同样有显著的表现。多种文化的碰撞频繁发生，来不及完全融合就有新的文化叠加，这一时期考古发现中所表现出来的考古学文化无一不有这样的特点。复杂的文化因素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体质人类学显然是解开纷扰的有力臂助之一，帮助我们开启了向“人”研究的路径，向前深入还需要更多的工作。

 

　　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哈密地区古代人群的变迁与交流模式研究》（下文简称《模式研究》）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建立在大量人骨检测分析上的研究成果，如常见的颅面特征、性别与死亡年龄、病理创伤。古DNA检测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对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人群活动、交流变迁有了清晰的研究，这些可以直观反映出多年来体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以及魏东团队的努力。囿于资料限制，一些方法尚处于初步尝试的阶段，但对于眼下的考古学地域性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蓝本，或许以后这样的研究，会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深入，越是这样，这本书体现的奠基作用就越发清楚。

 

　　跟体质人类学或者古DNA研究的学者一谈到全面检测、建立数据库的问题，最终往往纠结在经费的问题上。技术、理论、方法都已经比较成熟了，缺的就是资金和意识，二者看似无关，其实有着或深或浅的互为表里的关系。

 

　　《模式研究》一书其实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检测标本并不能全部采集，一些值得关注的标本也因此被忽略了，比如在拜其尔墓地中，M41中一节粗壮成人椎骨被一铜器刺穿贯通，嵌入至今。这样的标本不但值得从体质人类学方面去研究，也值得针对青铜武器的强度、硬度来检测分析。

 

　　从全书的研究结果看，涉及到了古人食物结构、人群互动、战争导致的创伤、人类劳作习惯等方面。或繁或简，如果能够跟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全面的对比，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例如书中所言：“天山北路文化已经体现出鲜明的自身特点。尽管在其中有大量受到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影响的痕迹，也不乏西来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仍掩盖不住其自成系统的本质。此时，麦作农业与粟黍农业同时存在，并分别在当地居民的食物结构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畜牧业初具规模，可以保证肉类食品的基本供给。从人群的发展情况看，人群处于扩张状态，除其自身发展外，来自欧亚大陆东西两个部分的居民都对该人群的扩张有所贡献。人群的体质特征，保持着共性下存在差异的动态平衡状态。”

 

　　这样的结论与考古学文化研究是否对应？如果在书中展开论述，当然会相得益彰。天山北路墓地考古学文化反映出的特征除了东西方向的交流外，北方的影响不应忽视。其实在书中第二章中是谈到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人群中有来自北方草原的影响。此外，关于生业方式的问题，在稳定同位素测定分析同时，还要结合墓葬中出土的生产工具以及生活资料的因素来分析。天山北路墓地中出土的器物中少有明显的农具，体现生业方式的器物也很少。人群的扩张会携带各种文化因素而扩张，在周边的遗迹中是否有天山北路墓地的文化因素呢？这也需要考量一番的。

 

　　天山北路墓地人群与焉布拉克墓地人群的关联性，在出土器物上也有一定的表现，互证的结果不容置疑。

 

　　关于人群与民族的思考和探讨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也更加集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把近现代出现的“民族”概念与古代人群相对应是不恰当的。古人对于人群划分并记载，自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其中文化的认同可能是最重要的。即便是“种族”这样的人群，也并非有着截然的分界，交错分布是其存在的客观规律。亚洲的北部和西部天然就有这样的不同人群，因此在新疆同一处古代遗存中，发现不同体征的人群，并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他们的文化可能还是一致的。同一个“人种”中，可以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同一种考古学文化中，也可以有不同的“人种”。即便是使用了同一种语言的人，也可能是属于不同人群的。从文化、DNA的角度，探索古人的病理、不同人群间的互动交流、劳作行为、食物结构等等，使我们的考古研究内涵更为丰厚，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

 

　　无论怎样，考古学研究的目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上，《模式研究》一书中，通过对人骨创伤的分析可以看出，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密文化交流的频度和烈度，战争或许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也可以体验到这一点，从五堡墓地破坏墓葬的行为，到拜其尔墓地被武器刺穿贯通的人骨，无不表明了这一点。

 

　　每次阅读一本书，其实就是一次学习的过程，也是一次反思的过程。

 

　　评论一本书，其实是容易的，负责任写本书要困难得多。笔者因为在哈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多年，算是对那里的史前时期有所了解，从学校到现在，没有离开文物考古，并且走得越来越近了，算是有了一种情怀。对于《模式研究》这样的书，也就有了更多的期待。这本书从准备工作到成书发行，时间跨越了十多个年头，既有反复锤炼的过程，也是不断受到学科新发展、新理念影响的修正过程。这本书为我们认识哈密史前时期的古人开辟了多种殊途同归的通道，每一条通道深入推进的过程，都可以是精彩的篇章。

 

　　或许多年以后，有更多类似的著作问世，古代人群与相关文献的研究和联系会更加紧密，某某古墓地对应了乌孙，某某古遗址对应了月氏……那该是多么让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啊！

 

　　作为体质人类学的外行，对这样的著作说三道四，也就是因为还是干考古的，还是魏东的朋友，说得轻松，挑出问题也就比较随意，希望是互评互长，以便更好地一起为新疆这片神奇广大的土地做点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