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2016年新版封面地球上的人类大都经历过“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历史阶段，这就使得世界上19世纪以前形成的城市普遍营造了城墙，城墙成为城市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城墙、城门楼和城墙上的雉堞，形成一道显著而美丽的城市天际线，人们从遥远的田野上很容易辨认城市，而当你走近它时，又会被高耸威严的城墙所震撼。这就难怪当侯仁之先生在1932年初秋的傍晚，乘火车穿过华北平原到达北平（即北京）前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2016年新版封面

地球上的人类大都经历过“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历史阶段，这就使得世界上19世纪以前形成的城市普遍营造了城墙，城墙成为城市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城墙、城门楼和城墙上的雉堞，形成一道显著而美丽的城市天际线，人们从遥远的田野上很容易辨认城市，而当你走近它时，又会被高耸威严的城墙所震撼。这就难怪当侯仁之先生在1932年初秋的傍晚，乘火车穿过华北平原到达北平（即北京）前门车站，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他眼前，使其从视觉到心间产生了一种震撼，由此萌发了对北京城的兴趣，竟然研究北京城长达80年之久。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出版了关于北京城的研究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一书，1947年侯仁之先生在英国伦敦旧书店慧眼识珠，买下这本书，并将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喜仁龙教授（Osvald Sirén 1879–1966），出生在芬兰赫尔辛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最初的学术旨趣是研究18世纪欧洲的艺术史，1908-1923年间，喜仁龙取得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欧洲近代美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教席。从1928年起，喜仁龙负责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刻部的管理，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馆藏中国绘画作品，使他后来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在博物馆一直工作到1945年。喜仁龙曾经数次（1918、1921-1923、1929-1930、1934-1935、1954、1956）来中国考察，城市建筑、绘画艺术、佛教罗汉造像最让其流连忘返，他来中国考察城墙和城门的时候，是中国城市的城墙和城门还没有遭受全面拆毁破坏的时期。

1922年北京广安门城楼内

从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城市商业资本的活跃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欧洲的城市普遍经历了“文艺复兴”后的重建，构筑带有棱堡防御体系的城墙成为城市的新标记。近代产业革命以后，工业机器生产的普及，现代交通工具在城市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欧洲城市在城墙的外围普遍兴起新的建成区，林立的楼群压抑着昔日的城堡，城墙不再是欧洲城市的天际线，既不能给初到之人以强烈的震撼，反而会引起失落之感。

当喜仁龙先生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中国的城市还没有经历近代化的熏陶，大多数城市的城墙还相当完整，对于具有艺术史专业素养的他来说，从对欧洲城市失落中在中国又获得了真切的震撼，尤其是北京城的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正如其在《自序》中说道：“对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逐渐唤醒了我去了解这些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探求它们的修筑以及在不同时期改建的历史。”

正是带着这学术专业的思考和眼光，促使他对中国城市开始了真正的考察。

1922年北京内城东墙东直门段

20世纪前半叶完整的北京城，虽然是明、清两代留下的城墙和城门，但是北京内城（或称“满城”“北城”）的东、西城墙和街巷胡同，却基本上是元大都的基础。元大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完全按照中原汉式营建都城的礼制在田野上规划营建的城市，其街道胡同布局完全是从游牧转为定居时平均分配宅基地管理制度的产物，为后来的北京城留下了整齐划一的空间结构，这是一笔全世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元大都城墙是实现都城稳定与有序管理的工具之一，失去了城墙的约束，也就破坏了空间结构，更难以体现文化遗产的特征。

所以，北京城本来可以整体城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是随着北京城城墙的拆除，这一希望无可挽回地落空了，北京只能以紫禁城等单体建筑群来“申遗”了。

1922年北京外城 广安门西城墙

人类对历史文化遗物的保护和收藏是对过去时代的纪念和追寻，是对逝去时代文化代表物品的珍惜和欣赏。在历史上，总是将前一时代的宫殿建筑群视为过去统治的象征和代表，在改朝换代时，把前朝的建筑或城市加以毁灭性的破坏，誉为“革故鼎新”。例如：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灭”，金兵攻入北宋都城汴梁，毁大内、宫殿，拆下的梁、柱和“艮岳”山石全部运到了燕京，以营筑金中都城。元灭金，金中都遭到彻底的破坏；明灭元，同样平毁了元大都的宫殿。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中，仅有唐朝、清朝两代沿用了前朝的城市宫室。在欧洲，则有罗马帝国摧毁古希腊的城市和宫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沿途破坏烧掠，所到之处尽为瓦砾废墟。

不同时代的城市设计表达了社会制度与文化，当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时，人类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自觉地、有意识地多保存一些能够代表各个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统建筑，以使年轻的一代永远不会遗忘自己的“根”与民族文化的底蕴。作为民族文化特征标志的传统建筑不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存在，不能让子孙后代仅仅从博物馆中去感受，所以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注意保存前代历史时期的城市设计规划，保护城市中有历史标志性的城墙、城门和街道格局。

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现代化虽然能够带动城市产业的勃兴，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也进行着建设性的破坏，随着大批传统旧建筑被拆毁，中国城市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城市丧失了历史景观风貌，同时住民的心理情结也受到伤害。曾经有领导讲过“给城市脱胎换骨”，对现代城市缺少人文关怀，导致传统价值观的丧逝，意味着不再有更多的人热爱和关心城市。功利心理侵蚀着市民的良知，“世风日下，人心不蛊”，攀比性地营造高层建筑，中国城市变得“千城一面”，原本建筑的丰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由于对古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保护缺乏认识，因此，一批批古建筑及其周围环境在工业化的浪潮中遭到毁灭。

旧城中心地带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房地产业总是看好旧城中心地带，旧城内的居民被迁出，新住宅区人口过度集中，却缺少就业机会，仅仅具有“睡眠”功能，例如：北京的望京、天通苑、回龙观就是集中了几十万人口，除了住宅而缺少其他城市功能的大型居住区。每天上班族加剧了北京城市交通的繁忙与阻塞，形成一个难以解决的怪圈。

1922年北京城东南角楼 水关

有规划的城市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规划的城市代表着有秩序，在王朝时代有秩序的表象就是营筑城墙。从中国城市结构的基本原则来分析，中国人一向注重“墙”的作用。墙，可以是用砖石砌筑，可以是用土夯筑，也可以是用篱笆木栅圈围。每一所住宅院落、每一座衙署、仓场或者庙观，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用墙围起来的“小城”。

南北朝至隋唐期间，中国城市盛行封闭的坊市制度，若干不同功能的院落式组群，用墙围起来，合成一个个的“坊”；坊内有十字街道，坊墙有门，因此，坊相当于比院落大一些的“城”。若干个坊被街巷隔开，或用高厚的墙围起来，则组成了“城市”。市场也被固定在有限的几个市坊墙内，依时启闭。因此，那时候的城市街道平直，城市建筑布局显得很规整。

宋代以后，虽然“坊墙”渐渐废除，而重视城市功能结构的规划原则仍然不变，修筑城墙更加严谨。现存文献记载，中国人从距今三千年前的周代开始，就习惯于按预先拟订的规划营造城市，除了服从于自然环境条件之外，更赋予一定的礼制思想甚至风水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用建筑载体来表现的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百姓对围墙式建筑物根深蒂固的信赖”。

所以，中国历代无论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大多数都是经过规划、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传统中国城市规划孕育的文化内涵在于用墙来体现素肃与崇尚礼制的繁缛，城市内街道的繁华与胡同的幽静形成对比，受城墙约束而形成的严整和含蓄，更表达了城市居民衡久的礼俗状态和文明心态。这是当今我们迈向城市现代化时必须给予关怀的。

“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喜仁龙这样评述我们的城墙，更不要说那些充满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城门楼了。如今我国历史上数千座城市中保存比较完整城墙的城市已经不多了，根据与现代城市重叠沿用而非城市遗址的初步调查，都城级城墙尚存的城市有：西安、南京、开封，保存城墙相对完整的府级城市有：大同、荆州、宣化、榆林、正定、襄阳、苏州、大理、永年、衢州，城墙完整的州县级城市仅有：寿县、平遥、松潘、兴城、临海。

所以，有比较完整城墙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稀罕之物，当然需要精心呵护。

1922年北京外城沙窝门（广渠门）瓮城、城楼

距离喜仁龙（Osvald Sirén）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1985年中文译本出版又过去了30年，正当人们渐渐失去对往日北京城的印象时，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再次取得喜仁龙先生原书的翻译出版权。经过细致完整的重译，修正了前一版中译本的一些错讹，保存了比较清晰的当年拍摄北京城墙和城门的照片，特别是补充了作者原书中有关中国西安、青州城墙和城门的部分照片。

本书中译本的重新出版再次唤醒人们对昔日北京城的印象，它不仅激起思恋的乡情与忆想；而且更引发对保护城市城墙的思考，再次提醒国人只有精心呵护传统建筑，才能因体会其艺术美的价值而产生爱，惟有爱才可能去实现我们的梦。

李孝聪

2016年9月17日

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922年北京内城西南角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