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19 敦煌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

摘要：2008年10月以来，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摩尼教遗物，接着，在福州、屏南等地相继发现摩尼教遗存，既有文献、文物，也有摩尼教庙宇，尤其是屏南降龙村，家家户户供摩尼光佛和林瞪。2013年7月、2016年3月，由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组成的调研组两度赴福建考察摩尼教遗迹，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看出，摩尼教是一种活态宗教，在福建省霞浦、福安、屏南、福州、晋江乃至浙江省南部都有存在，均可归入霞浦摩尼教系统。与原始摩尼教不同，霞浦摩尼教在流播过程中，因应形势的不同而逐步佛道化甚至民间化，这大概是霞浦摩尼教能够在福建、浙江一带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霞浦摩尼教文物文献；福州福寿宫；屏南活态摩尼教；晋江草庵

一、缘起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种宗教，其摄融了曾流行于中亚地区的祆教、诺思替教、景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以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为主旨思想。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后来因受到波斯王巴拉姆一世（Vahrām I，274~277）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进入河中地区，后逐渐东传至中国内地。以其教义融合了拜火教、佛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等多种宗教的成分，又曾流传于亚洲、欧洲和北非洲等广袤地区，被西方学者誉为“真正意义上的唯一世界性宗教”。该宗教起源于伊朗，繁荣于中国，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传播，与丝绸之路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故而又可被称为“丝路宗教”。

20世纪以前，西方学界对摩尼教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间接资料，即依靠古代与摩尼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记载。自摩尼教创立之日起，摩尼教就受到基督教的批判，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4世纪初赫格曼尼亚斯（Hegemonius）所撰《阿基来行传（ActaArchelai）》[1]及4世纪末5世纪初圣奥古斯汀（St.Augustine）批判摩尼教的著作等。[2] 伊斯兰教方面对摩尼教的记载，可见于10世纪末阿拉伯传记作家柰丁（an-Nadim）著《群书类述（Kitabal-Fihrist）》，其中转引了当时尚存的摩尼教经典原文。[3] 此外还有阿拉伯学者比鲁尼（Al-Biruni）所撰《编年史》的零星记载。[4] 11世纪中期，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AbūSa’id ‘Abd-al-Haiy ibn Dahhāk ibn Mahmūd Gardīzī）曾撰游记性著作《纪闻花絮（Zayn-al-akhbār）》，其中对回鹘摩尼教的记载非常重要，可填补汉文史料记载的空缺。[5] 而摩尼教由于屡受迫害，本身留下的传世文献非常稀少，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局限。

摩尼教研究迎来转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于摩尼教文献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在19世纪末的埃及古城奥西润格斯（Oxyrhynchus），探险家在这里发现大量希腊罗马纸草文书残片，还发现少量福音体文字书写的叙利亚文摩尼教文书。

第二次重大发现是在敦煌和吐鲁番。在敦煌，斯坦因（A. Stein）带走了摩尼教《下部赞》与《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一半，伯希和（P. Pelliot）带走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另一半，北图收入了《波斯教残经》。而在吐鲁番，德国探险队经多次发掘，在高昌摩尼教寺院里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残卷、图画等，后来的学者还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甄别出多处摩尼教洞窟。吐鲁番摩尼教文献涉及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回鹘文、摩尼文、粟特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印证了摩尼要采用全世界所有语言来讲述其宗教的宏愿。其中有用回鹘文、摩尼文书写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约有数百件，内容包括《摩尼教徒忏悔词（Xuāstvānīft）》《摩尼大赞美诗》《二宗经（ÏkiYiltïz Nom）》残片、摩尼父赞美诗、商人阿拉赞的故事、摩尼教徒忏悔文书、摩尼教历史文书（如《牟羽可汗入教记》和《牟羽可汗宣教书》等）及施主题跋等。这些文献有的用回鹘文书写，有的用摩尼文书写，也有少数用突厥卢尼文书写，内容丰富，极大地充实了古代回鹘摩尼教的文化内涵。[6] 另有波斯语文献《沙卜拉干（Sabuhragan）》，而出土画图中则出现了摩尼教僧侣身着白袍的形象。

第三次重大发现发生于1929年，在埃及法雍西南30公里处麦地那—马地（Medinet Madi）之一所废墟中发现了4~5世纪时的7件科普特文摩尼教写本，计2000余页，其中最著称的即为《克弗来亚（Kephalaia）》和《赞美诗集》。

第四次是在埃及达赫莱绿洲，在那里发现的一大批科普特文、希腊文和叙利亚文原卷，代表作有胪列摩尼教七经的《书信集》。

第五次是自2008年10月以来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的。在北宋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1003~1059）第29代裔孙林鋆先生的主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专家学者金泽、黄夏年、郑筱筠、陈进国等先生亲临福建霞浦进行学术考察，在霞浦县有关部门等的帮助支持下，并积极发动宗亲和乡贤查找相关线索和各类资料，先后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宋元明清以来的摩尼教文献与文物，现知者有《摩尼光佛》《高广文》《冥福请佛文》《乐山堂神记》《明门初传请本师》《借锡杖文》《借珠文》《付锡杖偈》《奏申牒疏科册》《点灯七层科册》《兴福祖庆诞科》《吉祥道场申函牒》《吉祥道场门书》《门迎科苑》《祷雨疏》《求雨秘诀》《送佛文》《摩尼施食秘法》《缴凭请秩表》及多种《无名科文》等，内容极为丰富。[7] 新近又从福建屏南县降龙村发现了三件摩尼教文献，尤其是《贞明开正文科》，与霞浦本《摩尼光佛》存在着密切关系，其中的许多内容，又见于霞浦本《兴福祖庆诞科》和《点灯七层科册》，尤其是祝颂语，是直接继承《下部赞》而来的，说明这些福建摩尼教文献与敦煌所出唐代摩尼教写本当出自同源。[8] 元文琪先生言其一脉相承，[9] 虽也有这种意味，但并不确切。因为敦煌与福建相距遥远，福建摩尼教能够直接继承敦煌写本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福建地区发现的摩尼教遗存，不仅数量多，而且延续时间长，不仅有文献、文物，还有寺庙，堪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吐鲁番、敦煌摩尼教文献发现以来，中国境内摩尼教文献的第二次大发现，尤其难得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摩尼教早已绝迹，只有在福建摩尼教以活态形式存在，堪称世界摩尼教的活化石。

承蒙林鋆先生信赖，我们较早获得了这批珍贵文献的照片资料，并获得研究、发表之授权。通过几年的蒐集、整理与摸索，我们大致弄清了这批文献的基本内核，并先后发表过十余篇论文。应林鋆先生的邀请，我们于2013年和2016年先后两次赴福建调研。第一次考察成员有杨富学、包朗、彭晓静、史亚军、侯明明、计佳辰六人，踏查地点主要在福州、泉州和霞浦；第二次由杨富学、包朗、李晓燕、王东、张海娟、路虹、盖佳择、陈瑞莲、李志勇等九人组成，踏查地点在福州、霞浦和屏南。这两次实地踏查收获颇丰，其中有很多过去所未知的新资料。兹将主要收获公诸同好，冀以推进福建摩尼教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霞浦县二度调研之主要收获

2013年7月18日，在上万村林新银支书和新四军小学吴忠棋校长的陪同下，调研组分别参访林氏宗祠和观音阁。2016年3月17日，我们再度对二者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这次由林鋆先生亲自陪同并讲解。

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日林氏宗祠都会举行祭祀活动，所以宗祠内存有大量祭祀时所用的物品。祠堂高大宏伟，仰头可见殿顶精美的壁画，正殿塑林瞪与陈夫人像（图1）。空旷的祠堂大厅四壁，以各种文字、图片展示了林氏瞪公的生平及“赈灾救饥”、“津门救火”、“祈雨传奇”等传奇事迹，同时还展示一定数量的摩尼教科仪书，还有上万村林氏宗谱、禅洋村孙氏宗谱、上万村“阙下林”资料等。陈培生法师特意在祠堂内向我们展示了家藏摩尼教文献多件。

图1：上万村林氏宗祠主殿供奉林瞪和陈夫人

更为难得的是，考察人员有幸在祠堂内亲眼目睹了只有在每年祭祀时才会请出的明教法器遗物“五雷号令”、“圣明净宝”、甪端（图2）、铁质“金钟罩”和青铜三足香炉。这些法器平常由村民推选出来的10个人轮流保管，密不示人。为了纪念他们心目中的神祇、明教教主林瞪公，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上万村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包括戏班演出、祭祖、许愿还愿、拜宗谱、交换法器、跳神等。二月十七日，祭祀活动结束后，在10个保管人都到场后，法器才会被请出来，并郑重交给下届保管人。几百年来村民们虔诚地守护着祖宗流传下来的圣物，很多当地老人终生不得睹其真容，只有做过“户头”的人，才有幸得见。

图2：五雷号令和圣明净宝印章及甪端

上万村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很久以前，三眼天神降下旱灾，上万村连年大旱，滴雨未降，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寻找生路，适逢林瞪庐山学道归来，见此情景，祭出“五雷号令”、甪端等法器与三眼天神大战三百回合，将其击退，并用“五雷号令”施法降下甘霖，救了当地的老百姓。于是，“五雷号令”就成了上万村林氏祖传的祈雨法器。林瞪求雨所使用的“五雷号令”印章也大有讲究。宋代以来，摩尼教与盛行于东南沿海的雷神信仰及相关法术，特别是地方化的“法教”流派，形成了相互融合的文化取向。在宋代，雷法作为一种新兴的道法达到顶峰。专家认为，林瞪传承的“明门”法脉，很可能是这种“文化嵌入”的倡导者，而林瞪在摩尼教徒的阶层中又具有较高的品级，其法脉在福建“明教门”的形成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促使摩尼教进一步的“脱夷化”，从而演变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明教门”。

另外，据霞浦县长春镇吕峡村南山岛的当地人讲述，并经专家实地考察，该岛屿尚存留着林瞪修行的遗迹和传说。上万村现保存的这些明教的神圣器物的年代及南山岛史迹，无疑是较早的。青铜甪端至迟也是明代以前的器物，如故宫太和殿尚有一对甪端，用于焚香；脚踏蟒蛇的设计，亦显见使用者具有相当高的身份。至于“圣明净宝”印章，显然是“明教门”教主或教主级人物专用的权威凭信，用于各类上奏的科仪表文中，盖脱胎于道教“道经师宝”印章。因为“圣明”和“净”等术语亦见于汉文的摩尼教经文当中，符合摩尼教的教义。历年来，林氏家族只有在宗祠祭祖时才使用这些神圣的器物，而宗祠所祭之主神即是林瞪夫妇。

上万村临清桥东侧的观音阁始建于明天顺四年（1460），整个建筑分三部分，前有民国十六年重修的门亭，中间为天井，后为正殿。殿内较为醒目的当属辉绿岩质地的神龛佛座。整个佛座宽2.55米，高1.08米，深1.75米，正面压条刻莲花瓣纹饰，中间刻竹节纹四立柱，中嵌散堵图案，中堵刻两只螭虎，左右两侧刻牡丹图案。佛座两侧刻有建造时间和捐款名单，左侧刻：

劝缘都会首林伯润喜舍资财，共成胜事；募缘化士，方侃石匠郡崇，天顺四年正月吉日造。□□境信士赵□□舍银四钱；后石境信士林□舍米五石五斗，林叔隆舍银三钱；洋尾境信士林宗东、林宗□各舍米三石，张□保舍银二□，信女杨三娘舍银二钱；北洋房信士林□全共助米七石；□信士林思齐舍银一两；县□林良舍银五钱；禅奉境信士陈立□舍钱六钱，孙□□舍银五钱。

右侧刻：

在境信士张□强、盛达各舍银四钱，陈允吉、陈允齐各舍银三钱，一都信士王□中舍银三钱；□□境信士陈光舍银四钱；双溪境信士吴德□舍米六石；上万桃源境信士林克恒、林伯深各舍银二两，林克坚、林伯金各舍银一两五钱，林伯达、林伯江各舍银一两、林伯厚、林伯洧、林祭各舍银五钱，林潜、赵昌明各舍银二钱，信女黄瑞娘舍米一十石，□林清、林琚各舍银三钱。

此外，在上万村的观音阁内尚保存着明正德年间三佛塔的石头构件。构件辉绿岩质地，原塔有三座，位于柏洋村至塔后村公路边，单层四角造像塔。现余留塔片32块，塔构件分别镌刻摩尼光佛、光电和佛、夷数和佛、真武大帝等11座佛像，塔檐4个、塔刹3块，刻有花纹塔底座等，分别落款“大明正德九年甲戌岁正月吉旦”和“大明正德十五年荔月盖竹上万信士林楚造”石刻两方。其中，带有摩尼教特性的石刻像多块。其中一尊雕像有内外光环，但无光线之纹，佛像头巾盖头，坐于莲花座上，服侍为袈裟，双手藏抱于袖内，置与座前。其造型与泗洲文佛造像相似，疑为泗洲文佛。泗洲文佛是唐代从西域来中土传教的大圣——泗洲僧伽，被视为明教门消化后的当地神明。据村民介绍，在霞浦县城龙首山中存有和三佛塔相似的石刻，应该为三佛塔文物的外流。

上万村最为重要的摩尼教遗迹当属乐山堂旧址。（图3）乐山堂位于霞浦县柏洋乡盖竹上万村西偏北二公里许之后山，始建于北宋。关于其形成过程，民国壬申年（1932）年修孙氏族谱《摘抄孙绵大师来历》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图3：乐山堂寺院遗址

公，孙姓，讳绵，字春山，禅洋人，初礼四都（本都）渔洋龙溪。西爽大师门徒诚庵陈公座下，宋太祖乾德四年（966）丙寅肇韧本堂，买置基址而始兴焉，诚为本堂一代开山之师祖也。本堂初名龙首寺，元时改乐山堂，在上万，今俗名盖竹堂。门徒一人号立正，即林廿五公，幼名林瞪，上万桃源境人，真宗咸平癸卯（1003）二月十三日诞生，天圣丁卯年（1027）拜孙绵大师为师。[廿]五公卒嘉祐己亥（1059）三月初三日，寿五十七，墓在上万芹前坑。孙绵大师墓葬禅东墘对面路后。显扬师徒，俱得习传道教，修行皆正果。

尽管该族谱修成于民国，但来源有自，可以信赖。这一记载说明，乐山堂初兴于乾德四年（966），原名龙首寺，开山始祖为孙绵。孙绵亡后，即葬于与上万村相邻的禅洋村，墓地位置当地群众尚可指认，但可见之物已荡然无存。历宋元明清，乐山堂代有重修，于“文革”期间被拆毁，后来又在其地基上补盖木屋顶，成为躲风避雨或存放物品之所，于2006年因台风而完全坍塌，现仅存石板基址、莲花式柱座及梁架构件等。遗址附近现存一棵数百岁桧树（图4），成为乐山堂遗址最显著的标志。

图4：乐山堂遗址与古桧树

乐山堂遗址进深40.3米、面阔38.6米、面积约1560平方米。遗存有：

1、柱础。宋元时代圆形柱础两个；明代莲花柱础多个，外方内圆；

2、神龛底座一个。砖木结构，现遗二层底座。

3、部分柱、梁、枋、斗拱等，其中正梁有铭文曰:“大清嘉庆拾壹年（1806）岁次丙寅季春桃月朔月四日壬子卯时吉旦建。”清晰地说明了最后一次承建的时间。

4、瓦片。在厝基遗址上发现大量瓦砾残片，堂后东北角斜坡山体也堆积有瓦砾、陶瓷器等，表层60厘米，堆积层20厘米，其中不乏宋代瓦片和宋元明清残陶瓷片。

5、条石台阶两处：一处是大门入口处9级台阶，宽2. 37米，深2. 37米，每级石条宽1. 57米、深0.36米，两边垂带宽0.4米、长2.38米；另一处是主殿廓前条石仍在，台阶三级。由于多次重建，宋元时代遗迹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乐山堂遗址保存有两个圆形柱础（图5），据泉州考古专家粘良图先生言，在福建地区，这种形制的柱础，仅见于宋元时代。果若是，则庶几可证，乐山堂确乎在宋元时代即已存在，原址就应在今地。

图5：乐山堂遗址留存的宋元柱础

关于乐山堂之名，马小鹤教授认为当取自《论语·壅也》“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谓[10]。通常情况下，这种解释无可非议。若考虑到乐山堂的摩尼教性质，则大有可商榷的余地。究其实，“乐山”者，乃“龙首”之音译也，有时又写作“瑞山”，实则回鹘语rošn（来自中古波斯语Rōšan/Rōšn）的音译，义为“光明”，取摩尼教崇尚光明之旨趣。[11]

在距乐山堂遗址一公里处，有姑婆宫遗址（图6）和林瞪墓。遗址位于上万村芹前坑之西，距村一公里，在上万村到堂门楼田间机耕路中段对面半坡之上。遗址坐北朝南，四周树木茂密，中间有一小坪，为姑婆宫旧址。始建时间不详。现遗址面积为44.7平方米，门宽0.7米，进深7.7米，宽5.85米，后壁高1.5米。部分墙体基础尚在，周围三面用毛石砌成，后壁依稀可见莲花基座。关于林瞪之生平，与《富春孙氏族谱》比，林氏族谱的记载则更为周详。如清同治十一年抄本《济南郡林氏宗谱·盖竹上万林氏宗谱世次目图》载：

瞪公，宋真宗咸平六年癸卯（1003）二月十三日生，行二十五，字□，娶陈氏，生二女……公年二十五，乃弃俗入明教门，斋戒严肃，历二十有二年，功行乃成。至嘉祐四年（1059）己亥三月三日密时冥化，享年五十有六，葬于所居东头芹前坑。

公殁后灵感卫民，故老相传，公于昔朝曾在福州救火有功，寻蒙有司奏封“兴福大王”，乃立闽县右边之庙以祀之，续蒙嗣汉天师亲书“洞天福地”四字金额一面，仍为奏封“洞天都雷使”，加封“贞明内院立正真君”，血食于乡，祈祷响应。每年二月十三日诞辰，二女俱崇祀于庙中，是日子孙必罗祭于墓，庆祝于祠，以为常式。

图6：姑婆宫遗址

从中可以看出，林瞪为柏洋乡上万村桃源境人，生于北宋真宗咸平癸卯（1003）二月十三日，于天圣五年（1027）25岁时“弃俗入明教门”，拜孙绵为师，后成为“传教宗师”（霞浦科仪书《送佛文》）。卒于嘉祐己亥（1059）三月初三日密时，享年五十七岁，死后葬于上万村芹前坑，至今墓址尚存。“娶陈氏，生二女”。林瞪生前所育二女俱见载于上引《济南郡林氏宗谱·盖竹上万林氏宗谱世次目图》，文曰：

瞪公……长女屏俗，出家为尼，卒附父墓左。次女适□，卒祔父墓左……每年二月十三日诞辰，二女俱崇祀于庙中，是日，子孙必罗祭于墓，庆祝于祠，以为常式。

林瞪之长女终身未嫁，随母陈氏在龙首寺出家。次女曾出嫁。二女死后都葬于林瞪墓之侧。村民至今仍称之为龙凤姑婆，《乐山堂神记》第37行所见“芹前坑龙凤姑婆”即此姊妹二人也。

由姑婆宫顺坡而上，15米许至坡顶，为林瞪墓之所在，现已完全为林木、杂草所覆盖，非经知情者指点，一般人难明就里。

考察人员离开上万村抵达柏洋乡政府所在地——柏洋村，这里同样也有林氏宗祠（图7），系族人为纪念林瞪而于近年新修建的。和古朴的上万村林氏宗祠相比，现代气息稍浓。宗祠大门门楣横书“双阙世家”四字。殿内主供林瞪及陈夫人，二侧塑马、赵二大元帅，中间悬挂明朝所赐匾额，两侧分别为马、赵二元帅。

图7：霞浦县柏洋村林氏宗祠

柏洋村北面新修有龙首宫（图8）一座，主供林瞪及陈夫人，二侧马、赵二大元帅侍立。龙首宫是柏洋乡林氏族人为纪念林瞪而建，取名“龙首”，除了显现与龙首寺、乐山堂之渊源以外，也借鉴了地方志书中对林瞪“津门救火”的记载。苍南《林氏宗谱》（清嘉庆二十三年抄本）收录有林登翰所撰《八世祖瞪公石塔记》，文曰：

上万之西行里许名曰大坂洋，其先有喜雨亭，祀瞪公像。凡值岁大旱，祈雨五境迎会，必于此驻跸。越嘉庆丙寅岁九月，喜雨亭坏，经今十余年，并无一咏及者，翰因与鼇慨然曰：“前人遗迹，不可沦亡，但木易朽而石则亘古常新，请以旧址创石塔可乎？”佥曰：“善！”遂鸠赀倩石工镌公遗像及温康诸神于左右，阅日月落成，由是五境之祈祷者咸称为便，今届修谱，所有词（祠）宇，传赞更详，莫不照耀简端，而谓一塔之微，毋庸秉笔乎？不揣谫陋，特志之，以垂不朽云。

裔孙庠生登翰百拜谨撰。

图8：霞浦县柏洋村龙首宫

摩尼教善祈雨，林瞪亦然。在霞浦发现的文献中语祈雨有关的就有《祷雨疏》和《求雨秘诀》等，内容丰富而颇具研究价值，尤以前者为最，充分反映了摩尼教祈雨术在福建地区的流行。[12]

距离龙首宫不远，又有新修的迪惠宫（图9），主祀林瞪，二侧马、赵二大元帅侍立。只是规模较小，仅有一开间，应不到10平米。

图9：霞浦县柏洋村迪惠宫

霞浦上万、塔后、柏洋等地村民相传，林瞪曾在北宋时期出任过宰相之职，在闾山学法归来后法力高强，能除妖降魔，平生乐善好施，“护国救民，御灾捍患”。据传，北宋嘉祐年间（1034~1038），福州城门失火，林瞪身着素衣，手持铁扇扑火，火乃熄。因救火有功而被封为“洞天都雷使”和“兴福真人”。万历《福宁州志》记其事曰：

林瞪，上万人。嘉祐间，闽县前津门火，郡人望空中有人衣素衣，手持铁扇扑火，遂灭。遥告众曰：“我长溪上万林瞪也。”闽人访至其墓拜谒，事闻，敕封“兴福真人”。正德初，闽县令刘槐失辟，因祷之，夜梦神衣象服，告以亡处，明日果获。[13]

类似记载又见于乾隆《福宁州志》卷32《人物志·方外》、民国《福建通志·列仙传》和民国《霞浦县志》卷38《列传》。从中可以看出，林瞪先“衣素衣”救火，又“衣象服”助人。

离开柏洋乡，考察人员驱车直奔霞浦县盐田畲族乡北洋村“飞路塔”。该塔位处盐田乡政府公路边，坐北朝南，为四角形花岗岩质地单层造像塔（图10），始建于明代洪武六年（1374）。现建筑占地面积35.3平方米，高2米，混凝土结构，将飞路塔镶嵌在新建的泗洲佛亭内。原塔通高3米，塔基高0.95米，宽0.90米。须弥座刻有花纹。塔身宽1.22米、高0.90米。塔前为香炉名“天地炉”，塔龛上刻“飞路塔四洲佛”，前刻有楷书：“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明教教义八字，单字高10厘米（图11）。这与福建重要摩尼教遗迹晋江草庵旁摩崖石上“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乙丑年九月”的刻文极为相似。两侧立柱上落款楷书：“时洪武甲寅年太岁一阳月吉日立，东峰兴惠山人秋圃宗玄募款造。”龛内供佛造像三尊，主供为摩尼光佛。塔左侧隔墙供土地一尊。在塔基处还残留一石刻构件，辉绿岩质地，长58厘米，宽30厘米，厚20厘米。墙角处有信众所奉牌匾上书：“圣德常照境太平，佛光普照人康乐。四洲文佛。霞浦县北洋乡弟子黄□□。”另外，还有信众所奉锦旗数面。塔右为签室，墙壁上绘《北洋飞头塔泗洲文佛灵感签诗谱》，只是摩尼教意味不明显，不若签室内保存的签诗纸条那样摩尼教意味浓厚，很多与晋江草庵所见签诗相同（详后）。

图10：霞浦盐田飞路塔八字真言偈

图11：霞浦盐田飞路塔泗州佛

“飞路塔”修建之时，朱元璋已经开始禁止明教了。若从两侧立柱上落款的“东峰兴惠山人秋圃宗玄募款造”来看，是时似乎还可以公开募款建塔，说明政府虽有禁令，但民间信徒对摩尼教依崇奉。

三、晋江摩尼教遗迹及其宗教来源

调研组于2013年7月22日到达距泉州市区南门外19公里的晋江，开始晋江草庵的考察。有幸的是，考察得到了晋江摩尼教专家粘良图先生和华侨大学宗教史专家黄海德教授的支持，全程陪同并讲解。

晋江罗山镇苏内村有万山峰，又名万石山、华表山，山下的草庵，过去一直被称作我国仅存完整的摩尼教遗址。明代晋江人何乔远撰《闽书·方域志》云：华表山“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14] 因以草筑屋，故曰草庵，现遗址为元代建筑物（图12）。据考古发现，宋代摩尼教已在这里活动，明代禁绝，但此处乡民仍当佛教崇拜，保存完整。摩尼教寺紧依华表山麓，内有僧尼住持，原来庵前还有一座佛教寺，已废，近年又重建。花木、果树相映，优美清净，景色别致。草庵寺依山崖傍筑，建筑形式为石构单檐歇山式，四架椽，面阔三开间，间宽1.67米，进深二间3.04米，屋檐下用横梁单排华拱承托屋盖，简单古朴。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庵内依崖石雕一尊摩尼光佛，石浮雕摩尼跌坐神像，作圆圈浅龛，直径1.68米，坐像身长1.52米，宽0.83米，头部比较特别。（图13）呈现辉绿岩（青斗石）颜色，长方形面孔0.32×0.25米，背有毫光射纹饰，呈现花岗岩石质，散发披肩，端坐莲坛，面相圆润，眉弯稍为隆起，嘴唇薄，嘴角线深显，下额圆突，显得安祥自如；身穿宽袖僧衣，胸襟打结带，无扣，结带用圆饰套束蝴蝶形，而向两侧下垂于脚部，双手相叠平放，手心向上置于膝上，神态庄严慈善，衣褶简朴流畅，用对称的纹饰表现时代风格，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一尊摩尼光佛石雕造像，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12：晋江草庵

图13：草庵摩尼光佛石雕像

佛龛左上角阴刻：“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戌月日记。”五行楷书，34字，字径2.5×2.5厘米。右上角还有阴刻：“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涧，四学世生界者。”文字较为粗糙。这些文字是目前世界仅见摩尼光佛造像和庵寺建筑年代可证的记载，同时也是研究泉州摩尼教的一手历史材料。

草庵摩尼光佛案前摆置签诗一套，共计八十一首。（图14）签诗是民间寺庙常见的一种占卜形式，多以竹制签条刻写序号，置于签筒，让人卜杯求取。卜者以随意取得的一支竹签来查得对应的签诗，根据诗句的内容来解读前途吉凶，含有浓重的摩尼教色彩。[15] 霞浦盐田飞路塔所见诗签，与之类似，惜未能收集齐全，不敢遽断。

图14：草庵签诗

距草庵遗址前端20米处，曾出土一块元代完整的黑釉碗和60多件残瓷片。黑釉碗口径18.5厘米，高6.5厘米，碗内底部刻有“明教会”三字，字径6.5厘米左右，其他残瓷片同样分别刻有“明教会”字样（图15），是当时泉州明教会活动情况的重要发现。宋末元初时烧制这种黑釉碗，在晋江磁灶为数较多，泉州市区近郊也有同类型的发现，说明罗山草庵摩尼教遗址的文字记载与黑釉“明教会”瓷碗相印证。泉州的摩尼教活动于元代是带公开性的，当然也说明泉州的明教是以“佛”为崇拜而盛行的。据传有泉州十八位士子住于草庵勤奋读书，常于此显现佛的形象，说是文殊菩萨的显影，因此在摩尼光佛坐像两侧有弘一法师手书木刻对联：“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显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

图15：草庵前遗址发现的“明教会”碗

明朝太祖朱元璋依靠明教夺取政权，并以“明”字定国号，后“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寅其徒，毁其宫”[16]。职是之故，明教在明初极盛一时，但不久再转入秘密活动，融合于道、佛教的民间崇拜，但仍于正统年间刻摩尼教教义信条（称“四位－体”）于摩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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