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碧波荡漾的黑龙江今天是中俄两国的界河，但在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以前，它却一直是我国北方境内的一条大河。富饶而广阔的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着汉、满、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诸多民族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博士，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回鹘学、敦煌学研究。

碧波荡漾的黑龙江今天是中俄两国的界河，但在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以前，它却一直是我国北方境内的一条大河。

富饶而广阔的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着汉、满、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诸多民族。由于名民族的语言不同，这条河也随之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称呼。达斡尔族管黑龙江叫harmuru，因h音弱化而读作阿木鲁。俄国人称黑龙江为阿穆尔(Amur)，显系达斡尔语harmuru之转借。[1] 蒙古语称之哈喇木伦(haramuro)，我国古代汉籍史乘则一般称之为“黑水”。据考，古代史志中的“混同江”、“鸭河”、“涑木河”指的都是该江，“鸭子河”有时也指代该江。[2]

从现有的记载看，汉语“黑水”之称出现最早，早在隋唐时代即见诸史志。例如《隋书》卷81载靺鞨七部中有“黑水部”，《新唐书》卷220提到“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嘉庆十五年（1810），西清撰《黑龙江外记》，曾对该水之得名及历史演变作过较为细致的考证：

黑龙江，国语曰萨哈连乌拉……黑龙江水黑，古名黑水，土人称黑河。《松漠纪闻》诸书，谓黑水掬之微黑是已……《山海经》：“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景纯注：“浴即黑水。”黑水，今黑龙江。《北史》谓之完水，《唐书》谓之室建河，至《辽史》始有黑龙江之称。《道宗本纪》：“太康三年夏四月，泛舟黑龙江。”前此未之见。然观《地理志》，太祖陵有黑龙门，祖州有黑龙殿，陵、秒殿并在上京，并名黑龙，又似辽初即名黑龙江，陵、殿因以为号者。近人以《金史》有混同一名黑龙江之语，遂谓黑龙江名至金始著，失之远矣。黑龙江亦称乌江……又称乌龙江。[3]

文中正确地将黑龙江一名的出现定于辽代，而非金代。将《北史》中的完水，《唐书》中的室建河（又作望建河），《辽史》中的黑龙江之称联系起来，也是颇具见地的。但将该江之得名归因于其水“掬之微黑”，则不免穿凿之嫌。过去，笔者受此说影响，一直误认为“黑水”是以该江水深、其色湛蓝、显黑而得名。“龙”呢，自然成了形容词，喻其逶迤千里，如龙横亘之势。近访黑龙江时，观察到当地地名多与古代民族活动有关，幡然有所感悟：原来“黑水”、“黑龙江”之称并非源自汉语，而是当地阿尔泰语系民族固有之称谓也。

如所周知，阿尔泰语系是由突厥、蒙古、满－通古斯三大语族构成的，其主要民族一般都有崇尚qara/hara/har(音译“哈喇”、“喀喇”或“哈拉”等)之习俗。

突厥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在隋唐之交曾建立过地跨蒙古高原，东起今黑龙江流域，西至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乃至中亚的大帝国，“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4]其影响甚巨，故学界将其语言连同与之有亲缘关系的许多语言，如回鹘语、辖戛斯语、哈萨克语等统称作突厥语族。我国北方的许多地名都与其密切相关。这里尤当注意带有“哈喇”一词的地名。如喀喇昆仑(qaraqorum)山、喀拉库姆(qarakum)沙漠、哈喇和卓(qara-hoja)村、喀喇苏(qarasu)河、喀拉布拉克(qarabulak)泉、喀拉吐干(qaratoghan)、喀喇沙尔(qarashar)等。据不完全统计，仅新疆的地名(包括山名、水名等）中就有400多个冠有“哈喇”一词。[5]哈喇(qara)者，本义为“黑”。如“克拉玛依”意为“黑油”、“喀拉喀什”意为“墨玉”，都表示的这层意思。但若用以理解有些地名，似乎就不大合适了，如“喀拉布拉克”中的“布拉克”，意为“泉”，“喀拉库姆”中的“库姆”意为“沙”，“喀喇苏”中的“苏”意为“水”，不论是泉、水还是沙，都不会是黑色的，显然将其中的“喀喇”译为“黑”就显得不妥。再如“喀拉吐干”中的“吐干”意为“拦河坝”，“喀喇沙尔”中的“沙尔”意为“城”，那么，“喀喇”就更不能理解为“黑”了。看来，在理解这些地名时，一方面要尊重“喀喇”一词的本意，同时也应考虑其引伸义。

按我国北方一些民族都习惯把方位和颜色联系起来表示某种含义，如北方－黑色、南方－红色、东方－青色、西方－白色，而以北方为尊，从而尚黑，赋予“黑”以“伟大”、“辽阔”、“神圣”、“雄伟”、“沌净”等多种含义。所以，我们可依次把上述地名作这样的理解：喀喇昆仑－大石头、喀喇库姆－大沙漠、哈喇和卓－圣都高昌（和卓是高昌的音变）、喀喇苏－清亮的水、喀拉布拉克－清泉、喀拉吐干－大拦河坝、喀喇沙尔－大城。中亚还出现过由操突厥语民族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有人译之为“黑汗王朝”，窃以为若译作“大汗王朝”或“圣汗王朝”，似乎更切合其统治者立此国号之初衷。

对“喀喇/哈剌”的崇拜，在蒙古及满－通古斯语族中也同样很盛行。蒙古人名中有不少都冠以“哈剌”一词，[6] 在女真－满族中，“哈喇”成了“姓氏”的代称。契丹人更以尚黑闻名，如12世纪时雄据中亚的西辽王朝就是以“哈喇契丹”作为国号的。陈述先生的研究还证实，辽朝也曾以“哈喇契丹”自称。[7]例如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上即有“伟大的中央的哈喇契丹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之题名。[8] 1999年9月，辽宁阜新发现的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首行开头即写有“大哈喇契丹”之语。[9]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突厥语族诸民族善以“哈喇”来命名地名、山名、水名，而契丹、女真、蒙古、满诸族则喜以之命名或集团名。

突厥的强盛和对黑龙江流域的统治是在隋唐时代，而“黑水”一名的出现恰在此时，不由使我推想此名的出现当与突厥语有某种联系。我国古代史乘一般都意译“哈喇”为“黑”，推而论之，隋唐史志所载“黑水”中的“黑”，亦当然为“哈喇”一词之意译。今蒙古语之haramuro，达斡尔语之harmuru等称谓，均可作为此说的最佳脚注。作为契丹人的后裔，达斡尔人用以表示“黑”意的har，当然应承袭自契丹语的哈喇(hara)。根据《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载，契丹语称“河”、“江”为“没里”。达斡尔语中的muru即来源于契丹语的“没里(muri)”。将har/hara与muru/muri连用，则为受突厥语影响之结果。

那么，“黑水”又是如何演变为“黑龙江”的呢？这里就牵涉到“哈喇”的音变问题。今甘肃河西走廊北侧有一山名唤“合黎”，此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而古代史志乃至民间都俗称其为“黑山”。山下有水名“黑水”，而人们又称之为“合黎水”。显而易见，“合黎”意为“黑”，乃“哈喇”之音转。《禹贡》是先秦时代的文献，而“突厥”一名是542年才始见于史册的，这里将“合黎”与突厥语族的“哈喇”划等号，时代上是否自相矛盾呢？其实，“突厥语族”只是后来的语言学家为表示与突厥语有亲缘关系的一组语言而创造的集合名词，在“突厥”一名出现以前，其语言就早已存在，称原始突厥语。商周、秦汉直到魏晋一直游牧于蒙古草原、阿尔泰山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人（今维吾尔族的远祖）操的就是这种语言。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今新疆南部地区即已存在以原始突厥语命名的小王国，如温宿（《唐书》称“于祝”，今译“乌什”，为üch之音译，突厥语意为“三”）、疏勒（突厥称水为疏勒suluk）、姑墨（当为突厥语qum“沙”之音译）。[10] 今哈萨克族的祖先乌孙人，早在战国、秦汉时代即活动于祁连、敦煌间。[11] 其语言对河西地名产生影响，自不必怀疑。甚至有人认为“敦煌”一名，其实本身就是突厥语dawam（瓜）之音转。[12]

那么，黑龙江呢？蒙古语称之为哈喇木伦，其意同为“黑江”或“大江”，而汉籍史乘中又确有称该江为“大江”的记录，可见，所谓“黑水”，并非“黑色之龙”意，而是同“合黎”一样，也是阿尔泰语hara之音转，其意为“黑”、为“大”。满语称黑龙江为萨哈连乌拉，同样意为“黑江”，与“龙”字无干。“黑龙”一名的出现当系徙居此地的汉人根据自己的习惯专门为音译“喀喇”而创造的雅名，民间传说中甚至还演绎出黑龙救人的故事。现在有人简称黑龙江为“龙江”，那就更离谱了。看来，我们对黑龙江一名的理解应作某些修正。按其音，可译作“哈喇江”或“喀喇江”，如硬要音译作“黑龙江”亦无不可；但若按意来译，那就只能译为“大江”或“黑江”了，而又以“大江”一称显得更为妥贴，切不可受“龙”字误导。

注释：

[1]参见刘凤翥《“阿穆尔”源于契丹语的“黑水”说》，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4期，第82页。

[2]见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37页。

[3]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一，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本。

[4]《旧唐书·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第51~53页。

[5]牛汝辰《新疆地名中的“喀拉”一词辨析》，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144~146页；同氏《新疆地名概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8~100页。

[6]如《元史》中可见即有哈剌哈孙、哈剌那海、哈剌不花、哈剌章、哈剌拔都、哈剌帖木儿等数十人。

[7]陈述《哈喇契丹说——兼论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国号》，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8] 参见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载《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9]石金民、于泽民《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阜新辽金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10]参见白鸟库吉《西域史的新研究》第126页。转引自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11]《史记·张骞传》、《汉书·西域传》。

[12]钱伯泉《“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第49页。

【编按】本文原刊《语言与翻译》2000年第3期，第52~54页，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