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发现玉质晶莹圆润，质地坚硬，击之发声，可以作为观赏和劳作的工具，最为重要的是古人把玉看成神器。《越绝书》曰“夫玉亦神物也”，指玉器可以禘上帝和百神。《说文解字•玉部》说：“巫以玉事神”让神与人沟通，巫师就用玉来祈求神灵。再到后来，玉成为了权力的象征，富贵的代表，功勋的奖赏，人们生要带来，死要带去，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玉文化。舜摄政时把不同的玉圭颁给不同级别大员，以示级别 ...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发现玉质晶莹圆润，质地坚硬，击之发声，可以作为观赏和劳作的工具，最为重要的是古人把玉看成神器。《越绝书》曰“夫玉亦神物也”，指玉器可以禘上帝和百神。《说文解字•玉部》说：“巫以玉事神”让神与人沟通，巫师就用玉来祈求神灵。再到后来，玉成为了权力的象征，富贵的代表，功勋的奖赏，人们生要带来，死要带去，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玉文化。舜摄政时把不同的玉圭颁给不同级别大员，以示级别；大禹治水成功，尧以玉圭赐之，以示奖励。大禹征苗，所带信物便是天子所授之玉，夏启曾戴玉环，佩玉璜；商将鼎与玉视为国之重器，商纣王登鹿台焚身，佩戴玉器有千件之多，中国古代君王、贵族下葬往往以玉石陪葬，最为著名的是汉代金缕玉衣。中国古代的玉石，主要有产于昆仑山麓的和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和辽宁的岫山玉。其中知名度最高、最为美观大气的就是和田玉，从商代开始一直到清代，3000多年间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成为华夏文明文明高贵典雅的象征，精神寄托之所在。

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璧

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海拔1300的石峁村，有一处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的石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石峁城的石墙之间发现6件玉器，包括玉铲、玉璜，这些玉器与和田玉惊人的相似，大胆地说就是和田美玉。陕西神木一带，甚至以此辐射向四周很远，也没有玉石的存在，这些玉器从何而来？ 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发掘出殷王武丁（公元前1324——前1266）之配偶妇好之墓，出土随葬器物1927件，有礼七、仪仗、装饰、赫然日用品等，玉器有青玉、墨玉、白玉、黄玉等，数量颇丰，造型优美，雕刻细致，玉之圆润，经考古专家考证和研究，这些玉来自遥远的新疆和田一带。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被后人谓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书中记载先秦之际有西域玉石东运的史料，《史记 赵世家》有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己。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着亦非王有己。”上党（注：晋东南地区，今长治、晋城一带；句注、常山为今恒山至太行山一带）。苏厉的话是说：如果秦国虎狼之师一旦出兵赵国北部边疆一带，代马（代郡之马，泛指今雁北以至今内蒙古草原之良马）、胡犬（胡地出产的名犬，胡人崇拜狗，以狗为图腾）、昆山之玉（新疆和田之玉）这三件宝物，赵国就得不到了。这足以表明，早在战国时代，新疆和田美玉已经通过一条比较稳定的路线（草原丝绸之路）运往中原各地了。尽管《山海经》深奥难懂，尽管《史记》惜墨如金，对这些西域地名记载十分简略，其中还掺渗着神话传说和一些想象，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但却反映出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那就是在遥远的古代，甚至更远的上古时期，在悠久的中华文明起源之时，中原与西域（新疆）早就有着深刻、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已经有一条或几条稳定的玉石之路，从昆仑山沿着一条固定路线东进南下中原各地。

最先的商品交换起源于原始部族，由于各地物产不同，人民各有所需，草原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迁的生活习俗，部落或王朝之间为了自身利益冲突不断，兼之使臣和谈与政治联姻，商品交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草原丝绸之路上商品交换的需求就是起源于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但缺少马、牛、骆驼等畜力，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恰好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骆驼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但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关系，形成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基础条件。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上，除了商品交换以外，还会出现不同民族间的和亲、朝贡、战争等复杂的文化现象。到了青铜时代，这种交易就更为频繁，夏商时期已经有了固定的行进路线和交换地点，史载商的始祖名“契”，自契至汤历14代，商族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地带进入中原腹地。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路线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向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地区。草原丝绸之路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久而久之，在草原沿途建有客栈，掘有水井，集市，商铺，为沿途商旅驼队打尖休息，交易货物提供便利。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古学资料研究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而这个地区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所在地，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点。草原丝绸之路从文化的角度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游牧民族的经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极不稳定，遇到天灾人祸都会形成大的波动，也会产生为谋求生存而与他族争夺自然与社会资源的战争。大约三千多年前，亚洲北部草原曾出现大面积干旱，游牧部落大规模向西南迁徙，自此开辟了东起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中亚、西亚和东欧的亚欧大陆大通道，这条路线的东连中国，最远延伸至辽海，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

草原丝绸之路分为北进和西行两种大的方向，北上直至今天的蒙古国和俄罗斯，在蒙古国诺言乌拉、高乐毛都匈奴墓葬中出土的玉饰件、漆耳觞、汉式铜镜以及棺椁葬具，还有写有汉字的丝绸与青铜鍑等文物，都是草原丝绸之路上商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例证。一路西行，在今天内蒙古草原阴山一带有不同形制的车辆图案，甘肃马鬃山地区的岩画，新疆巴里坤古城遗址，阿勒泰粗犷原始的人面雕像，噶尔盆地东北部、阿尔泰山的东南麓青河县阿尕什敖包乡的萨木特墓地石人，以及草原深处那些鹿石、石堆墓、石围墓、古城、驿站等古代文化遗迹，足以说明此时已经具有商品远距离交换的能力，形成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经过的主要古代城市有辽上京（今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元上都（今正蓝旗元上都遗址）、集宁路（今集宁路古城遗址）、天德军（今丰州古城遗址）、德宁路（今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哈喇浩特（今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哈拉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遗址）、讹答剌（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托克马克（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等地。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自东向西分布有一系列的古代城市遗址，这些古代城市遗址是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的实物载体，以此为中心，多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碰撞、融合、升华，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纽带与桥梁，也是草原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精粹。

匈奴一统草原之后，在西汉年间的相当一个时期，河西走廊、北部的草原丝路和西域一带曾被匈奴势力所控制，丝绸之路出阳关走玉门关也常常被阻。汉帝国最初打不过匈奴，一面以和亲政策拉拢匈奴，一面暗自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到了汉武帝时期，已是国富兵强，具备了和匈奴一决高下的实力。雄才伟略的汉武帝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李陵等进行远征，驱逐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兵锋直指西域，攻破了楼兰，进占车师，在轮台、渠犁驻兵屯田，同时在居延至明水一线建立了防御要塞，修筑烽火台，形成了“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的防御工事，使从居延要塞与明水遥相呼应，一旦发现匈奴进犯，便立即点起烽火报警，以狼烟为信号，快速传递，做好迎敌准备，使匈奴南下严重受阻，一度起到了保证草原丝路畅通的巨大作用，有效防止了华北至西北一线草原少数民族的袭扰。到公元前60年，汉王朝又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使西域从此归属大汉王朝的统一版图。

大家熟知的从长安一路北上，经过铜川、延安、榆林，可以到达塞外，直到今天子午岭上还有秦始皇修筑的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秦直道。从中原腹地沿着黄河、汾河谷地一路北上，来到天下九关之首的雁门关。雁门关又名西陉关，位于雁门山之咽喉要道上。这里群峰挺拔、地势险要。有“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之称。早在汉代以前，雁门关就是中原同塞外与西域和欧、亚、非诸国交流的一个重要文化、物流集散地。这里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前沿阵地。雁门关脚下的阜戈寨，曾是战时的赵国的后勤保障基地，也是蒙汉贸易的集散地。雁门关下的代州城是南北商旅屯集之地和商业贸易中心。北方的胡马满载玉石、珠宝、香料、皮毛从这里走向中原；南方运载的茶叶、丝绸、瓷器的商队从这里通过雁门关，北去漠北，把生意做到蒙古和俄罗斯，西行西域各国，直通西亚、欧洲。直到明清之际，依然热闹非凡。其时客栈、商号、各种手工、粮食加工作坊林立、集市商旅云集，边贸活跃，景象繁华。因而有“商阜经济多门路，财源如水流代州，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西宁库仑京津沪，走遍天下不发愁”之说法。

出了雁门关就到了马邑（今山西朔州），再到大同，北上蒙古高原，到达和林格尔、呼和浩特，然后折向包头，巴彦淖尔、杭锦后旗，到达居延海，走马鬃山，出明水，快速直达西域。这一线都有长城护卫商旅，不但有兵士防守，而且在周边加强了各种防御建设。到了东汉时期，汉王朝为了彻底击败北匈奴的侵犯，又先后遣车骑将军窦宪、奉车都尉斗固、驸马耿秉、假司马班超、敦煌太守裴岑、汉将任尚等，或经伊吾翻越东天山，或经居延过明水，主动出击，直下蒲类，大破匈奴呼衍王，迫使匈奴西逃，匈奴逐渐衰落之后，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南下。南下附属中原汉王朝，使得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巩固，为中华民族大一统做出了贡献；西迁匈奴促使欧洲民族大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匈奴的南下与西迁，将草原地带的贸易路线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接与拓展，逐渐开辟出了一条伟大的国际通道。等到张骞出使西域时，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早已定居于西域地区，成为大大小小雄霸一方的地方势力。

崛起于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一带的拓跋鲜卑族，一路西进南迁，再一次统一蒙古草原，定都盛乐（今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建立北魏王朝，后来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北魏孝文帝时期，为了顺应潮流，学习先进技术，改穿汉服，改姓汉姓，与汉族联姻，鲜卑族逐渐汉化，孝文帝觉得这样还不足以完善汉化制度，促进文明，力排众议再次迁都洛阳，完成了鲜卑族汉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唐帝国对漠北草原的统一，使得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军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部落在回纥率领下归附大唐。贞观21年（公元647年），唐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并给诸部首领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 ”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

宋代以来，雄踞草原的契丹族建立了辽朝，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贯通。北宋与辽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互通有无，主要有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新城、朔州等榷场。此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了宋王朝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交往，只能借到北上，然后沿着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进。宋、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主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辽朝以上京（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中京（今宁城县大明城）、东京（今辽阳市）、南京（今北京城）、西京（今大同市）为骨干，形成了北达宝韦、乌古，东北至黄龙府、渤海国、奴儿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浑，西至丰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各地的交通网络。雁门关此时的作用非常巨大，它时而是抗辽的前沿阵地，金戈铁马，悲壮激扬；时而是茶马互市的开放窗口，互通有无，一片和谐。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为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1124年，契丹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征服了高昌回纥、喀喇汗王朝，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权，史称“西辽”。西辽政权在保留正统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还将东方汉文化的儒家思想、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及先进发达的生产技术带到中亚地区，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蒙元时期，疆域辽阔，社会繁荣。以上都、大都为中心，印度、缅国、尼波罗等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过元上都，元上都一时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放眼望去，驱马飞驰，尽是大元疆域，不用担心他国袭扰，也无需考虑劫匪肆虐，商旅大行其道，驼队络绎不绝，一鞭斜阳里，丝路尘烟滚滚来，此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与繁荣达到了空前盛况。元王朝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驿路，构筑了连通南北，直至漠北，再到西伯利亚的北上通道，也可西经中亚达欧洲。向东可抵达东北，直至大海。向南通向中原各地，越过岭南，到达南海。元代的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对外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也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和平息叛乱，快速派兵的重要通道。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至元12年（公元1275年）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写下了《马可•波罗行纪》，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中国生活和礼仪、民俗、物产等诸多方面的见闻。

明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战乱频仍，草原民族不断入侵中原，明王朝被迫关闭边境，加固长城，草原丝绸之路一度阻断，但随之又悄然兴盛起来。后来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草原丝绸之路冷寂了下来。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阻滞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在这种背景之下，草原丝绸之路依然没有衰落。到了民国年间，草原丝绸之路依然兴盛，1927年1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黑戈壁地带考察时，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因病滞留谢别斯廷泉，在他所著《亚洲腹地旅行记》的描述中，位于草原丝绸之路咽喉部位的黑戈壁虽然时常风雪弥漫，时常野兽光顾，但是一路上驼铃声声，商旅不绝。在他的记述中，仅在12月份，他就在营地附近遇到了5拨驼队。其中12月10日，一天就遇到了两支商队，最大的一个商队竟有1200峰骆驼。那一夜，驼铃声整整响彻了一个多小时。想想看，1200峰骆驼，行走在黑戈壁上是何等壮观。斯文•赫定曾被这盛大的场面所震撼，更为那商队的组织工作之完善而赞叹不已，1200峰骆驼的队伍扎营、打尖、休息、出发，一切都有条不紊，准确而迅速。路经此地的这支拥有1200峰骆驼的商队是从归化（今呼和浩特）方向来的，打算到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和奇台去。从居延海西行，穿越马鬃山，出明水是当年从北京到新疆最近的一条路线。斯文•赫定把这个让他永生难忘的地方理所当然地标注在了他们绘制的地图上，并在“谢别斯廷(音译为SEBESTEI)”泉的前面加上“那林(NORIN)”，这是与他一起坚守的瑞典地质学家“那林”的名字，因为这个泉的经纬度是“那林”测定的，按照惯例，斯文•赫定总是把测定泉水经纬度人的名字放在泉名的前面。在斯文•赫定绘制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地图上，谢别斯廷的正式名字就成了“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

和田美玉产自巍峨的昆仑山，由于山洪冲刷，搬运到和田玉龙喀什河一带，世人谓之“和田玉”。中国地理志鼻祖《山海经・大荒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曰昆仑丘”，这里所说的“昆仑丘”指的就是西域之南山，即现在的昆仑山。《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晋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和田玉是从昆仑山辗转运抵中原，走的正是今天的草原丝绸之路。《穆天子传》则明确记述了周穆王西巡会王母的路线。他从今河南沿漳河进入山西，又到达滹沱河流域，“绝隃之关隥”(登上雁门)，出雁门后抵“阳行之山”(今内蒙古包头一带)，越流沙(今居延海一带戈壁沙漠)，到文山(今新疆哈密)、“长沙之山”(天山焉耆一带)、“黑水之上”(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之后到达“昆仑之丘，群玉之山，取玉三乘，载玉万只”。周穆王的这一西巡路线，大体勾画出一条东西交通最古老，最直接，最便捷的轨迹，也就是当今人们所说的“玉石之路”，即后来逐步成名的丝绸之路。古籍中的记载虽然粗略，却透露了无比正确，十分明确的信息。在今天新疆和田白玉河畔一块巨石上刻有:“大清道光二十一二年，山西忻州双堡村王有德在此苦难”的字迹。可以想象，和田美玉开凿后由驼队或马匹驮运，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沿塔里木河向到达天山西麓月氏人所居的楼兰古城及库车一带，然后翻越天山，进入吐鲁番，再到哈密，出巴里坤草原，经明水，过马鬃山，随后一路向东越过戈壁沙漠，沿阴山南簏抵达居延海以东草原古道进入华北，再由雁门古道南下，穿越忻州、太原、晋中，再传入中原腹地。也就是说，玉石之路是穿越雁门关南下中原的，这或许不是唯一一条道路，但肯定地说这是一条最为便捷、最为快速的大通道。古老而著名的丝绸之路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作为著名的古代陆上商贸通道，千百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草原丝绸之路是连接中西文化的重要纽带与桥梁，它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历史悠久、辐射广泛、影响深远的大通道。草原丝绸之路是青铜时代以来沟通欧亚大陆重要的商贸大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