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晋陕高原近邻处的黄河西岸，沉寂了4000多年的石头城——石峁，被考古学家探查的脚步声惊醒了。声声探铲叩响了这处史前文化遗产的处女地，一个距今4300年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遗址,如今轰动了世界。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高家堡为明代长城沿线一处重要营盘 ...

　　在晋陕高原近邻处的黄河西岸，沉寂了4000多年的石头城——石峁，被考古学家探查的脚步声惊醒了。声声探铲叩响了这处史前文化遗产的处女地，一个距今4300年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遗址,如今轰动了世界。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市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之上。高家堡为明代长城沿线一处重要营盘、河套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交通要冲。

　　从洞川沟沟底，沿一条扩建中的道路驾车攀爬，经过一段护坡石墙，半山腰上一个高大的砌石台地映入眼帘，考古队的旗帜在工地上随风飘扬。这就是当地人俗称的 “皇城台”——石峁遗址的核心区、联合考古队正发掘的工地。

　　2011年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市文体广电局联合组建的石峁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先后对外城东门址和皇城台等进行了重点发掘。

远处为正在发掘的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台顶面积8万平方米，台底面积24万平方米。本报驻陕记者韩宏摄（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一座沉寂了4300年的石头城遗址

　　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峁遗址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告诉记者，其气势恢宏，构筑精良，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30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

　　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城墙和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抱，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城外还有数座“哨所”预警遗迹。石峁内城面积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 190万平方米，内、外城的城墙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2.5米。

　　这些石砌城墙不仅是防御性设施，还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邵晶认为，石峁遗址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其性质被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和宗教中心。

　　站在皇城台眺望东北方向，一排青灰色的临时保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那里是整个石峁城的制高点、已经发掘完毕的外城东门址，海拔约1290米。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眼前的“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四周包砌了多达 9级的层阶状护坡石墙。这是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

　　近年来，皇城台周边发掘出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铸铜等高等级遗存，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区域。

　　穿过2100平方米的广场，沿着发掘出的门道，登上8万余平方米的台顶，十几个头戴草帽的考古队员正用镢头清理着倒塌下来的古代堆积，旁边的拖拉机正在装土。这里是“池苑”遗迹，清理过后，将砌上护坡石墙。一个可移动的保护大棚遮盖着一处房屋遗址。这处宫殿遗址还没有发掘到基础部分，今年雨季过后再继续发掘。

　　记者看到，皇城台第二、三级石墙墙体，分布着许多孔洞，洞内插着一根根圆形木头，有的已成朽木。据邵晶介绍，“因为石墙太高了，这些木头起的是‘拉筋’、维护稳固作用。它们贯穿了整个墙体，有可能就是北宋《营造法式》记载的‘纴木’，它是中国古代城建技术的重要创举。”经鉴定，它们都是柏木，不是本地的。

　　近几年，考古队在对皇城台门址一带发掘时，揭露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其中面积2100平方米的广场，被确认为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据了解，皇城台门址前设置瓮城和广场，开创了中国都城正门结构的先河。

　　在东墙北坡的 “弃置堆积”内，出土了约200件筒瓦、板瓦残片，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存在着覆瓦的大型宫室类建筑。这些陶瓦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量最大、区域位置最北端的重要发现，对探讨中国早期建筑材料及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30立方米的土方内，发现数千枚骨针，各类骨器超过300件，表明皇城台顶部存在着骨器手工作坊。这些骨料经过了不同工序的加工，展示了史前石峁人制作骨针的整个过程。邵晶介绍，石峁人采集到骨料后，先把它们砸碎，然后从中挑选出长条的骨片进行切割、打磨，做成细小的骨条，再进行打磨和钻孔，最终加工成骨针。

皇城台门道地面出土的玉钺。

　　“石破天惊”的大发现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后 （即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相当于6个故宫，被誉为本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领队孙周勇研究员说，石峁城址大体量的建筑全是用石头堆积而成，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上绝无仅有。它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见证，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及发展高度的传统认识，对进一步了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2012年至2014年，考古队发掘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发现内、外两个瓮城，南北两个砌石夯土墩台，以及 “马面”、门塾等组成石峁古城相对完备的防御体系。发掘表明，石峁的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庞大、结构最复杂、形制最规整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站在外城东门址俯瞰，皇城台尽收眼底。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这里发掘出的瓮城、马面等早期城防设施，形制规范、设计精巧、建构技术先进、形态成熟，是国内确认最早的同类城防设施。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在城门外加筑瓮城始于唐代。石峁瓮城，首次将中国最早的瓮城实例追溯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马面”最早出现在有实物证据的汉代城墙上，石峁城址至少发现10多处马面遗迹，将中国的城防史和城建史中这种附属设施的年代，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石峁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的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和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邵晶说，石峁遗址的发掘，不仅为研究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提供了科学背景，也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资料，对进一步理解 “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东门址的门道呈东偏北约31度，恰恰朝向夏至日出的方位，暗示着石峁人已经拥有了完善的测量工具和计算方法，掌握了观象授时及农耕稼穑等天文历法知识。东门址发现了6处集中埋藏人头的遗迹，人牲数量达百余具之多，K1埋有24具人头骨，多属于年轻女性，头骨多有明显的砍斫和烧灼痕迹，这一迹象或与人牲伐祭、燎祭等人祭仪式活动有关。

　　外城东门址和附近出土的300余幅壁画，构图精美，色彩斑斓，在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上均与汉代及其以后的壁画相似，这暗示着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和技法早在夏代早期或更早时期就已经基本确立。

出土的壁画残块。

　　“石峁壁画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的数量最多的史前壁画，是研究中国壁画发展史、早期壁画的艺术特征和制作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邵晶说，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制几何图案，壁画由颜料层、白灰层和草拌泥层构成，颜料包括铁红、铁黄、绿土以及炭黑。“现在外城东门址还有壁画，绝对还有，没有完全发掘出来！”

　　“藏玉于石”是石峁遗址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些玉器是在城墙修建过程中有意嵌入，或许表达了石峁统治者企图通过这一行为寄予这些设施以攮神驱鬼、保护安全的期望，也或与上古时期文献所见“玉门瑶台”有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在石峁遗址采集到130个人头骨、动物骨头和植物样品。经测定，城墙内部、外部房址及墓葬年代大多在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范围之内，即公元前2200年至1780年之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研究员在石峁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山羊遗骸。石峁山羊产肉兼产奶。胡松梅说：“石峁遗址周围的环境是以草原为主，有各种食草动物。而家养动物猪、牛、羊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食用动物群的95%以上，证明石峁人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畜牧和狩猎活动。”

　　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在石峁石器中检测到711个淀粉粒，说明这些石器主要用于收割小麦族植物，可能包括小麦、大麦及野生小麦族草类，或狗尾草的茎叶。

　　此外，调查发现，在石峁周围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共有十多个小的古城遗址，面积从几万到十几万平方米不等。这意味着：石峁并不是一座孤城，而是众星捧月，由多个小“卫星城”拱卫的史前“巨无霸”。

　　石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业界专家用“石破天惊的大发现”评价石峁遗址发掘。该遗址先后收获 “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2年）、“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2013年），成为彰显中华文明渊源流长灿烂辉煌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示范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

　　据了解，石峁遗址已被列入陕西省重点文化工程，作为体现中华文明发展主体进程的重点项目，被纳入“国家记忆”工程。《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2030）》已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准，2016年4月由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

皇城台出土的石范和铜刀。

　　陶鹰、“哨所”、口弦琴的发掘故事

　　在石峁，记者听到了陶鹰、“哨所”、口弦琴发掘的故事。正如孙周勇所说，在石峁，很多东西都打破了我们已有认识的局限。石峁的精彩远远超出了想象。

　　2016年，在皇城台出土了几个陶质的鸟类爪子残片，但不敢确认。邵晶讲述了一批陶鹰的发掘故事。“我说‘可能是个鹰’，可能是很早的陶俑之类的东西。因为红山文化就出过陶质的女神像和男神像，我们想着石峁可能也有。”

　　第二年在同一位置又出土了几百个陶片，也找到了头、翅膀和尾巴，一年下来拼出了十几件鹰形的陶器，都是站着振翅欲飞的陶鹰。一些鹰的表面还能看到彩绘。

　　这些鹰放在皇城台里有啥用？邵晶说：“这些陶鹰当时供奉在宗庙里。现在只能认识到这一步，随着发掘的深入，也可能会有另外一些陶塑形象出来，意义可能会更加明确。”

　　2014年，一个队员在一个圆土包前一脚踢出了一块龙山的玉铲。孙周勇回忆，调出航片一看，发现这个圆土丘是个天圆地方的东西，从正投影上看，应该是个大圆土包，外面是个石头围成的圆框，里头是个方形的石头框。因为过去发现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祭坛，有方形有圆形，有的祭坛部位还发现高等级墓葬，以及大量随葬的玉器，因此最初推测，这个圆土丘上的遗迹很可能是跟石峁祭祀有关的“祭坛”遗迹。

　　“我晚上做梦都梦见把它挖开后，里面的玉器满满当当，大伙儿拉着架子车往外拉 （玉器）。”孙周勇说。挖开后发现，这是个石头构制的东西，石头墙上是木架构的高层建筑，石头方框里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没有发现墓葬和玉器，而是一些零星的龙山陶片。“‘祭坛’没发现，我们有些失望，后来判断这是一处 ‘哨所’，有四道石头墙把它围起来，墙上有凹进去的塞木头用的槽子，上面形成一个木架构的瞭望空间，士兵在上面巡逻。” “后来我们叫它 ‘预警设施’，就是通风报信的，功能跟长城烽火台一样，观敌瞭望。”

　　邵晶介绍说，在城外后来又调查发现3个同样结构的遗迹，也同样发现了玉器，“这个观敌瞭哨的功能就非常突出了，也说明它有双重功能。”当发现紧急情况时，它们会像烽火台一样“接力式”报警。

　　2014年，在与皇城台隔沟相望的韩家圪旦一处山峁上，考古队清理出一批墓葬，出土了一批陶器、石骨器。这一墓地规格高、随葬物品多，一般的墓都有壁龛和殉人，应该是石峁一处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

　　孙周勇介绍，2016年、2017年在皇城台还发掘出20余件形制多样的骨制口弦琴，共存的有骨制管哨和陶制球哨。最新测年数据显示，口弦琴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

　　这批骨制口弦琴制作规整，呈窄条状，中间有细薄弦片，一般长约 8至9厘米、宽逾 1厘米，厚仅 1至 2毫米，由琴鞘和簧片两部分组成，器身镂刻舌簧，乐器特征明显。这是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弦乐器。

　　口弦琴是一种具有胚胎型意义的、最为原始的古乐器，素有人类音乐“活化石”的美誉。“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口弦琴被称作‘簧’，《诗经·君子阳阳》：‘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房’。《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孙周勇说，口弦琴是一种世界性的乐器,保持着人类早期弦乐器的原型特质,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为世界上多个民族使用，它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承担着沟通人神天地的功能。（原文刊于《文汇报》2018年7月23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