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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民族史探幽

摘要: 关注我们获得更多内容  《敦煌民族史探幽》“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第一辑)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杨富学主编杨富学 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12月 第一版 2018年4月 第一次印刷开本:小16开页码:426页字数:421千字“目 录 丛书总序(杨富学)   第一章 少数民族对古代敦煌文化的贡献(1)第一节 “敦煌”“莫高窟”名出突厥语考第二节 ...



  《敦煌民族史探幽》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第一辑)

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杨富学主编

杨富学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年12月 第一版

2018年4月 第一次印刷

开本:小16开

页码:426页

字数:421千字

丛书总序(杨富学)

   第一章 少数民族对古代敦煌文化的贡献(1

第一节 “敦煌”“莫高窟”名出突厥语考

第二节 月氏与敦煌

第三节 吐蕃对敦煌的统治及其文化

第四节 粟特在敦煌的历史文化活动

第五节 沙州回鹘及其文化遗存

第六节 西夏与敦煌

第七节 敦煌各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第二章 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26

第一节 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

第二节 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与月氏、乌孙居地的对应关系

第三节 沙井文化、骟马文化为月氏、乌孙遗存说

第四节 月氏与乌孙“游牧”说辨析

第三章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52

第一节 敦煌文献与唐代藏族史研究

第二节 吐蕃政治经济制度在敦煌文献中的反映

第三节 敦煌文献所见前弘期的吐蕃佛教

第四章 摩诃衍禅法及其在吐蕃中的流传与影响(64

第一节 摩诃衍禅法在西藏的兴衰

第二节 摩诃衍禅法之顿渐共修

第三节 摩诃衍禅法在西藏盛衰之因由

第四节 摩诃衍禅法在吐蕃中的遗响

第六节 摩诃衍禅法与藏族禅学思想的形成

   第五章 西域与敦煌吐蕃佛僧饮酒之风及其成因(100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僧人之饮酒

第二节 敦煌文献所见吐蕃僧人之饮酒

第三节 西域与敦煌吐蕃僧人饮酒习俗之成因

   第六章 关于沙州回鹘国的建立(117

第一节 学界关于沙州回鹘国的争议

第二节 西夏灭沙州归义军史事

第三节 1067年前西夏未有效统治敦煌说

第四节 沙州回鹘国成立诸证

第五节 西州回鹘说驳议

第六节 史料辨析

   第七章 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及其所见史事钩沉(149

第一节 和田新出突厥鲁尼文木牍译注

第二节 木牍的断代

第三节 木牍所见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喇汗朝史实

   第八章 论黠戛斯西域的进出(177

第一节 回鹘与黠戛斯的争斗与回鹘的覆亡

第二节 黠戛斯对西域部分地区的控制

第三节 唐朝对黠戛斯西进的态度

第四节 黠戛斯的北归及其原因

   第九章 宗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191

第一节 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

第二节 摩尼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

   第十章 回鹘佛教——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207

第一节 回鹘文佛经多译自汉本

第二节 中土佛籍及灵应冥报故事在回鹘中的传译

第三节 回鹘佛教艺术多取法汉风

第四节 汉地佛教观念对回鹘的影响

第五节 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

第六节 元代回鹘与禅宗、天台宗之关系

第七节 汉语文在回鹘僧徒中的行用

第八节 汉语佛典对回鹘语语法的影响

   第十一章 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239

第一节 张大千的记述及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莫高窟第464窟西夏说驳议

第三节 莫高窟464窟原为北凉禅窟说

第四节 出土文献及相关问题

第五节 甬道二壁回鹘文榜题译释

第六节 现存洞窟与壁画之断代

第七节 结论

   第十二章 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281

第一节 西夏与藏传佛教的最初接触

第二节 文殊山万佛洞的开凿与修复时间

第三节 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驳议

   第十三章 敦煌汉藏对音资料所见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现象之一斑(297

第一节 敦煌汉藏对音资料所见溪母字与见母字之读音混同现象

第二节 溪母字与见母字读音混同现象考析

   第十四章 多种文字在古代维吾尔族中的行用(306

第一节 回鹘文的来源及其应用

第二节 回鹘文与契丹小字的创制

第三节 其它文字

第四节 维吾尔古文字的衰微与消亡

   第十五章 回鹘文《金光明经》及其忏悔思想(331)

第一节 《金光明经》在回鹘中的译传

第二节 回鹘文献所见“金光明忏”

第三节 回鹘文“金光明忏”诗

   第十六章 “裕固学”与河西回鹘关系漫议(344

第一节 河西回鹘是“裕固学”的基本内核

第二节 裕固学与敦煌学之关系

第三节 关于裕固族文字——回鹘文的复原问题

  参考文献(354

  索引(406

  后记(425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总序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在中西的交往经久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银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腾舞、胡旋舞等西方文化。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也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也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非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草创期的丝绸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开初起首要的交易物资并不是丝绸。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于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的争斗、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和连通各国的陆路交通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代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珍奇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诚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言: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西藏高原文化系统等等。而在这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两个地方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不仅是多民族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摩尼教,以其与商人的特殊关系,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摩尼教自13世纪始即已彻底消亡,而最近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与文物,证明摩尼教以改变了的形式,在福建、浙江一带留存至今。对霞浦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将是本丛书的重点议题之一。

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条件”这两个具有限定性意义的词语,其实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因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如张掖、武威、西安、洛阳乃至东南沿海地带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这样的交汇点就更多,如中亚之讹答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剌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伊朗之巴姆、亚兹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尔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古称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坩锅,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其来源是多元的,在本体上又是一元的,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进一步支撑和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区所接受,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和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这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推动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不断进取,由此谱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长安文化中数量浩繁的遗存遗物、宗教遗迹和文献记载,是印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内容。

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地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由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里汇聚了世界上的多种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传播。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学院存在于15~17世纪,由三座神学院组成,他们虽建于不同时代,但风格相偕,结构合理,堪称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撒马尔罕的东北郊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制,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撒马尔罕北边的卡塞西亚,原本为何国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这些都受到国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样性显而易见。

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其前身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658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处亚洲、欧洲两大洲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来自东方的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彼此融合、繁荣共处,使这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

综上可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谐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宽松——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包含着各民族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一道独具魅力、异彩纷呈的历史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东西方异质经济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与交融之路。

为了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的出版事宜,得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幸运的事,该丛书一经申报,便被批准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为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沿线地区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于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

今天呈现于诸位面前的这5册图书只是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今后会连续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导。

杨富学

2016年8月23日于敦煌莫高窟

后记


在甘肃文化出版社郧军涛先生的耳提面命下,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由论文集向章节体专著的转换。在转换过程中,我得以删削了一些文字,以避免重复;补充了一些新内容,尤其是新近涌现出来的研究成果与学术信息;还有一部分内容,以原来的论文为基础,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既然不再为原刊论文的汇编,那就可以放开手脚,对论文本身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去芜存菁。如是一来,书稿看起来的确比原来纯粹的论文汇编要好多了。这里特向郧先生的善意提醒与合理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基础是现已发表或正待发表的论文,其中有四篇(章)是本人与研究生合力完成的:

第三章《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与赵天英(就职于甘肃省博物馆,在职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合撰,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98~103页;

第五章《西域与敦煌吐蕃佛僧饮酒之风及其成因》,与许娜(就职于西北民族大学成)、秦才郎加(就职于读者集团,在职攻读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合撰,原刊于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7月,第600~620页;

第八章《论黠戛斯西域的进出》,与韩晓雪(西北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合撰,原刊于《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7~116页;

第十三章《敦煌汉藏对音资料所见读音混同现象之一斑》,与史淑琴(厦门大学博士后)合撰,原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9~153页。

另有第七章《和田新出突厥卢尼文木牍及其所见史事钩沉》,是本人与学术同仁白玉冬博士(就职于大连大学副教授)合撰的,待刊。

这里谨对诸位的合作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本书印刷过程中,责任编辑李浩强先生认真负责,字斟句酌,改错纠谬,精心加工,付出了很大心血,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

杨富学

2016311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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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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