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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鸦片田,80多年前的关中景象——苏秉琦先生考古见闻录(下)

摘要:   苏秉琦先生(1935年在宝鸡斗鸡台陈宝祠,26岁)本文作者苏秉琦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故乡是直隶(河北省)高阳县。在生青少年时期,父亲和兄长们所创办的纺织产业蒸蒸日上,造福一方。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高阳县依然流传着许多苏家人救济贫困百姓的故事。19岁高中毕业后,苏先生前往北平,准备入学考试。在这些日子里,他真切的感受到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外敌紧逼,已经收到北平工学院入学通知书的


  

苏秉琦先生

(1935年在宝鸡斗鸡台陈宝祠,26岁)

本文作者苏秉琦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故乡是直隶(河北省)高阳县。在生青少年时期,父亲和兄长们所创办的纺织产业蒸蒸日上,造福一方。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高阳县依然流传着许多苏家人救济贫困百姓的故事。


19岁高中毕业后,苏先生前往北平,准备入学考试。在这些日子里,他真切的感受到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

如果当时中国没有外敌紧逼,已经收到北平工学院入学通知书的苏先生,后来会按照苏家的意愿,接管家族庞大的生意,成为一代商业巨子。

然而,苏先生决心学习历史,以史报国。这与苏家人送他去北平读书的最初目的发生了冲突。最终,开明的母亲、兄长们支持了他的选择。


苏秉琦先生

(1947年,38岁)


1934年,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苏先生进入北平研究院工作,正式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生涯。

这一年初冬时节,苏先生随北平研究所考古队来到西安,之后去宝鸡斗鸡台进行考古。


渭河的渡船

(1935年,苏秉琦先生摄)

1935年的考古工作结束之后,苏先生随同考古队,渡过渭河,沿河秦岭北麓的平原,返回西安,途径了宝鸡、眉县、周至、户县等地。

本文,是这次旅途的记录。


本文是下部,上部、中部可点击阅读:

一种悲壮的情绪,去宝鸡考古的旅途

如痴如醉的秦腔,80年前关中民间生活


《斗 鸡 台 考 古 见 闻 录》(下)

苏秉琦


陕西的种烟(鸦片),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当初不过拿它当权宜之计,可现在整个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如同多年嗜毒的瘾士。再想完全禁绝,不但要影响财政的收入,人民也感觉不便了。


刘镇华在陕西暗开鸦片种植,鼓励种鸦片

(《共进》1923年)

我们在宝鸡住了很久。二十四年(1935年)五六个月间,我又随了徐先生从宝鸡沿着渭河南岸调查古迹,返回省城。


关中道上的鸦片田,1935年

我们所经过的宝鸡,郿县,周至,户县,可说是陕西种烟的中心区域。

宝鸡县种烟约二万五千亩;郿县约一万多亩;周至约七万亩;户县约五万亩(以上是领照的数目)。

所以在这一次旅行中,饱看了遍地如云的罂栗花;更看见割烟季节各地呈现的畸形的繁荣,好像烟鬼吃足了鸦片以后的兴奋情形;因感到毒化的普遍深刻,和一般人的贪图小利,真是怵目惊心!

现在把所见的陕西种烟吸烟和禁烟的概况,略述如下:

鸦片的种植

婴栗是一种越年生的植物。播种和收割大致与小麦同时,叶子的形状像蒿茞。茎高从二三尺到四五尺。

开花有早有晚,大约都在阳历五六月间。花朵像茶杯大小,颜色非常的鲜艳,有红白紫各种。


关中鸦片田,1935年

花落以后,结的实像鸡子一样,俗名叫烟棒。割烟的时候,用三四个小刀,并排着捆在一起。在烟棒上轻轻的割一周,深褐色的浆液,就慢慢的流出来。

等第二天早晨,趁露水不干的时候,拿一支薄铁片把它刮下来,这就是所谓“烟土”。

一个人一天最多可以割半亩。普遍割两次就完了。等烟棒晒干,取出里面的烟子,可以作油。烟土收割的多少,要看地味的厚薄,用肥料的多少,和雨量是否适宜。二十三四两年因为雨水沾足,普遍割二三十两到一百两。

鸦片繁荣

  

沿着渭河的气候,因为地势关系,东部比西部稍暖,所以庄稼的收获,也是从东往西。

我们经过宝鸡的虢镇和阳平镇的时候,烟花正在盛开。这一带因为完全是滩地,不但土质好,还可以用井水灌溉,所以种烟特别多。


关中的一处鸦片田,1934年

碧绿的烟苗,和澄黄的麦苗相间,大约烟苗占耕地全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尽是烂漫如锦的烟花。许多农夫用柳斗汲水浇地,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岐山县城附近地图,1935年

出宝鸡县境是岐山县。诸葛武侯和司马懿相持的五丈原,就在渭水南岸,斜谷口外边。用斜谷水开成沟渠,大半是稻田。


眉县净光寺经幢,1935年

再往东到郿县(眉县),也是稻麦比烟苗多。还不到收割的时候。

周至县重阳宫近代大钟,1935年

那天我们从郿县动身,傍晚到了周至县的啞柏镇,因为我们在郿县住在太白庙,很清静整洁,所以到了啞柏镇,就县找到镇外的城隍庙。庙门封着,门前边聚了差不多有几百人,像是开会的样子。一打听才知道是雇割烟的短工的“人市”。

城隍庙即不能住,便到镇里找客店。走在街上,看见来往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我们的騾车,几乎不能够通行。

“土店”成衣铺,布店,杂货店,酒馆,还有许多搭着席棚的饮食摊,都灯烛辉煌。临时赶来营业的妓女,穿着鲜丽的衣服,依门卖俏。几家临时医院,在街墙上满贴着专治花柳病的广告,非常热闹。万想不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居然也会突然的有这样的活跃现象!


关中卖烟枪的地摊,1931年

好容易找到了一家客店,早已住满了“土客”。只好请乡公所代想办法,才领我们到一个空庙。庙门也封着,原来是地方上恐怕割烟的工人们进来当临时旅馆,把屋子弄脏,所以把各庙都暂时封锁起来。


罂粟,1934年

我们休息了一会,到街上去吃饭,已经十点多钟了。街上还人影憧憧,正在熟闹的时候,不论工人农人商人和土客,面上都欣欣然有喜色。因想这一现象,可以说完全是鸦片的力量。我无以为名,名之曰“鸦片繁荣”。

次日清早,隔壁一个十几岁的小孩给我们送了水来。据他说,全家都已经下地割烟,他等我们走后,把门锁上,也还要去。

看起来鸦片不但可以使贫血的社会繁荣!还可以使懈怠的人们紧张!我们因为不愿多耽搁这个小孩的宝贵时间,喝了一碗杏仁茶当早点,便匆匆的离开了啞柏。


在鸦片田中辛苦劳作,1930年代初

从啞柏到盩屋(周至)县城之间,烟苗占耕地的大半。早烟正割头次,晚烟刚开花。满地都是割烟的男女老幼,每人腰间系着一个小洋铁罐,手里拿着刀片割烟。

奇怪的是,居然有许多卖纸烟糖果点心的小贩,在田野里做生意。买东西不一定用钱,也可以用烟土换,所以他们都带着一个盛烟土的小罐。更有拿着戥子和两只大瓷碗的土商,坐在大路旁或树荫下边,希图用贱价代收买新割下的烟土。


周至县全图,1942年

在周至本想找庙住。那知道所有的庙里,满屋都是一排一排的割烟工人。每人枕着一个砖头,躺在地上。有的在吸鸦片,有的在睡觉休息。只好到县政府住了一夜。

街上的热闹情形,比起啞柏镇当然又超过几倍。在县城我们住在民众教育馆,晚上我到一个商店买东西,伙计问我买烟土不买,我说“不吃鸦片”,但他总不相信我不是买烟土的“土客”。

陕西的黑化

陕西的社会既如同烟鬼,所以当他犯了瘾以后的狼狈无力的情形,正好和我们前边所见的畸形的繁荣,是一个对比。


鸦片烟膏,1934年

陕西烟土的市价,最贵的时候一两不过五角。两钱烟膏的代价,不过相当十枝装的金字塔烟一盒。所以鸦片在陕西可以说是非常平民化。

至于吸烟的普遍,尤其惊人。单单青年男子,吸烟有瘾的大约就占十分之六七。妇女吸烟的,也颇不少。它的原因,一则是价钱贱,一在是过于方便。雇工人割烟的时候,当讲明工钱之外,加几两烟土。种烟的人辛苦一场,割下来以后,自己更不由得要借着尝尝为名,熬几两酬劳下自己,因为陕西人根本不吸鸦片的,真是绝少。


吸鸦片(民国时期)

由于吸烟的普遍,产生两种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是耗费的惊人。

例如戴家湾种烟二十六亩,一亩平均按收割五十两计算,共和一千三百两,可是戴家湾的青年男子吸烟有瘾的就有三十多个,如果每人每天吃一钱,全年就需要一千多两。固然实际种的不只二十六亩,可是吸烟的更不只青年男子。

究竟陕西全省每年产烟多少?出境的占百分之几?到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惜没有统计数字,不敢武断。不过从吸烟的普遍情形,可以推想生产的大部,一定消耗在本省,输出不过少半。

宝鸡戴家湾地图,1935年

第二是劳动的不足。

现在举几个实例,我们斗鸡台所用的工人四五十名,是从附近的几十个村选拔出来的。因为凡有烟瘾的一概不用。所以戴家湾虽然有五六十户,壮丁也当不下五六十人。可是淘汰的结果,只有二十多个是没有烟瘾的,仅占总数的小半。

陇海铁路宝鸡段建设,1930年代

西汉公路的建筑工程,一半是就地征工,一半是从河南招募,据经委会方面的人说:河南来的工人,一天能作四方;本地工人,一天只能作一方。(一平方丈一尺厚的土)可见一般的工作能力之低劣。因此割烟割麦的短工,商贩,洋车夫,脚行,铁路员工,以及普通工人,从他们的语音知道许多都是河南省籍。

一般人都听说上海的金融界到陕西投资,那知道还有大量的劳动输入陕西!这不是因为陕西的人口稀,乃是由于鸦片烟鬼,不能胜任繁重的劳动!

禁烟问题

  

鸦片对于国民经济和民族健康的害处,尽人皆知,然而何以政府的禁烟政策,不容易贯彻?何以陕西省政府已经允许各县自动请求禁止,(例如蓝田、富平)而许多禁烟区域的人民,反有怨言?何以种烟户虽然嫌烟款太重,说收割不好,还是要种?

归根结底,是因为利之所在!

鸦片印花税,民国时期

政府方面:关于种烟的税收,第一种是烟款。每亩正額十元。不过因为烟苗的好坏,和各地办理的宽严不同,大约人民种烟一亩,实交三元到七元(就是种烟一亩,只报三分到七分)。

第二种是烟土出境的特税。听说去年(1935年)已经有每万两一千元,加到一千三百元,那么假如一亩的产量是五十两,政府除了可以收烟款五六元之外,如果加上出境的特税六十五元,岂不是人民种烟一亩,政府竟可以收税到七十余元之多!

种烟户方面:假设一亩割烟五十两,市价三两一元,约合十七元。除了交五六元罚款,付三四元人工,用一两元肥料外,至少可以剩余五元。割到一百两,差不多就可以赚到二十元。如果种麦,就收到一石(约三百斤)共值才六元。除去人工纳粮,最多不过剩四五元。


户县地图,1935年

比较起来,种烟不但利厚,并且容易出售,人民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从户县回长安的路上,在长安县境的一个小镇吃午饭。因为长安县已经是提前禁烟而这个小镇近接鄠县(户县)。眼看着种烟区域的热闹情形,无怪乎饭馆伙计们谈话间,露出非常羡慕,和抱怨的意思。由此也可见舆情之一斑。

陕西省分阶段禁种鸦片图

现在省政府为了奉行中央的禁烟政令,已经进行分期禁绝的计划。以县为单位,每期禁绝三分之一。

但是种烟原不是各地都相宜。计划内第一二期禁绝的县分,多半是不宜种烟,或产量较少的。种烟最多的地方,大都列在后面。所以现在事实上,种烟的数目还很大。

我们相信政府当局这次禁烟的决心和诚意。我们深切盼望政府能够排除财政的,社会的种种困难,如期禁绝,拯救出这黑化的陕西,使它成为复兴民族和国家的一个根据地。


整理者:刘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以上为苏秉琦先生《斗鸡台考古见闻录》的下部

上部、中部已经发布:

一种悲壮的情绪,去宝鸡考古的旅途

如痴如醉的秦腔,80年前关中民间生活


编后记:

偶然的机会,在史料中看到了《斗鸡台考古见闻录》。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80多年,纸张上的许多字迹已不清晰,然而,苏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却跃然纸上。

反复读了好几遍,感觉特别有必要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之前,我阅读了苏恺之先生的著作——《我的父亲苏秉琦》,因此,在整理《斗鸡台考古见闻录》之前,想与苏恺之先生取得联系,聆听他的指教。


河北省高阳县老地图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北京见到了苏恺之先生。先生现在已经80多岁,思维仍像青年人一样活跃,他给讲了许多苏家在河北高阳县的故事。

当谈到要整理《斗鸡台考古见闻录》时,苏恺之先生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瑞研究员好几年前已经将全文整理了。随后,联系到了刘瑞研究员,他非常爽快的将整理好的文字给了我。

从刘瑞研究员那里得知,他很早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被苏秉琦先生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苏秉琦先生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当时只有26岁,心中却又很深的家国情怀,对普通百姓的疾苦非常关心。


苏秉琦的父亲苏绍泉先生


苏秉琦先生的精神,这不仅是当时国难当头,日寇侵占东北,激发了那一代人的爱国热情,也与苏先生的长辈们对他的影响有关。

在河北高阳,曾经出过一位晚清时期的大臣,名叫李鸿藻。他既是爱国主战派,同时也关心百姓。李家与苏家是世交,有联姻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苏家人对百姓的关心与扶助,从小就影响了苏秉琦先生的为人处世,养成了宽厚仁慈的胸怀。


1933年,苏秉琦先生等人在泰山留影


苏秉琦先生在大学读书时,用以史报国的决心激励自己,学业突出,曾去山东泰安,给冯玉祥讲授世界历史等课程。

在北平研究院参加工作之后,苏秉琦先生全力以赴投入学术研究,阅读了许多国内外的学术著作,同时注意解读“中国现实”这本大书,时刻注意记录当时的民生现实问题。

在1934、1935年,在关中考古时,在看到满目疮痍的民生时,他才能写出了这样的文字。

于是,就有了本公众号连续发布的这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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