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理想之路（1）：从巴克特里亚到塔克西拉的风云往事-深度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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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理想之路（1）：从巴克特里亚到塔克西拉的风云往事

摘要: 2018年8月1日，《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展》在敦煌莫高窟开幕。此次展览由敦煌研究院与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合作举办，展览内容包含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山梨县）收藏的帕米尔以西地区170件域外文物，平山郁夫先生8件敦煌石窟写生绘画作品。邵学成博士作为此次展览筹备的参与者之一，深知此展览对于了解海外考古美术 ...

2018年8月1日，《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展》在敦煌莫高窟开幕。此次展览由敦煌研究院与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合作举办，展览内容包含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山梨县）收藏的帕米尔以西地区170件域外文物，平山郁夫先生8件敦煌石窟写生绘画作品。邵学成博士作为此次展览筹备的参与者之一，深知此展览对于了解海外考古美术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意义，将志愿为读者逐步解读展览文物的相关研究内容，一起探索古今文明之路。

1.巴克特里亚的梦幻和塔克西拉的真实

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塔克西拉(Taxila)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名词，这两个分别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国家的中亚地区两个最为古老的都市地名，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链接着一条神奇的文明之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中国的玄奘法师都曾经走过这两个地区。现在由于地区安全局势问题，也很少有中国旅行者、学人进行详细考察，都是属于理解认真较少、比较模糊的地区。

概括的讲，这两个地区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在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时候，巴克特里亚和塔克西拉地区分别是帝国的两个行省。在亚历山大征服占领该地区后，后来建立的希腊化小王国脱离了希腊宗主国而相继独立，这些远东地区德希腊城邦殖民地逐渐繁荣起来，希腊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发展。但随着势微，北方游牧民族的相继入侵摧毁了这些希腊化城邦，巴克特里亚和塔克西拉王国被灭亡。但此后这两个地区继续与波斯、贵霜、突厥等王朝发生密切关联，更重要的是一种、代表东西文化交流的新的希腊美术样式诞生了。

此外，从巴克特里亚到塔克西拉其实也是一本书的名字，是法国著名学者富歇(A.Foucher,1865-1952)在人生的晚期出版的一本考古报告书，写完这本书后，富歇就封笔停止学术研究，在这本书中富歇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研究兴趣点，也都是满满的回忆。同时，这本书动笔写作时，也开启了中亚考古美术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代表着阿富汗科学考古调查的正式开始，内容上也是联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甚至更广阔的中亚考古美术、历史地理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介绍展览中的部分文物，就以该书为一个起点。

1922年富歇秘密的从巴基斯坦出发，绕道伊朗德黑兰，和妻子一起骑马两人雄心勃勃的进入阿富汗，代表法国政府与阿富汗政府签订了文化协定。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要在阿富汗未来30年内的保证法国独占阿富汗的田野考古权利，此外还包括考古摄影、以及发掘品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基本都是最大限度的保证法国学人的利益。富歇之所以秘密签订协议，是因为有自己的兴趣点，他的主要目的是在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地区寻找希腊城邦和贵霜时代的遗迹，也希望观察出希腊化之后的该地区逐渐信仰佛教的整体态势，同时要开创出新的关于犍陀罗佛像起源的新研究的可能性——因为丰富的西方古典文献中记载这个地区，大批的希腊后裔改宗信仰后很有可能创造出希腊样式风格的佛像。

但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几年里，富歇并没有如所预料的一样，尽快完成调查发掘和尽快及时出版，争得研究的有利先机。因为，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田野就像是黑洞一样，埋没着富歇最初所有的推理和幻想——富歇在阿富汗北部的考古发掘基本完全失败，只在地下找到了一点伊斯兰的陶片。而那些有些可怜的考古成果想写成研究专著，的确很困难，尤其是面对一直要开拓自我的学者，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

这种失望不仅富歇一个人无法承受，整个法国学界都无法忍受自己本国最优秀的学者将理想葬身于新开辟的领域，于是找到了一个借口，让富歇尽快离开阿富汗，保证法国学者最后的荣誉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富歇无奈的离开了阿富汗，富歇也明白，此时离开或许还可以有些体面，因为失败还没有完全降临，或许以后还有机会重返该地区，重新来过。

但后来局势突变，富歇由于很多原因，自从1926年之后就没有再进入阿富汗和犍陀罗进行实地考察，离开了他深爱的、功成名就的地区。富歇的最后几十年一直日复一日的在法国和欧洲进行资料梳理工作，在重复的文案写作节奏和文字的字里行间中，避开了现场考古发掘能够带来的惊喜和失望，在思念中慢慢的思考着所有的亚洲往事。

或许，这种心理上的打击直到20年后，富歇在借鉴了很多后期的最新阿富汗考古发现成果，才将自己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出版，或许此时的富歇才明白20年前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在中亚，富歇作为语言学家，更应该做的是去调查收集资料，研究文字和图像，而不应该是实地的田野考古发掘。

所以，总结来说尽管富歇在犍陀罗地区研究收获巨大，但在阿富汗考古调查出版物中价值最大的就是这两本书，也是那个探险时代混乱无序的最后印记，因为富歇去世的这一年——1952年，也是法国考古独占协议30年的结束。或许，富歇的书也是最后的纪念，一个时代落幕了。在第1册是讲述从巴克特里亚到达塔克西拉的地理景观和考古学的遗迹，第2册是关于这条线路的历史政治、宗教艺术的介绍。

　　（DAFA阿富汗序列的第1卷《La Vieille Route de l'Inde de Bactres à Taxila》，由富歇夫妇共同完成，上卷出版于1942，下卷出版于1947年，尽管出版的比较晚，但这也是法国DAFA1922年在阿富汗考古丛书出版的编号第1本的考古报告，由于迟迟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书，富歇出版该书时，DAFA实际上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的考古丛书）（DAFA在巴尔赫地区的考古发掘，由富歇夫妇带领考古队在此奋战16个月，但是并未找到希腊化和贵霜时代佛教遗址。1926年，富歇只有接受了当时的考古发掘失败现实，选择了去日本躲避一段时间，但这却无意中给日本带去了阿富汗和犍陀罗研究的火种。）

　　（上下图：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地区青铜时代的女神像，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1500，脸部为白色石灰岩，帽子（头发）和衣服的材料为绿泥石。其实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前，该地区就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该神像所穿的是当时苏美尔的传统服饰卡吾那凯斯，在服饰上推测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化的影响，这种服饰很有特点，可能与当时的贸易交换有着紧密联系。这种石料在东伊朗地区较为常见。©LACMA）

　　(上图：平山郁夫美术馆馆藏巴克特里亚的地母神像，该神像还分布在伊朗的东部、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该神像原本身体各部分应该是相互连接粘合，遗憾的是现在双臂和腿部遗失，没留下痕迹。由于使用的不同材质，后期容易脱落。©敦煌研究院）

（现场的文物展示图，依稀的可以看出女神的五官©敦煌研究院）

（法国卢浮宫展出的巴克特里亚坐姿女神雕塑，脖颈处优雅，双手残缺。 ©Le musée du Louvre）

　　（上下图：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展出的巴克特里亚女神雕塑，站立姿态。 ©Louvre Abu Dhabi）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巴克特里亚坐姿女神雕塑©MUSEE GUIMET)

　　真实人生中，我们往往在大势已定无可更改时才迟迟进场，却又在胜败未分的浑沌中提早离席，或许阿富汗考古也是如此，研究宗教考古美术的人皆有这个觉悟。

富歇毫无疑问是第一个到达巴克特里亚进行调查的学人，代表法国考古队进行了基础性质的踏查工作，这一点贡献毋庸置疑，而且短时期内，也并没有学者可以这个地区进行更为细致的了解。富歇首先根据自己的旅行路线，对巴克特里亚地域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叙述分析，在考虑希腊文化对该地区影响的时候，也考虑佛教向西传播扩散也应该是在这一时间段之内，在这里富歇还是在考虑者佛像起源和佛教传播的关系，尤其是佛像起源与希腊文化的联系。所以富歇在其研究观点中都将该地区佛教遗址的年代学向前提，例如将巴米扬大佛建造年代定为3世纪左右，是在贵霜时期，这里就犯下了一个意气用事的错误。

在第1卷中对于考虑古代交通状况的时候，从巴克特里亚前往印度的道路非常艰难，首先要越过险峻的兴都库什山脉。对于依靠人力畜力的时代，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沿着河谷、越过海拔最低的脊梁线翻越过兴都库什山脉，所以一些城镇遗址和宗教遗址也会沿着这些古代道路分布。

同样玄奘法师的旅行路线基本就是沿着河流和河谷地从巴克特里亚到达了巴米扬，然后从巴米扬到达犍陀罗和塔克西拉的道路中，一路上也逐渐熟悉了中亚的地区气候。富歇利用现代地理学知识对《大唐西域记》所记述的古地名和现存遗迹进行比较，从地理状况和自然条件来考虑，推断玄奘的旅行路线，尽管这些古代的道路已经与现在的交通道路略微不同。富歇身体力行，继续骑着马模拟古代的行路方式，写这本书的目的已经很明确，要为当时的阿富汗和犍陀罗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信息。

根据富歇调查报告，其主要是沿着大路所调查的佛教遗址中，找到石质文物的可能性很小，仅有的佛塔遗址大部分都是土堆、土胚子，主要是由粘土砖构筑（只有一例是部分使用烧土砖），佛塔基座为方形，基座内部夯土外部表面装饰日干砖。这种佛塔的大概形状是在西北印度犍陀罗全盛时期最为典型的塔形，但是相比较之下在塔身建筑装饰上却极为弱化，不能和犍陀罗地区佛塔的繁复装饰进行比较。从感官上体验，这些因地制宜的材料有些粗糙简单，很难和伟大的希腊文明联系起来。

所以此地区基本没有像犍陀罗地区那样用页岩石块砌累起来的寺院建筑，也缺乏相应的雕塑装饰。或许有可能是这些寺院在后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有建筑物都被摧毁殆尽，所以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北部没有特别显著的石窟寺院遗址。

在第2卷中，已经距离第1卷出版隔了5年时间，在这里基本已经是富歇的最终结论，富歇承认自己寻找被历史隐没的古代希腊遗迹和佛教寺院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考古的结果也没有发现任何有着希腊化遗址存在于巴克特里亚的证据，开始直面自己的人生。在这本书中，富歇小心翼翼的记录着所有的遗址，他对于其之前犍陀罗派美术年代论点，和之后20年考古发掘结果进行对照，进行了某些再检讨，对于之前著作的观点进行补充，需要强调的观点进行再次强调，视野比之前更加开阔。研究的时间跨度上也从最初的历史时期到伊斯兰取代佛教的时代，在这个广阔的时间跨度内，对于犍陀罗美术的兴亡进行再认识。

对于犍陀罗样式的区域范围问题，对于以青色片岩雕刻制作的典型的佛像雕刻作品出土问题限定在了伽毕试（今日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附近）是其西北边境，东南的边境到达塔克西拉，但是这两个地方的地理空间并不接近，因此可能是制作出来的作品运往其他地方，或者相同的文化背景有了相同的审美取向，这也就限定了犍陀罗美术样式传播的区域。

关于犍陀罗佛教美术的起源，正因为以上地区在历史中经历过希腊化历史时期的繁荣，这个地区古代的希腊要素和遗迹应该是最为丰富的地区，按照推理应该是犍陀罗艺术发源的最合适的理想地点，是希腊化佛教造像起源论的最好解释。当时在巴克特里亚并没有找到太充足的证据。阿富汗发现佛教遗存并不多，出土的佛塔、雕塑等遗存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并没有可以和犍陀罗丰富的遗存相提并论的成果。

相反，在犍陀罗出土的雕刻等遗物却有压倒性质的庞大数量，而且源源不断的发现继续让人着迷，这样就决定犍陀罗是佛教美术起源地的结论。

最后，富歇在书中描述研究的古代地理道路到达塔克西拉后，这也是亚历山大大帝和玄奘的路线，结束对以上的交通路进行了所有的描述。这时候所组织起来的证据表明，佛教是经过阿富汗传入新疆地区，这条路线是被忽视的，此后阿富汗开始被更加重视，在以后的阿富汗研究中开始更多的相遇在犍陀罗的讨论中，与新疆地区的变得同等重要起来。

同样，另外的一种意义上来讲，这书也是富歇与其“学生夫人”的合作，也有很多个人的隐情。最初富歇因为沉浸于研究无暇顾及感情婚姻，一直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后在大学执教时遇到了其学生巴赞，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最初这对师生恋组合，遭受到学界强烈的批判质疑，富歇夫妇只好出走远遁亚洲，逃离法国学界对于他们的批评。甚至在犍陀罗和阿富汗，富歇夫妇也面临很多同行的质问，富歇夫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富歇原来的人际交往。因为，缺乏归属感的他们，也要重新开始，也要重新上路，于是他们选择了阿富汗。这本两人合著的考古报告，既是他们爱情的果实，也见证了任何时代都不会被允许的恋情逃亡。

即使现在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在沙漠之间盛开的希腊文化短暂如海市蜃楼般随着希腊帝国的瓦解而消失，这些希腊城邦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尽管有一些发现，但仍然不能满足那些文献中提到的“千城之国”的想像。

（上下图：平山郁夫美术馆馆藏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青铜酒器，年代约为公元前1世纪～1世纪之间，青铜材质，这种独特的斜喇叭口口沿工艺，是受希腊化或罗马制作工艺影响的作品。把手表现为葡萄叶形状，上端为一头上有一对角的男性神卧像，正手持来通杯饮酒，下端为一葡萄树叶下藏着的女神胸像。该容器应为盛葡萄酒容器，或许是分酒器的一种。©敦煌研究院）

　　（塔克西拉出土的青铜酒器，出土于希尔卡普地区，现藏于巴基斯坦卡拉奇国家博物馆©Karachi Museum）

（2）富歇的身前身后人

其实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时代，在富歇之前，还有很多学人对这一领域进行过尝试研究。还有一位同富歇一样当时享誉欧洲的印度学学者——克伦威德尔（A·Grünwedel，1856－1935）曾经对希腊化和犍陀罗进行过尝试分析，甚至在早些时候因为其能写能画，既有着画家的敏感和浪漫，又有着探险家的狂热和大胆，克伦威德尔的社会名声某种程度上高于富歇。他更是一位中国学界最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他带领的德国探险队对于新疆的考察，陌生的则是对于他为何来新疆考察、来考察之前又受到了哪些思潮的影响，是什么让其走上了新疆探险考察的道路。

在来中国之前的1893年，德国的克伦威德尔已经发表了很多高见，针对当时欧洲学界关心的犍陀罗研究热点，其最著名的一书《印度佛教艺术》（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希腊的影响，存在于亚洲地区阿育王时代以降的艺术……实际上，现存的大部分犍陀罗雕刻，是那些完全遵循希腊创作法则的艺术样式的复制品”。

在该书中克伦威德尔以希腊式佛教艺术的传播为核心，对古代欧洲、波斯、印度和东亚之间艺术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于相似元素进行了提取，这种比较文化和图像的研究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认识和想像，因为可以导入从西方思考东方的方式。被誉为当时研究中亚的“双子星”克伦威德尔和富歇毫无疑问在对东方艺术的跨文化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多贡献。

但是，虽然在文化交流和图像学上有突破，无但法靠近佛像制作的年代的现实问题像一个“紧箍咒”一样，困扰着每一位学人。由于犍陀罗地区文献资料的缺乏，纪年铭文的缺失，无法构筑起详细的王朝更迭年代秩序。这种现状迫使很多学人转向周边地区，希望周围地区可以有新资料可以佐证犍陀罗年代的问题，克伦威德尔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了对于中国新疆的两次远征调查，希望可以探清楚犍陀罗在东部中国的边界，以及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

当时的殖民掠夺和地理大探险时代背景中，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欧洲探险家将目光扩大到阿富汗、中亚地区和中国东部地区的时候，根据很多零碎的消息，很多学者敏锐感觉到阿富汗和新疆有可能会是继犍陀罗之后又一大片丰沃的学术土地，可能会盛开出更多五彩缤纷的研究果实。当时的俄国因为靠近这两个地区，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逐步开展有半考察探险、半其他目的的调查活动，俄国的行为给传统的欧陆大国带来了警惕，尤其是英法德三国，他们之间开展了默默的竞争。

同样，最先行动的德国人克伦威德尔的新疆探险考察，以及带回的大量新疆文物在欧洲引起的轰动效应，超乎了所有人的期待和想像，直到现在德国一些学科还在研究这批资料。这种探险行为既为自己挣得了荣誉，也拓展了人们对于亚洲文化的认识，同时也惊醒了法国学人。很快针对这种学术竞争，法国学人有意识有目的在中亚和东亚兵分两路，一路是以沙畹、伯希和为代表，开启了新疆、敦煌和云冈等中国北方的调查，特别是在新疆、敦煌获得大量考察成果，改变了中亚研究的面貌；但另外一路则是富歇、哈金等人，直接进入阿富汗开始新的田野考古，陆续收获了一大批新的地下出土新资料，改变了学界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感觉和地理认识。

尤其是富歇，在当时的学术竞争中，踏查了广阔南亚和中亚地区，加上其拥有的优秀语言天赋，继续在克伦威德尔的基础之上，很快在犍陀罗雕塑的佛传故事图像和佛经对比中，显露出自己的超凡能力和优秀的法国学术传统，依靠语言学、图像学释读了大量的雕刻中的内容。富歇在去阿富汗之前所出版的书籍中，陆续解释清楚很多犍陀罗美术研究的难题，为解清希腊化和贵霜王朝的文化艺术提供了钥匙。

（上下图：平山郁夫美术馆馆藏银质高脚杯，约为公元1世纪，典型的罗马风格银杯。这种银杯的制作技术应该是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传统制作技术，使用一张银板反复捶揲敲制而成，银杯的底部中空，一般用于饮酒。）

（塔克西拉博物馆陈列的希尔卡普（Sirkap)遗址出土的银质高脚杯和酒器）

（塔克西拉博物馆陈列的希尔卡普遗址出土的青铜高脚杯和酒器）

　　（塔克西拉出土的同类型的红陶杯、青铜高脚杯和水器等器物）

（上图：卡拉奇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塔克西拉出土的各种造像和器物）

（塔克西拉博物馆的外景和内景）

　　（3）塔克西拉地区的踏查

今年，以考察自然界和人类活动遗迹为目的，在田野大地中感知人类所有的智慧和自然演化的力量，去感受自然异文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我们几位青年博士教师组织了犍陀罗文明和印度河文明考察团抵达了巴基斯坦地区，陆续开始沿着古代文明之路开始巡礼考察，沿着前人的足迹，寻找过去先贤的理想之路，第一站我们就到达了塔克西拉。

　　在旅途中我们也在想着过去先哲们的研究往事，一些遥远而又激动人心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尤其是当我们站在塔克西拉这片热土上，我们大家忽然想起了富歇这本书。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年轻学人，在上学时知道塔克西拉这个名词、在写下很多犍陀罗阅读笔记后，在工作后几年才终于踏上了塔克西拉这片土地，心情肯定是兴奋和自由的，我们肆意的吹着田野来的风，感到无与伦比的美丽。同时此刻淡淡的愁绪也会涌上心头，这是模糊而又真实的感觉。

　　在感受着这座历史之城带给我们的惊喜同时，面对庞大数量的遗址和博物馆藏品，因为需要研究注意的事情太多，我们也想边思考总结，慢慢的将所见所闻转述给感兴趣的同仁们。

对我自己来说，为了更多的感受文中所涉及的文物遗址的现地气场，调查清晰同类别文物的博物馆收藏展览情况，做好丝绸之路展览的筹备工作，我更期待这场考察。这些地区我们研究兴趣刚刚起步，之前我一直研究阿富汗，在我去阿富汗之前得到过平山郁夫家人以及众多师友帮助，当我完成考察阿富汗的梦想后，我知道自己也必须扩大视野，将阿富汗与周边广阔地域进行联系起来，于是来到巴基斯坦继续寻找下一个起点。接下来的日子，将会给同好们继续分享这些旅行见闻、展览文物和考古美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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