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今天少林寺碑廊，一块名为《达摩只履西归圆碑》刻有：“达摩入灭太和年，熊耳山中塔庙全。不是宋云葱岭见，谁知只履去西天。”的七言律诗。说的是北魏高僧宋云西行求法经葱岭返归京城洛阳时遇见达摩（北魏著名禅师）拄杖执履赤脚西去。由于宋云西行数年，不知达摩早已圆寂，急步上前问道：“大师哪里去？”达摩说：“我往西天去”。接着又说：“你回京后不要说见到我，否则将有灾祸。”言罢二人各奔东西。宋云回到洛阳面见东魏孝 ...

在今天少林寺碑廊，一块名为《达摩只履西归圆碑》刻有：“达摩入灭太和年，熊耳山中塔庙全。不是宋云葱岭见，谁知只履去西天。”的七言律诗。说的是北魏高僧宋云西行求法经葱岭返归京城洛阳时遇见达摩（北魏著名禅师）拄杖执履赤脚西去。

由于宋云西行数年，不知达摩早已圆寂，急步上前问道：“大师哪里去？”达摩说：“我往西天去”。接着又说：“你回京后不要说见到我，否则将有灾祸。”言罢二人各奔东西。宋云回到洛阳面见东魏孝静帝，说起自己在葱岭遇见达摩西去之事。帝怒斥宋云：“人所共知，达摩大师死于禹门，葬熊耳山，造塔于寺，尔怎说在葱岭遇见大师？”宋云解释自己真的遇见过大师，并说出达摩嘱咐自己不要说出去，否则会有灾祸，但不敢欺瞒圣上，便如实奏报。孝静帝遂命人开棺验证，棺中空空，唯一只鞋子而已。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融合，北魏王朝历代统治者尊崇佛法，提倡佛教活动，一时间大兴庙宇，开窟造像颇为盛行。文成帝于和平元年（公元469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西武州塞开窟造像，历时30多年，建成灵岩寺石窟（今大同云冈石窟）；宣武帝元恪景明初（公元500年）建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也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由于魏孝明帝年幼，其母胡充华以皇太后身份总揽朝政，胡太后的姑母是一位尼姑，她从小受到佛教的影响，自己入宫也是姑母托人之举，胡充华后来受到宣武帝元恪的宠幸，认为自己荣华富贵全凭佛法仰仗，由于胡太后的崇佛，洛阳佛教寺院高达五百多所。她亲自奠基建造的洛阳永宁寺高大气派，华丽无比。《魏书·释老志》记载：“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记。”由于教派众多，对佛经的解读各说其是，各取所需，难以统一，这就需要到佛教的发源地找一个正统的说法，即所谓到西天求取真经。这是一桩博取佛教徒拥戴的盛事，更是确立自己在佛教界正宗地位进而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胡太后决定派宋云、慧生等人前往天竺求取真经。同时为宣扬国威，结好诸国，还给沿途各国写有公文诏书，并携带“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向所经国家赠送。

宋云，敦煌人氏，北魏明帝时的僧统（管理僧侣的官员）。关于宋云西行求法的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北史·西域传》记载：“熙平中，明帝遣胜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熙平”是北魏孝明帝的年号，却仅仅用了两年，即公元516年——517年。若照此说，宋云西行应为516年——公元517年。北魏杨玄之《洛阳伽蓝记》中有《宋云记行》，记载宋云等西行时间为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十一月，《宋云记行》取材于《宋云家记》，应该说更确切，更可靠。宋云西行于公元518年，于522年返回京都洛阳，历时五年，更符合实际。当时宋云一行西行，人数较多，骑马乘驼，携带颇丰，沿途还要进行外交活动，加之路途遥远，山高水险，要经过雪山、大漠、戈壁、沼泽等复杂地段，一年多时间，无论如何是难以完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宋云一行为何不走河西走廊，偏偏要经过山岭阻隔的祁连山，沿吐蕃古道西行，我们首先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北魏末年，秦州刺史李彦横征暴敛，汉、羌、氐各族人民在秦州发动起义，起义军擒杀李彦。羌人莫折大提被推为首领，因其出生秦州（今甘肃天水），故称为秦王，后斩杀刺史崔游，攻克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正光五年(公元524年)，莫折大提病死，起义军由四子莫折念生统领，自称天子，国号秦。后遣其弟莫折天生出陇东占据六盘山一带。在歧州(今宝鸡东北)一役中，俘斩北魏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乘胜攻取了凉州（武威），凉州人可于菩提等率众响应，北魏王朝失去了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起义军遂取陇东诸州，乘胜直下潼关，兵锋直指洛阳，威胁着北魏王朝的政权。后来由于部将杜粲叛变，莫折念生被暗杀，全家也跟着遇难。据此可以看出，当时、关陇一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波及河西走廊，宋云一行只能走吐谷浑道前往天竺。吐谷浑王朝（公元313―663）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是西晋至唐朝时期位于祁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强盛时其游牧范围“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县东南）以西，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以东，祁连（今祁连山）以南，雪山（今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城“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45里处。

宋云同法力、慧生等人于公元518年十一月从洛阳出发，经陕西、到甘肃金城郡（当时郡制在兰州西部）、前往西平（今青海西宁）、再到临羌（今青海湟源），然后向西南越赤岭（今日月山）进入柴达木盆地共和以西的沙漠地带。据《洛阳伽蓝记》卷5《宋云行记》中说这一带沙漠为“流沙”，形容这里“多饶风雪，飞砂走砾，举目皆满”。宋云还在吐谷浑王都（今青海都兰县）住了一段时间。公元519年初，宋云进入西域境内（今新疆），然后到达鄯善城（今新疆若羌县境）之前属于北魏的鄯善国，如今已被吐谷浑占领，吐谷浑不仅占领了鄯善，而且“地兼且末”，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车尔臣河中上游广大地区也成了吐谷浑的领土。自鄯善(今若羌)西行至左末(今且末)，“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公元382年，前秦王苻坚派遣骁骑将军吕光带兵远征西域，鄯善王和车师王充当向导并率部参战，焉耆不战而降，龟兹国都被攻陷后，原属小国及远方诸国纷纷表示臣服，自汉之后的魏晋等朝以来，中原政权再次在西域发挥重大影响。

再向西，宋云一行到末城(今策勒)，“城傍花果似洛阳，惟土屋平头为异也”。以西二十里捍度城，即汉代抒弥，城南“有一大寺，三百余众僧，有金像一躯，举高六丈，仪容超绝，相好炳然;面恒东立，不肯西顾。……及诸像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延昌二年(公元513年)，惟有一幡，观其年号是姚秦时幡”。后秦三主，姚兴于公元394——415年在位，法显西行正在这一时期，可想而知，宋云在此看到了据他一百多年前后秦使者留在异国他乡的幡，心中感慨油然而生。再往西行至于阗国(今和田县境内)，“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枚，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屠。亲属剪发劈面为哀戚”。此种风俗与古代突厥人习俗很是相近。据说于阗王初不信佛法，一高僧对他说：“佛让我来找你，令你造覆盆式佛塔一座，如若遵命而行，可以使你的社稷永存”。于阗王答：“只要你让我看到佛，我当即从命。”高僧遂鸣钟鼓，佛派遣其子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于阗王忙五体投地拜见，从此笃信佛教，于是佛法在于阗逐渐传开。这一记载反映出各地僧人不断来往于阗，中原与于阗之间的佛学交流也非常的频繁。

离开于阗之后，宋云一行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日进入朱驹波国。“朱驹”即“沮渠”的异译，在今新疆叶城县县城之南，为古代丝路之要冲。从于阗经过此地，向西北可经喀什噶尔西行；由此向西南，可翻越葱岭西行。据《宋云行记》载此地风俗语言与于阗相似，而文字却使用天竺字母。八月初，他们开始进入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非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宋云一行沿着崎岖的山路步步渐高，乃得至岭：“汉盘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决水而种，闻中国田待雨以种，笑日‘天何由可共期也!’城东有孟津河，东北流向沙勒。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这是对北魏时期塔什库尔干地区的真实记载。“孟津”即今塔什库尔干河，为叶尔羌河之西源；“沙勒”又称疏勒，其都城在今喀什。九月中旬，宋云一行到达钵和国，钵和国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西域古国，唐代称之为“护密”，在今中国与阿富汗之瓦罕走廊一带，据《宋云行记》记述：钵和国“高山深谷，险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服饰，惟有毡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劲切，人畜相依。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峰”。说的是这里地处山区，道路崎岖，气候寒冷，人们着毛织衣服，住在洞穴中。描绘的正是阿富汗北部兴都库什山地区，即使现在人们也以毡房为家，逐水草迁徙。“玉峰”，即今兴都库什山，终年积雪，宛若白玉。

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十月初，宋云一行翻越兴都库什山，来到嚈哒国，嚈哒国东界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臣服于它，宋云说其“四夷之中，最为强大”，随后献上魏孝明帝诏书，嚈哒国王“拜跪受诏书”，优礼相加，招待甚周，逗留一月，继续西行。十一月初到达波斯国（波知国），此波斯并非波斯国（今伊朗）。《北史》记载：“波知国位于钵和国西南，土狭人贫，依托山谷，有三池，传云大池有龙王，次者有龙妇，小者有龙子。”《宋云行记》载：波斯国“境土甚狭，人民山居，资业穷煎，有二池，毒龙居之，行人过此，祭祀龙王，然后平复”。《北史》之所以将“波斯”写为“波知”，是以示与波斯（今伊朗）之区别。“波斯”与“波知”都是译音，“波知”位于今阿富汗伊什卡什姆西南、兴都库什山南麓的泽巴克。十一月中旬，宋云由波知国折东南而行，到达赊弥国(今巴基斯坦奇特拉尔一带)，再到钵卢勒国（清代的“博洛尔”，今克什米尔地区吉尔吉特河流域一带），进入乌场国（今印度河上游和和巴基斯坦斯瓦特河流域一带），并向国王介绍中国之地理位置，曰其东临大海，日出其上，物产丰饶，有周公、孔子、庄子、老子的学说及占卜、医道、方术之技巧，诸国为之神往，表示如有来世，愿生中国。公元520年春（十月中旬），宋云一行抵达犍陀罗国(都城位于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遂参拜寺院，瞻仰佛迹，至正光三年（公元522）二月携大乘经论170部返回洛阳。

宋云西行从北魏京都洛阳出发，经过陕西长安、甘肃兰州郡、青海西平，翻越日月山，进入柴达木盆地，走吐谷浑古道，入鄯善，过左末城，沿昆仑山北麓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经瓦罕走廊（今阿富汗东北）至白沙瓦（今巴基斯坦境内）一带。往返历时五载，历经千难万险，游历数十国，带回数量庞大的经卷，宋云撰有《家纪》，慧生撰有《行纪》，记录了他们西行的经历和见闻。这些著述可惜有的已经散失，有幸在同时代杨炫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中完整地记述了北魏洛阳佛寺兴衰的历史和人物纪实类笔记，综合收录了宋云西行的记述，后人将这些著述编撰成《宋云行纪》。该书不仅记述了当时从中原前往天竺的交通路线，还对沿途国家、地区的地理物产、社会政治、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详实的记述。宋云毫不亚于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伟大壮举，他对促进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宋云行记》与《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这三部在时间和内容上相连续的著作成为后人了解西域各国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交通、风俗文化的宝贵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