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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了解到研究 寻找三星堆文明源头的考古人(图)

摘要: 刘章泽(右)在田间勘探。在九顶山筲箕塘捡到的石斧。四川新闻网德阳11月3日讯(记者 周鸿)在刘章泽的办公桌上,有着不少的考古书籍和杂志,其中一本《历史深处的德阳》颇为显眼。这本书记述了德阳的重要考古发现,当中的三星堆发现尤为重要。“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恰逢我在那里实习,有幸见证并参与了发掘。”回忆起当时,如今是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刘章泽仍有一种自豪感。不过,后来的他更对三星堆文明 ...

刘章泽(右)在田间勘探。

在九顶山筲箕塘捡到的石斧。

四川新闻网德阳11月3日讯(记者 周鸿)在刘章泽的办公桌上,有着不少的考古书籍和杂志,其中一本《历史深处的德阳》颇为显眼。这本书记述了德阳的重要考古发现,当中的三星堆发现尤为重要。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恰逢我在那里实习,有幸见证并参与了发掘。”回忆起当时,如今是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刘章泽仍有一种自豪感。不过,后来的他更对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地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多年的多地走访和研究,提出了古蜀先民翻越九顶山进入成都平原,最早到达什邡桂圆桥遗址,进而前进到三星堆,创造出三星堆文明。

砖厂工人带来的惊喜

现场挖出了十余件土石器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说的正是三星堆,而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上,祭祀坑的发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刘章泽还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一名学生,正在三星堆实习。

1986年7月,刘章泽和他的20多名同学在三星堆实习的日子快要结束。19日上午,他和几名同学正在整理上半年考古发掘资料。此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正在向他们靠拢,似乎是要给他们临走前的一个巨大惊喜。

“当时一个砖瓦厂的工人跑到我们的办公室,说挖到东西,让我们去看看。”刘章泽介绍,首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以及陈显丹等立即带我们去了大概100米远的现场,收回了工人拿走的几件玉器,同时让砖瓦厂马上停工。

随后,考古人员对旁边的田地搜索一番,找到了一些玉石碎片。经过拼对,原来是玉璋、玉戈等一些古代的礼器。陈德安与陈显丹意识到重要性,一面对现场进行保护,一面将此事上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

时值仲夏,考古队员冒着酷暑和乡间蚊虫的叮咬,夜以继日地加班工作。他们用锄头、小手铲、竹签,慢锄、轻挑、细刮,生怕流失一丝文化信息。

“当时我们实行三班倒,24小时都不休息。”刘章泽回忆说。根据陈显丹的发掘日记描述,他们首次进行了夜间的考古发掘。用竹子和麦草在现场搭了一个棚子供工作人员放物或小憩,另外又盖了一个与“墓坑”大小的棚。这个棚子是活动的,太阳太烈时和下雨时,可以遮阳避雨, 需要照相绘图时可以把它整体抬开,更重要的是晚上它还是考古人员夜间工作灯光的唯一支架。

夜间发掘时,上半夜还有周围的农民来看热闹,但到了后半夜,周围除了蟋蟀的啾啾之声和一片蛙鸣之外就是考古人员在坑中偶尔的说话声和手铲插土、刮泥的沙沙声响,显得更加宁静。到快天亮的时候,眼睛就比较困了,倦意不断上升,但是大家依然坚持工作 。

金杖的发现

考古人员谎称是黄铜

经过数天的发掘,7月29日,考古人员发现一对象牙和一块长方形的石板和石璋、 石戈的堆积之处。

7月30日凌晨2点过,当陈显丹在坑的西北壁的中部用竹签和毛刷清理时,突然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中露了出来,他继续清理,发现它是黄金制品,再继续清理下去,发现上面刻有鱼纹,再继续,发现上面还有其它的纹饰,而且弯弯曲曲越来越长。此时陈显丹开始紧张起来, 心想这可能是古蜀王的一条“金腰带”。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此之前,曾在什邡发现了一条十二生肖的金腰带。

“当时有民工询问是不是黄金,但陈显丹说是黄铜。”刘章泽说,随后现场暂时停止了发掘,并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三大决定:一、目前参加发掘的所有民工不得离开此地 ;二、由四川大学的学生张文彦立即骑自行车到广汉县城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县委县政府,同时请他们派保卫人员到现场保护文物的安全;三、由陈德安同志即刻起身返回成都,把这一重要发现向单位负责人汇报,陈显丹坚持在发掘现场继续作发掘清理工作。

早晨5点刚过,广汉县委县政府在接到这一重要报告后,立即派出了36名武警战士到现场维持秩序。清理工作在继续,发现的文物也越来越多,“金腰带”的清理也在继续。不久,这条“金腰带”的全貌也现了出来,原来这是一枚象征古代蜀王王权的“金杖 ”。

“后来之所以认定它是金杖,因为金皮的里面包裹了有残留了一些木屑。”刘章泽说,金杖的上面除刻有鱼纹外,还有鸟纹和头带王冠的人头像,总长为1.42米。随后,当众向大家宣布 :“我们发现了古蜀王的金杖”。这消息一经传出 ,立即引起了轰动,当天来看的人络绎不绝 。

据了解,一号坑的发掘持续到了8月14日才结束。此次发掘共出土了各类文物567件。然而发掘并未结束,一号坑结束的当天下午,砖厂工人又在另一处挖出了一个青铜人头像。8月20日,考古工作人员又开始第二次发掘。9月17日,二号祭祀坑发掘结束,共出土文物1300件,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等。

“像玉戈、玉璋等这些玉器,还见过。而青铜人头像这些,连书本上都没有。”看到这些从没见过的文物,刘章泽隐隐感觉到,这肯定是一次重大发现,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章泽(前排右四)参加三星堆发掘时的合影。

繁盛的三星堆文明

开启它的寻根朔源之路

从四川大学毕业后的刘章泽回到了德阳,继续从事他的专业工作,也先后参与了数次三星堆的发掘。从发现到发掘,再到了解研究,曾经繁盛的三星堆文明渐渐的显露在刘章泽的眼前。

金沙遗址给我们解决了三星堆文明衰落后的去向,那三星堆文明的源头又在哪里?”刘章泽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9年,桂圆桥遗址的发现,解决了三星堆来源的问题。”

最早发现桂圆桥遗址线索的是什邡市文管所所长杨剑。当时他和队员们在乡村做着“三普”调查工作,当他们来到回澜镇玉皇村的一处待建工地时,地面上随处可见的陶片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当中的一些陶片与三星堆遗址早期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片相似。

杨剑认为,什邡距离三星堆仅20公里,作为古蜀王国所在地的三星堆,不可能对什邡没有影响。而且之前在什邡马井、隐峰两地也发现过商周遗址。

关于桂圆桥的情况,杨剑立即向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汇报,请求派技术人员到什邡帮忙考古调查。然而事情并非很简单,因为这里的待建工地是投资8亿元的烟厂。不过,在政府的支持下,杨剑用一个多时间拿出了调查报告,原来在待建工地东部有一古河道,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古河道的南部和西部地势较高处。

为了进一步探明该遗址的文化性质,考古人员进行了试掘,挖出了大量夹砂陶及泥质陶,其器型与三星堆一期文化器类相同或相近。这让考古队员十分的兴奋。杨剑向时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做了汇报,雷雨又邀请了省考古院考古队队长孙智彬来现场。孙智彬一句“应该是5100年前的陶器,可能是成都平原最早的”让杨剑等人更加的兴奋。

经过与烟厂企业的协商,最终考古队员在这片待建工地上开始了发掘。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学生以及陕西、绵阳等地的专家共10人加入到了考古队,最终形成了40人的一支队伍。

经过发掘整理,桂圆桥遗址共包含了新石器、商、西周、汉代、晋及宋代六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同时,专家一致认为桂圆桥遗址早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为宝墩文化源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探寻三星堆文明来源路线

九顶山石斧成佐证

发现桂圆桥遗址3年后,2012年11月,又在什邡市元石镇箭台村的金河南路施工中发现文物,不过当时只是由德阳市考古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两年之后,德阳和什邡两地对这里进行一次勘探,发现了30处遗迹。

2014年末和2015年初,刘章泽带队对勘探区域进行了试掘,陆续发现出不少的陶器。刘章泽介绍,据初步统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类型70%在箭台村遗址有所发现。而箭台村遗址也是三星堆遗址外三星堆文化分布面积最广,出土遗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聚落等级最高的遗址。

在箭台村遗址Ⅵ区出土的红褐色夹石英粗砂陶圈足、折沿盆口沿等与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期的陶质陶色和形制相同。而桂圆桥遗址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早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什邡境内还发现有介于桂圆桥遗址一期与三星堆遗址一期之间的文化遗存:2014年发掘的什邡静安村遗址发现略晚于桂圆桥一期的遗存,2013年发掘的星星村遗址发现稍早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存。这说明桂圆桥一期人们从山区进入平原后,到达三星堆之前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什邡地区。

“后来桂圆桥遗址一部份人迁移到三星堆,一部分人则继续留在什邡。”刘章泽说,正是这部分人的迁移,才创造出了后来的三星堆文明。

那什邡的古蜀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几年来,刘章泽和其他的考古人员一直在寻找答案。他介绍,发掘者对桂圆桥一期人们进入成都平原路线进行了探讨,认为成都平原目前最早的文化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传入路线有两条:第一条路线应该是来自西北的人群,“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再顺岷江而下,进入成都平原;另一条路线则是沿白龙江进入白水江再转金牛道进入成都平原,而这一路如果沿干流嘉陵江一直南下,便是泛哨棚嘴文化的分布区。桂圆桥遗址中第一期遗存中的陶器特征与营盘山较为相似,而什邡和茂县仅九顶山一山之隔,所以桂圆桥一期的人们从第一条路线进入成都平原的可能性更大。

提出此观点后,刘章泽等考古人员围绕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2016年8月19日,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什邡市博物馆组织召开的“翻越九顶山,寻路桂圆桥”座谈会上,来自茂县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余友强先生展示了他在筲箕塘发现的石斧。

该石斧两端大小不一,其中一端较大,扁平光滑,呈现椭圆形。座谈会上,刘章泽拿着这块来自九顶山的石斧爱不释手。“这个石块有很明显的人为痕迹,至少说明了筲箕塘这个地方有人类活动过。”

针对迁移路线问题,2016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鸭子河和石亭江上游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在什邡洛水镇洛城村石亭江出山口河流冲积地层中发现桂圆桥时期陶片,说明石亭江上游峡谷地区可能存在桂圆桥时期遗存。

“桂圆桥一期人们进入平原的路线,应该是翻越九顶山后沿着石亭江上游峡谷进入什邡。”刘章泽介绍,在九顶山筲箕塘发现的石斧和什邡洛城村采集点河流冲积地层中发现的桂圆桥时期陶片,为研究桂圆桥文化的来源及路径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同时,生业形态也表明桂圆桥一期人们是刚从山区直接进入平原。根据桂浮选结果分析,桂圆桥一期的样本显示其生业形态与川西高原相近,粟、黍的搭配种植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刘章泽说,桂圆桥遗址一期、三星堆遗址一期(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脉络是十分清晰的。上述系列发现表明,箭台村遗址是蜀人从山区到达平原后,从桂圆桥遗址第一期开始发展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它是与三星堆遗址并行发展的,而不是受三星堆遗址辐射产生的。

(图由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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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

宝墩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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