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林梅村教授是海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专长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丝绸之路。其新著《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最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12章。前10章为专题研究，即：1.《东临碣石以观沧海》、2.《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3.《大航海时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与交流》、4.《明帝国宫廷制图师考》、5.《澳门开埠前葡萄牙人的东方贸易》、6.《寻找双屿港》、7.《大航海时代泉州至波斯湾航线》、8.《郑芝 ...

林梅村教授是海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专长于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丝绸之路。其新著《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最近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12章。前10章为专题研究，即：1.《东临碣石以观沧海》、2.《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3.《大航海时代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与交流》、4.《明帝国宫廷制图师考》、5.《澳门开埠前葡萄牙人的东方贸易》、6.《寻找双屿港》、7.《大航海时代泉州至波斯湾航线》、8.《郑芝龙航海图》、9.《野墅平林图考》、10.《大航海时代的忽鲁谟斯岛》，后2章为考察记，即：11.《普陀山访古》和12.《尚蒂伊的中国花园》。其中仅第5章《澳门开埠前葡萄牙人的东方贸易》基于初刊于《文物》2011年第12期的同名论文修订而成，其余皆为作者新撰。书后附《主题索引》（第223-230页）、《参考文献目录》（第231-250页）与《后记》。

　　

林梅村教授此书继承了其研究覆盖面广，新材料与新观点迭见的特点，值得郑重推介。作为考古学家，《观沧海》与多数史学家笔下的丝绸之路研究著述的明显区别之处之一，在于重视文物、图籍、遗址与文字材料的对证。既往学者，在论及西亚古国安息与中国海上交往时，仅限于引述《水经注》所录《扶南記》中“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户近百萬，最大國也”的记载。林梅村注意到60余年前在湖北鄂城五里墩晋墓出土的玻璃碗，并将其与帕提亚（即安息）晚期蜂窝纹玻璃碗相对照，指出两者间的相似性（第4页），使文献记载中的古代中国与安息的海上交往得到文物实证，提供了更多研究信息。

　　

元末汪大渊游记《岛夷志略》中有关印度南部记载中，有一条题为“土塔”的文字，曰“土塔。居八丹之平原，赤石圍遶，有土磚甃。塔髙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其年販彼，為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该书校注者苏继庼先生在注中提及19世纪中叶以前，在印度纳加帕塔姆西北一英处曾有一座中国砖塔，其时残存三层，沃尔特·艾利奥特（Sir Walter Elliot）曾将此塔图形惠赠给享利·玉尔云云。此后30余年中，国内学术出版物中再无有关此塔新信息。《观沧海》首次在国内公布该塔照片（图1-5）。据图片，至19世纪中叶，该塔尚残存四层，而非苏先生所说的三层。所谓“三层”，当出自英文表述（英国人计楼层时，底层不计入内）。

　　

明弘治、成化间，撒马儿罕贡狮曾是当时的重要事件，中外关注者不乏其人。曾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太监韦眷逝后葬于广州，其墓1964年被发现。《观沧海》不仅介绍了墓中出土的三枚外国银币（两枚为榜葛剌币，一枚为威尼斯币），还以时人画作对照（第40页），将读者思绪带入文献、遗物与影像间的内在联系。

　　

沉船是古代各国间海上交通的重要见证。既往国内论著所述，多集中于今陈列于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后渚沉船、韩国新安沉船以及新近发现的广东南海1号沉船等东亚海域的古代中国船等。林梅村将眼界投向南海周边、东南亚与印度洋，注意到2003年印、英联合考古队在南印度西海岸科罗拉邦科钦市南边的泰加勒·迦达克拉帕里发现一条长达22米的沉船，即“泰加勒沉船”（Thaikkal shipwreck，图1-3），并根据它为平底并有舱室结构，确定为北宋时中国船（第5页）。还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在马来西亚发现的五条明代沉船（第34页）；1997年在菲律宾巴拉望的利纳浅滩发现的弘治二年（1490）沉船；1999年在文莱发现的明代沉船（第41页）和1996年瑞典水下考古学家在马来半岛东部近海发现16世纪葡萄牙沉船，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眼界。

　　

陶瓷是工业化时代之前从中国运销世界各地的最重要商品之一，过去史学界有关论著多集中讨论外销陶瓷的产地窑口、运销路线与最终消费地等。将有关器物本身所发掘出的信息，在书中逐条一一表述是本书一大特色。如对带有阿拉伯-波斯文纹饰的明青花瓷器的描述等。既往学界在论述郑和下西洋到达东非时，多将文献资料和《郑和航海图》的记载，与当代东非发现的明代瓷器残片联系起来。《观沧海》明确指出，东非发现的青花瓷皆为景德镇弘治、正德民窑器，并非郑和时代产品，应当是大航海以后葡萄牙人从中国运销东非的（第36-37页，第41页），这是本书中的重要新见。

　　

《观沧海》在各章中时有对明海外销青花瓷的论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瓷器为海外各国珍视的认识，如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金字塔式天花板上镶嵌的261件明青花；今藏威尼斯画家1514-1529年间所绘《诸神之宴》，画中男子头顶緾枝莲纹折沿青花，为景德镇弘治民窑产品，女郞手捧青花大碗，与景德镇弘治官窑十分相似（第49页）；今存3件葡萄牙人在景德镇订制的明青花器（第92页）、早期葡萄牙定制的模仿伊斯兰风格景德镇青花瓷（第129页）；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雅加达国家博物馆藏品与2007年武汉江夏明楚昭王朱桢曾孙辅国将军朱钧钵墓中出土青花蒜头壶对比（第92页，第98-101页）；1996年瑞典水下考古学家在马来半岛东部近海发现16世纪葡萄牙沉船打捞所得明青花瓷器（第129页）；2010年阿联酋哈伊马酋长国与英国联系考古队对佐法尔·努杜德港发掘时所得南宋中期至明末250片中国青瓷与青花瓷片（包括景德镇弘治窑青花瓷）；克拉克瓷（Kraak Porcalain）（第183-184页）。书中还讨论了景德镇红绿彩瓷的生产与葡萄牙占据马六甲，切断了传统的钴料供应的关系等（第176-177），阅后自觉收益匪浅。

　　

笔者过去曾注意到14-16世纪风行西亚的伊斯兰青花陶与青花瓷的相似性，并设想过其间的联系。《观沧海》中有关半14世纪时，叙利亚陶工就开始仿制元青花瓷，实际是一种白底蓝彩的陶器。16世纪奥斯曼帝国工匠模仿景德镇青花瓷，烧造白底蓝彩陶碗的文字（第185页），证实了伊斯兰青花陶源于中国青花瓷的设想。

　　

新材料是本书的另一显著特色。“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欧洲人东来前亚非海域规模最大的海洋活动，但近年来，有关郑和的史料似近于见底，世人已渐习惯阅读依据常见文献写成的有关著述。葡萄牙人来到亚洲之后，是否曾经听说过他们之前郑和的远航活动？郑和在海外所设“官厂”除《郑和航海图》之外，是否见于他国文献记载？林梅村从金国平先生的研究中，发现1501年葡萄牙人从印度带回两名景教徒，其中一位名若泽（即乔治，景教徒称为阔里吉思、可里吉思等），曾告欧洲80-90年前，契丹人经常来印度古里贸易，并有一个“特殊商店”之事（第175页）。景教徒若泽等人所述无疑指郑和远航到达古里之事，而所谓当地中国人的“特殊商店”，即指郑和所设官厂。《观沧海》对上述两个疑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弥足珍贵。

　　

史籍对明清“海禁”有大量记载。在这些记载被大量引述的同时，鲜有人考察葡萄牙人来到远东之后，是否取代了原先中国人在印度洋海域的长期活动的问题。林梅村对中国古代地图和东西交通有过精深研究。他注意到牛津大学藏《大明东西洋海道图》中所记古里至阿丹（今也门亚丁）、[祖]法儿（今阿曼）、忽鲁谟斯的针路，以祝允文《野记》所记巴喇西（即波斯）使臣出使明朝的记载，并借助葡萄牙人所记绘录的爪哇海图，说明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方的同时，亚洲各国（包括中国）传统的印度洋航并未中止。这一新见颇具价值。

　　

近十年来，有关《雪尔登中国地图》的讨论成为东西学术界的热点。在《郑芝龙海图》一章中，林梅村顺着化人-佛朗机、红毛-和兰的线索，联系到这一时期控制东南海外贸易的郑芝龙集团，及与之有关的《郑芝龙海图》和清初《东洋南洋海道图》、《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以及这一时期的葡萄牙、荷兰其他海图，提出既然郑芝龙曾在崇祯六年在福建金门击败荷兰人，缴获品中有“罗经、海图等物”的记载，则《雪尔登图》中在万老高（今印尼马鲁古）所标“红毛住”和“化人住”的信息，很可能源自1633年荷兰制图家威廉·布劳之《马鲁古地图》上所标示的分据该岛东、西的西班牙荷兰城堡的新见，推动这一研究更为深入。（第133-156页）查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击败荷兰人与威廉·布劳绘图恰在同一年，《雪尔登图》与威廉•布劳在万老高岛部分的内在联系是明显的。

　　

对相传为利玛窦所绘《野墅平林图》，《观沧海》否定所绘为北京城郊外景色的旧说，提出图中反映的是什刹海的银绽桥一带，而绘者可能为入华意大利画师的学生，中日混血儿倪雅谷之新说，令人耳目一新。

　　

综上所述，《观沧海》是一部近年来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力作，是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好书，多角度地审视了郑和时代以后东西方交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