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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田:理解与交流——评《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

摘要:   2150多年前,张骞凿空,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迈向那条通往西方的崎岖之路,之后又有班超、甘英、法显、宋云、玄奘、杜环……,因为各不相同的原因,向西走得越来越远,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认识之路、贸易之路、交流之路逐渐形成,并且经久不衰。140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将这条始于西汉长安、途径中亚、止于罗马的贸易之路称作“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从此,“丝绸之路”成了欧亚

李梅田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150多年前,张骞凿空,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迈向那条通往西方的崎岖之路, 之后又有班超、甘英、法显、宋云、玄奘、杜环……,因为各不相同的原因,向西走得越来越远,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认识之路、贸易之路、交流之路逐渐形成,并且经久不衰。140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将这条始于西汉长安、途径中亚、止于罗马的贸易之路称作“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从此,“丝绸之路”成了欧亚大陆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一百多年来,丝绸之路的概念逐渐扩大,出现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提法。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主要旨在提升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但是也为科学和教育界拓展了新的活动空间。

  本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展了越来越频繁的学术交流。从2014年开始,在欧亚-太平洋地区大学联盟(Eurasia-Pacific Uninet, 简称EPU)支持下,由南京大学和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Viena)共同发起了“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国际学术会议”,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第一、二届分别在中国西北大学(2014)和南京大学(2016),第三届在伊朗大不里士(2018)。其中第二届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奥地利、伊朗等国的52位学者。在克里斯特教授(Gabriela Krist)和张良仁教授的精心组织下,13篇参会论文于2018年由维也纳博劳出版社(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结集出版。以下对本次会议的论文集《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予以简要介绍,以期得到更多丝绸之路研究者的关注。

  一、主题:地区与学科之间的互动

  与通常以欧美学者为主导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同,本次会议的参加者以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学者和有着深厚丝绸之路学术传统的欧洲学者为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以往国际会议上少有露面的伊朗学者也积极参与了本次会议。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学者都是本土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直接参与者,研究视角自然与“他者”有所不同,他们与本地文化遗产之间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沿线各地区学者之间的交流本身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是丝绸之路精神在学术界的复活。

  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产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跨学科合作的趋势。研究者再也不限于历史、考古学者和美术史学者,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领域学者参与进来,使文化遗产研究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学科研究的领域。从提交的论文来看,本次会议很好地体现了学科之间的彼此渗透与合作,正如会议主题“考古与保护”所示,传统的人文学者和掌握现代科技的自然科学学者之间就同一主题展开了真正的学科互动。

  本书收集的13篇论文分为三大主题:传统考古学、科技考古、文物保护。

  1.传统考古学的研究主要从文化史视角考察考古遗存所反映的物质文化面貌。伊朗学者Hossein Tofighian的《伊朗鱼雷罐研究》探讨了一种形似鱼雷的陶罐。这种形似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希腊双耳细颈罐的陶器是一种容器,内壁涂以沥青,用来盛放海上贸易的酒、油、鱼和谷物等,广泛发现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沿岸的陆地和水下遗址。本文通过器物形制和出土地点建立了这种典型陶器的时空序列,以此讨论了帕提亚至萨珊时期海上贸易网络的变迁,这对当前中国如火如荼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较好的启示作用。

  公元前3世纪末是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向匈奴文化的转换时期,其时冒顿单于控制了南西伯利亚,阿尔泰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到底有何变化?以往在阿尔泰地区鲜见明确的匈奴文化遗存,俄罗斯学者AlexeyA.Tishkin《匈奴帝国时期的阿尔泰》重新对198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的阿尔泰考古遗存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其中的乌斯季艾迪干遗址(Ust-Edigan)可能反映了匈奴帝国在阿尔泰地区的统治,但是其文化面貌并不单纯,而是以匈奴文化为主,兼有斯基泰文化传统,也有来自萨尔马泰文化的影响,这一结论是符合当时阿尔泰地区游牧民族迁徙的大背景的。

  不同于Tofighian和Tishkin对考古遗存的具体分析,Kira Samosiuk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的库车文物入手,介绍了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者的新疆考察资料。1905年动物学家米哈伊尔·别列佐夫斯基(Mikhail Berezovsky)率领的俄罗斯中亚和东亚研究会考察队,对库车县塔吉克遗址(在斯坦因记录的托格拉克勒克遗址附近)进行了考察,随行的艺术家尼古拉·别列佐夫斯基对壁画进行了临摹和拍照,还绘制了一批水彩画。与奥登堡中亚考察相比,本次考察的细节和成果鲜为人知,但实际上正是这次考察促成了二年后奥登堡对库车龟兹石窟的考察。从冬宫博物馆收藏的尼古拉作品来看,塔吉克遗址佛教壁画的构图和题材与克孜尔石窟壁画非常接近,同属龟兹石窟艺术范畴。

  2.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提取信息的能力,因此现代科技手段越来越广泛地用于提取传统考古学和历史文献难以获得的遗存信息,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古代贸易之路,促进了欧亚大陆文化的交流,但也存在一些人们长期忽视的负面影响,如随着人群流动而传播的疾病。Michaela Binder用生物考古学方法考察了丝绸之路上的瘟疫,通过分析人体骨骼形态、古DNA、寄生虫残留物得出了不同于传统文献记载的结论。公元2世纪时肆虐欧洲,甚至引起了罗马皇帝安东尼死亡的瘟疫,历史文献并无确切记载,但通过生物考古学分析,作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天花,在2世纪时经由安息传至罗马,3世纪时经由匈奴传到中国内地;传统文献认为,麻风病源自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印度,但通过分子生物学分析,事实并非如此,它是由地中海东岸经由伊朗传入中国的。Michaela Binder还指出了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的理论误区,认为以往的定量分析过分强调骨骼形态的遗传学原因,而低估了环境因素;实际上,环境的变化会引起食物结构的变化,并引起咀嚼和肌肉运动方式的改变,从而影响骨骼形态。另外,通过分析人体骨骼中的锶同位素和古DNA,还可解释更多关于骨骼形态变化的非遗传学因素。随着近年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和科技手段的进步,有关人类骨骼遗存信息的提取和分析方法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可以提供大量珍贵的另类历史信息。

  Martin Steskal等同样用生物考古学方法讨论了东西交通要道上的罗马时代大都会—以弗所(Ephesus)的人口结构。以弗所曾是罗马时期繁忙的重要海港,是罗马亚洲行省的省会,也是古丝绸之路西端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但是由于海岸线的变迁,今天已成为土耳其的一个内陆城市。2008年开始,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在罗马时期的以弗所墓地做了多学科的田野考古工作,包括调查、发掘、建筑研究、地球物理、地质考古、生物人类学、遗传学研究等。本文对以弗所罗马墓地的人类骨骼进行了古DNA研究,并结合历史地理背景讨论了以弗所不同政局下人口的变迁。以弗所的人口来源十分复杂,来自亚洲和非洲各地的人类基因汇集于此,使之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民族熔炉。

  贾伟明等用植物考古学方法研究了丝绸之路上的农作物交流。他们从公元前三千纪的新疆萨恩萨伊墓地的出土遗物中提取了小麦淀粉残留物,通过显微镜观察和数据库比对,提出新疆小麦的种植比目前所知的小河墓地要早得多。

  王铂涵和周双林分析了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地出土金箔银牌的化学成份,通过扫描电镜和X光衍射分析,可知金箔是一种金银合金,银牌则是银金合金,而金箔与银牌之间用一种植物胶粘接。银牌下葬时曾用丝绸织物包裹。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国金箔装饰工艺传统的重要信息。

  3.石质文物和壁画是丝绸之路沿线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在这两方面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论文集收录了2篇石质文物、3篇壁画保护研究的论文。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可谓最具代表性的波斯文化遗产。自公元前330年被亚历山大摧毁后,那些高大的石柱一直暴露于旷野中,面临风化和环境污染的危险。伊朗和意大利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寻求一种最为妥善的保护方案。在实施保护之前,文保学者做了大量的分析和实验。本次会议上Alireza Askari Chaverdi等报告了石柱修整技术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无损取样,分析岩石的岩相特征、风化方式与原因;通过X光衍射、扫描电镜、能量色散谱仪、X光荧光分析等,发现灰黑色石灰岩石柱表面的白灰层并非历史的尘埃,而是有意覆盖的一层薄薄的精细层;不同时期的涂层原料是不同的,大流士时用的是石膏,薛西斯及以后时期用的是氟磷灰石以及方解石。氟磷灰石可能来自烧过的动物骨头,以石灰作黏合剂敷于石柱表面。这个分析结果显然是未来保护方案的重要依据,对我国的文物保护有着重要启示:在实施文物保护措施之前进行充分的基础研究是文物保护的首要原则。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在金属、石质、丝绸文物保护上具有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Gabriela Krist等对以弗所(Ephesos)石棺园中的“亚马逊之战石棺”(公元190年)进行了科学分析,讨论了气候、有机物侵蚀等对石棺的破坏机理,为石棺园中的共20具罗马时期石棺的保护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相比石质文物,壁画更加脆弱,保护技术也更复杂一些,参会者分别从壁画材料、黏合物、颜色衰减、剥离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Steffen Laue等研究了遭受严重破坏的撒马尔罕的15世纪帖木儿王朝Ishrat Khana陵壁画。他从损毁的墙面和壁画取样,利用偏光显微镜、X光衍射、热分析与测量、X光荧光分析等手段对“甘奇”(Ganch)和“昆达尔”(Kundal)两种中亚特有的壁画技术进行了结构、黏合力和聚合度的分析,既为该陵墓壁画保护修复提供了基础数据,也为中亚地区同类壁画的保护提供了参照。

  20世纪初期斯坦因、伯希和、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到库车、吐鲁番做了4次考察,带回了大量彩绘雕塑、木质艺术品及壁画。柏林的德国国家博物馆及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长期致力于这批藏品的保护和多学科研究,曾采取多种干预方式,如1920年代的石膏加固、1960年代的高分子聚合物、醋酸乙烯树脂加固、1970年代对铅颜料变色机制的研究、2000年开始的壁画黏合物老化研究等。Ellen Egel等对不同颜料的变色机制进行了研究,用多种分析方法(光学显微镜、傅立叶红外线光谱、拉曼显微光谱仪、扫描电镜、色散X射线、X光衍射分析)观察颜料的改变过程,如红底白色的呈色机制、青金石颗粒的失色机制等,通过实验室模拟,发现以醋酸乙烯树脂等方式加固的壁画不会造成青金石颜色的改变。

  Birgit Angelika Schmidt以1906年揭取自新疆龟兹地区森木塞姆石窟、现藏德国柏林艺术博物馆的一幅壁画残片为例,讨论了将壁画从烟垢下剥离出来的方法。这项研究不但考虑了文物保护的技术,而且出于展示的需要,非常注重壁画原境的复原。为此她做了大量的文献和考古学研究,通过考察日记和同出的其他艺术品确定洞窟性质,还原壁画所在洞窟的空间布局,最后确定第40窟是一个用于僧人礼拜的中心柱窟,以此建立了可信的壁画空间逻辑。这种研究思路对丧失考古原境的同类文物保护与展示具有很大的示范价值。

  二、理念:考古与保护中的人文关怀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从实物中提取信息、分析信息之后,实物变成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资料,获取和分析实物资料的手段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18世纪的古物学阶段,自然科学领域的地质学和生物学被应用于地层分析和器物分类,直接促成了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此后,考古学运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来获取资料、分析资料,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会迅速运用到考古学中来,并引起考古学研究的巨大变革,如碳的同位素测年法引起了考古学测年的革命、分子生物学方法(DNA)对研究人群的迁徙与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物理和化学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常常能颠覆古代工艺研究领域的经验性认识。随着当代田野考古的精细化和专业化运用多种自然科学手段提取和分析遗存已成为考古学的新趋势。但是,无论何种自然科学技术,他们都是提取和分析遗存历史信息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历史和文化的阐释,探索实物背后的人类行为模式与思想观念:考古学归根结底是一门人文学科。

  在现代文化遗产观的大背景下,考古学被赋予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古人活动留下的实物遗存不再是考古学者独享的学术资源,而是与公众共享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修复和展示。多种科技手段的介入有助于更客观地还原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揭示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信仰、审美、价值观等人文内核,通过展示与分享来传递历史记忆,理解人类文化的复杂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这是各个方向的文化遗产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人文关怀。

  对文化遗产的人文关怀已成为考古学者和文化遗产保护学者的共识,这点在本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石质文物的保护、还是壁画剥离技术和颜色退化的研究,都考虑到文物的原境,也考虑到修复与展示的方式。Alireza Askari Chaverdi等通过对波斯波利斯石柱的无损取样,获得了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石柱修整技术,为石柱的保护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还对这种技术体现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何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其他都城如苏萨(Susa)石柱没有采取这样的修整措施?为何涂层材料从石膏转向了烧骨?虽然研究者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表明了文保研究者的人文倾向: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

  Thomas Danzl不但用科技手段分析了柏林收藏的新疆佛教壁画结构,而且针对壁画剥离后涂层损毁、原真性丧失等负面因素提出了重构原境的原则与方法,认为在保护之前要对壁画结构、材质和技术进行充分的科技分析,主张以实物展示与多媒体再现方式重构壁画的原境。Ellen Egel等对20世纪初期欧洲考察者获得的新疆壁画保护技术进行了历史的检讨,不但为新的保护方案提出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而且十分重视壁画制作和发现时的原境,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环境复原,力争以最真实和最完整的历史原境与公众共享。

  传统考古学和文物保护技术在文化遗产研究中各具优势,也各有缺陷。过去两个学科往往各自为战,以致考古工作者无法理解文物保护技术,文物保护工作者不重视遗产本体的原境研究,丧失或曲解了遗产的很多重要历史信息,据此做出的保护方案尽失原真性和完整性。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合作的基础上,而多学科合作的基础就是对文化遗产的人文关怀,共同揭示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多样性和价值观多元性。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来自传统考古学和科技保护领域,从所探讨的问题来看,很好地体现了上述的人文理念。

  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而本次会议则是连接东西方学者的桥梁。在中国政府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工作者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参与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近年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团队一直致力于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俄罗斯、伊朗等地取得了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同时还以国际会议的形式将关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各国学者召集起来,每两年一次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这是十分具有学术意义、也彰显中国学者人文精神的盛事。我们也期待“丝绸之路考古与保护”国际学术会议得到学界同仁的更多关注,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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