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钱国祥先生访谈录

摘要:  学者简介:钱国祥,1983年7月获得吉林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83-1992年,先后参加了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汉魏洛阳城大城墙垣、东墙建春门、北魏外郭城及大市、城西东汉大墓及墓园遗址、北魏宣武帝景陵等考古发掘工作。1993年起,负责汉魏洛阳城考古工作,先后主持金墉城、永宁寺院西门及塔基、北魏宫城阊阖门、二号与三号宫门、太极殿与东堂等考古发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唐城市与墓 ...

学者简介:钱国祥,1983年7月获得吉林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83-1992年,先后参加了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汉魏洛阳城大城墙垣、东墙建春门、北魏外郭城及大市、城西东汉大墓及墓园遗址、北魏宣武帝景陵等考古发掘工作。1993年起,负责汉魏洛阳城考古工作,先后主持金墉城、永宁寺院西门及塔基、北魏宫城阊阖门、二号与三号宫门、太极殿与东堂等考古发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唐城市与墓葬考古,城址布局与建筑复原、建筑瓦件、佛教寺院与造像研究等。先后撰写发掘报告与研究专著4部、发掘简报与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和专著获得奖项,主持发掘的项目也曾获得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现为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汉魏城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委会副主任、古代城市考古专委会副主任。

  张效儒:钱老师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我们知道您在田野一线工作了三十余年,您能谈一下您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大致经过吗?

  钱国祥老师:我的考古之路应该是很偶然的。1979年我考入吉林大学,这是我第一次从中原大老远跑到东北。虽然来自铁路家庭,对火车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两天两夜的火车,以前从来没有走那么远,更不知道将要学习的考古专业未来会做什么。可能是来自古都洛阳的缘故,虽然当时对考古专业不是很了解,但是和洛阳有关的古代历史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尤其是宋代以前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历史事件、著名人物以及古代遗,都和家乡河南及洛阳有着那么直接的关系,这也是在同学们面前引以为豪的事情,自然也就成为我认真学习历史考古知识的一种动力。

  真正融入考古行业,还是大学在山西的三次考古实习。从晋中白燕遗址到汾阳杏花村遗址的考古实习,再到侯马上马墓地考古报告的整理实习;张忠培先生和各位老师们的言传身教,逐渐打开了我对考古工作的兴趣。1983年初入考古所,那时候还是经常可以遇到许多考古界的著名大家和知名老先生的,还清晰记得夏鼐所长在年终汇报会严肃认真的提出问题,苏秉琦先生亲临发掘现场和蔼可亲的谆谆教导。进所不久,我先后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和洛阳汉魏故城参加发掘工作。80年代初期,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但老先生们的工作追求和治学精神,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尤其记得段鹏琦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幅字:“业精于勤”,其用意明确,我会永远铭记。

  最初做研究并小有收获,也是从城址考古的最基础资料——建筑瓦当的整理开始。当时这方面可借鉴的研究方法和文章还不是很多,一切都是依据在汉魏洛阳城收集到的考古资料着手。当然这些资料也是前辈们多年积累下来的,积少成多,也赶上了能够出成果的时候。建筑瓦件是自周代就开始出现的重要考古材料,在古代城址的断代上非常重要。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类材料尚没有系统研究,缺少能够断代的标准序列。我通过对这批建筑瓦当的制作特点、纹饰图案进行分类研究,结合伴随使用的板瓦和筒瓦等瓦件特点、出土地点和地层关系,再联系到汉魏洛阳城历史沿革的相关文献记载,对该城址建筑瓦当的演变有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系统研究,同时也建立起洛阳地区自周代一直到北朝时期建筑瓦当的分期标尺。一个结论的得出相对容易,但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却十分不易。当时也考虑到这个结论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现在看来还比较欣慰,至少目前结论还基本正确,不仅经过了后续考古资料的验证,学者们对其它城址瓦当的研究也多有引用。正是从这个研究入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后续研究方向,即通过瓦当研究对城址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开始关注该城址历史沿革的考察与研究,进而深入到对该城址各个时期都城平面形制布局变化的研究。

图一 1983年受访者(左3)与苏秉琦先生(左6)、殷玮璋先生(左5)、王巍先生(右2)等在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合影  

  张效儒:您后来长期从事汉唐城市与墓葬考古、佛教造像与瓦件研究,那您大学时代开始就决定以汉唐时期考古为研究方向吗?大学田野实习对您后来工作的影响有哪些?

  钱国祥老师:前面我提到,大学时代和初入考古所我先后在山西白燕、杏花村、侯马和北京琉璃河等遗址实习,遗址的时代横跨新石器至西周、东周。大家都知道,史前与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研究,陶器是很重要的关注点。我们使用类型学就是要对陶器材料有一个很细致的观察揣摩过程,通过器形变化结合地层层位的分型分式对时代划分有一定作用。如果每位学生在这方面得到训练,就会对类型学有更深的理解。比如上马墓地是一个很大的墓地,墓葬的时空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通过研究墓葬随葬陶器对墓葬时代的划分有很大帮助,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研究汉魏洛阳城早期城址沿革有重要影响。我们知道汉魏洛阳城主要是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几个历史时期的都城,相对于夏商周时代要晚一些,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和城址的延续变化,汉魏洛阳城的始建年代是早到周代的。我于1984年到汉魏洛阳城以后,考古队安排了对城垣的试掘探沟工作,我们对出土的瓦片和陶片材料进行对比分析,我在上马墓地和琉璃河遗址受到的训练就显示出它的益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对汉魏洛阳城出土的瓦片已经有了基本认识,比如战国至两汉时期的绳纹瓦我们是能够识别出来的,之后北朝时期的光面瓦片也能够识别,瓦的分类分期对我们解剖城墙确认时代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周代地层中陶片的辨认,就需要我们更加熟悉两周时期陶器的组合与器型演变。所以说,在大学时候的基础训练对我后来的工作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张效儒:我们知道,汉魏洛阳城遗址是多时期叠压型城址的典型代表,从西周始建一直沿用至初唐时期,对这样一座地层叠压关系复杂的都城遗址,想要梳理清楚它在不同时期的布局,您认为应该坚持怎样的工作思路和研究方法。

  钱国祥:我们知道汉魏洛阳城延续的时间很长,城址在不同时期经历多次战火,废毁之后又重新营建,不同时期城址的平面格局、宫殿位置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做了三十多年工作,在我之前,还有几位先生也做了二三十年工作。从我们的工作经验来看,初步了解一个城址,还是要从它的规模和基本布局入手,然后再逐渐丰富内涵。那么首先就是要知道城址的范围有多大,要把城圈找到。同时在城圈上找城门,城门是城址中的关键要素,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城门数量和门洞数量,能够体现城址的级别,是天子之都?还是诸侯王都?或是郡县府治;另一方面,城门的确定对城址的格局影响很大,因为城门是对应着道路的,通过道路走向和路网格局,我们就可以了解城内的区划和功能设置。再之后,可以寻找城内重要建筑基址和是否还有其它城圈。当然许多城址都是历代多重叠压,对相关城墙和重要建筑基址的解剖也是非常必要的,从而可以判断它们的时代差异或建筑分属什么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熟悉是必不缺少的,这也是我们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汉魏洛阳城最早先了解的是北魏内城即汉晋大城城圈,虽然文献对外郭城也有记载,但地面已无存,位置并不清楚。而内城墙垣在地面上是断断续续残存的,这对于最初直观认识城址的规模非常有帮助。所以1954年阎文儒先生首次踏查汉魏洛阳城,就是对这个城圈有了初步了解,但是由于没有系统勘探和测量,绘制的城图并不是很精确,而且某些部分存在推测成分。这之后,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派队开展考察,首先用两年的时间对内城详细勘探,所以内城的基本格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全面了解。但是汉魏洛阳城是多时期叠压型城址,考古勘探的某些遗迹并不一定都是同一个时期的,后续考古工作还需要甄别。例如当时勘探到的城门,东、西、北墙发现有十座城门缺口,南墙虽然被洛河改道冲毁,但结合记载南墙还有四座城门,一共有十四座城门,这与文献记载的汉晋洛阳城是十二座城门不相符合。怎么来理解呢?那么就需要梳理文献了,看看不同时期都有哪些门?记载汉代西墙上有一座雍门,北魏时认为它和东墙的东阳门不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所谓的“斜出”,所以就封堵了雍门,另在雍门北面与东阳门相对又开了一座西阳门。另外根据记载,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初,洛京宫殿尚未修成,只能暂住在金墉城,当时也称作“金墉宫”,由于孝文帝崇尚佛法,经常要到城外的“王南寺”去讲经,所以就近在金墉城旁边的西墙上新开了一座“承明门”。于是北魏洛阳就多了一座城门,变成十三座城门。如此,加上北魏封堵的雍门,勘探的城门就出现了十四座的情况。所以结合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对考古勘探与记载不相符的遗迹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这个城圈范围、大致格局有了基本认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把汉魏洛阳城的内涵和历史沿革的考察提上日程了。根据文献记载,这里在西周就修建有城,即周公迁殷顽民所建的成周城;东周春秋后期,王子朝在王城做乱,敬王被诸侯推举为王,但是他无法进入王城,众诸侯在晋侯率领下为敬王在成周城毁狄泉扩城池修宫殿。那么到底有没有相关的遗迹呢?这就需要考古学者去寻找印证材料了,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尤其这个城址的框架是否同一时期形成?通过对城墙的解剖有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接下来六、七十年代农村的大规模平整土地,对城址地貌破坏很大,很多高台建筑基址面临被破坏殆尽的危险。因此七十年代初考古研究所恢复工作之后,工作重点首先转向了高台基址的抢救性发掘。这一时期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城南的礼制建筑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都城都有配套的礼制建筑,而南郊礼制建筑主要用来祭天享祖,是象征国家权力和天子地位的重要设施。汉魏洛阳城南郊的礼制建筑包括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不同建筑拥有不同的功能。明堂主要用于配祖祭天;辟雍是宣扬教化;灵台与皇帝祭天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祭天之前要观天象、望云气;太学则是教授太学生校勘儒家经典的场所。而且这个灵台和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张衡还有密切关系,记载张衡做太史令期间,主要的工作场所就是在灵台,他有两项很重要的发明,就是浑天仪和地动仪,均是在此制作。因为灵台尚存有高台,是迫切需要发掘的遗址,当然在灵台的勘察过程中,旁边相关的明堂、辟雍和太学等遗址也都得到了发掘,这四座遗址的考古工作贯穿整个七十年代。二是内城南部有一座著名的永宁寺,塔基在地面上还残存很高,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对这座佛寺塔基也进行了全面发掘,发现许多精美的泥塑佛像,与同时期的石窟造像有相类似的内容。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的高大木塔有九层,据学者考证,塔高不低于一百多米。通过考察,了解到这座寺院的平面格局是以木塔为中心,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寺院布局的一个重要典例,对这一时期中国及东亚不同地区的寺院形制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些工作丰富了汉魏洛阳城的文化内涵,也为后续考察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恢复经济,有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规划到了汉魏故城遗址区域,即首阳山电厂建设。这座电厂是陇海铁路提速的电气化改造配套项目,厂址选择在汉魏洛阳城的东外郭城区域。因为这里地处伊洛河盆地,南面有洛河和伊河穿过,水源充足,洛河北面是邙山的二级台地,适合建设厂址,这也是古人选择这里建都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当时北魏外郭城尚未发现,但是文献中是有记载的,其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而且记载修建有320多个里坊,据此考古学界的泰斗宿白先生等学者都曾做过复原研究。如果在这一区域修建一座电厂,这对尚未考古确认的北魏洛阳外郭城将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当时考古队协同文物部门据理力争,和有关建设部门多次协调,后来厂方让步,避出外郭城区域,重新在汉魏洛阳城的东面,也就是偃师市的西边寻找新的厂址。厂方经此教训,想让考古队继续配合寻找一个合适的厂址,他们的态度非常好,但是很不凑巧,在配合过程中在偃师市的西边又新发现了一座重要城址,即当时引起很大轰动的偃师商城的发现,后来大家逐渐认同为商都西亳。厂址也只好又向西北避让,当然避让过程中仍然有新的考古发现,如偃师杏园唐墓的发掘,为此考古所专门组建了一支新的偃师商城考古队,洛阳汉魏城队则重新回到自己的主动勘察工作中来。这是一项具有传奇色彩的戏剧性考古发现,为了保护一座著名的都城遗址,又发现了一座时代更早的古代都城,这也是配合基本建设中获得重大考古发现的重要经典事例。

图二 1991年受访者(左1)与宿白先生(左2)、段鹏琦先生(右2)、杜玉生先生(右1)等在汉魏洛阳城队住地留影

  我于1984年来到汉魏洛阳城队,正赶上队里的工作转向主动性考古勘察,当时队长段鹏琦先生,他是第二任队长,队里制定了几项重要的考察工作。一项就是勘察北魏外郭城,通过外郭城墙与郭城内主干道路的确定,解决外郭城的范围与格局问题,这对城址三重城圈的完整保护非常重要。另一项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早期城址始建与沿革问题;还有一项也是很重要的工作,是对北魏都城的核心宫殿进行考察研究。早年在该城址中部宫城中心位置,就勘探发现有一座大型殿址,根据文献记载北魏叫作太极殿,国内外诸多学者很早就关注这座太极殿。汉唐时期的都城,尤其是魏晋以降,出现正殿以“太极殿“命名的传统。文献记载:“历代殿名,或沿或革,唯魏之太极,自晋以降,正殿皆名之”。不仅曹魏西晋洛阳城、东晋南朝建康城、北魏平城、北魏洛阳城、十六国西魏长安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唐长安城、五代和宋西京洛阳城,都是以太极殿为宫城正殿。另外,在东亚地区的邻国日本,在相当于中国唐代时期,都城正殿也都使用“大极殿”的称谓。我们知道,在古代“大”和“太”是相通的。故日本的学者也都在研究日本大极殿到底是从何而来,其渊源在哪里?日本的都城格局与隋唐长安城非常相似,所以有学者提出是受到唐长安城的影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北魏洛阳城,而且他们也知道太极殿最早的称谓出现在曹魏。曹魏的太极殿能不能找到,当时大家还不敢奢望,但至少北魏太极殿是什么样子,对日本太极殿有什么影响,大家是非常关注的。而汉魏洛阳城正是中国为数不多还能够发掘太极殿的城址,因为唐长安城的太极殿被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已经不太容易去做工作了,南朝建康城的太极殿也是类似情况,它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

  我初到汉魏故城,首先参加了对太极殿的试掘。我们知道一座大型宫殿的全面发掘要有很多的前期准备,文献资料要做很多梳理,在不了解遗址保存状况情况下,先要进行试掘。根据计划,在太极殿的四面各布设一条探沟,当时我负责西侧一条探沟的发掘。通过试掘,初步了解到太极殿基址的状况,虽然台基四面保存情况不尽相同,但基本规模可以确定,东西约102米,南北约60米,如此大的宫殿应该是北魏太极殿无疑了。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对不同时代建筑材料的认识还存在问题,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当时就没有继续全面发掘太极殿。之后,我又主要承担了对内城墙垣的试掘,正像我们在《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报告中提到的,在内城东、西、北三面墙垣发掘探沟的情况有很多不同,尤其是始建夯土不同。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在东、西墙和北墙来发掘呢?实际上这是有针对性的,布设探方的位置经过了慎重考虑和精挑细选。主要是发现城址平面上东、西墙有几处曲折,而且曲折的位置在东西墙上互相对应,这让我们考虑到它会不会是城址改扩建的遗迹,因此就选择在城圈的中段、北段和南段关键位置分别布设探沟,同时探沟的选择也考虑到墙垣损失最小的地方。有些探沟获得的地层堆积、遗迹现象和包含物并不理想,但也有探沟收获很大。尤其是东墙中段的一条探沟,深达3米以上,城墙夯土、地层和遗物非常丰富,城墙从内侧开始,经过西周始建,向外侧经过东周、秦、西汉、东汉、魏晋直至北魏等不同时期的增补修筑,西墙中段的探沟也有类似遗迹。而在城址北段墙垣探沟内,却没有发现西周夯土,最早的墙垣是东周始建;城址南段墙垣的始建时代则晚于东周。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对这座城址的始建与历代增修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汉魏洛阳城址的中段有一座西周时期的城址;城址北部则是东周始建,它明显属于第二阶段向北增扩的部分;之后秦代还向城址南部有增扩。这些城址增扩情况与相关文献记载是基本吻合的,如前面提到的东周敬王在此毁“狄泉”、“大其城”。“狄泉”,实际上是汉魏洛阳城北部一个较大的池水,最早是一处自然水域,原在城外。《洛阳伽蓝记》中称“狄泉”也叫“翟泉”,在建春门内道路北,显然是周敬王时向北扩城绕入城中,成为都城北部苑囿区一处重要的池苑。这项工作丰富了汉魏洛阳城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是后续城址沿革与布局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与此同时,北魏外郭城的勘察自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期间配合一些建设项目,在外郭城内还分别发现了东汉砖瓦窑群、东汉高等级大墓与墓园、北魏大市、唐宋白马寺等重要遗址,丰富了外郭城区域的文化内涵。

  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担任队长,考古工作又做了一些调整。除了与日本国立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合作,开展了永宁寺遗址考古报告整理的补充发掘外,继续解决城址布局问题还是我们的既定工作目标。由此,主动考察工作首先转向金墉城遗址,通过试掘也获得金墉城址始建与沿革变化方面的重要发现。

图三 1994年受访者(左1)与徐光冀先生(左5)、段鹏琦先生(左4)、王巍先生(左2)在洛阳汉魏城队住地与日本国立奈良文化财研究所铃木善幸所长(左6)、町田章部长(左3)等合影

  张效儒:我们知道古代都城“多宫制”向“单一宫城制”的转变时间历来争议很大,特别是“南宫”与“北宫”问题,由于考古资料有限,并不十分清楚,现在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怎样的契机?

  钱国祥老师: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秦汉时期流行多宫制,如秦咸阳城和西汉长安城都有好多座宫城,东汉洛阳城也是南宫和北宫并立,都城呈现的都是多宫的面貌。而隋唐以后的都城却是单一宫城居北居中的形制,而且这种宫城形制一直延续到明清北京城,甚至也影响到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追溯这一传统的源头,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学者们结合汉魏洛阳城的考察资料,认识到北魏洛阳城已经出现了居北居中的单一宫城,它的宫城称“洛阳宫”,正殿叫“太极殿”。但通过查阅文献,太极殿与洛阳宫均最早出现在汉魏洛阳城的曹魏时期,而且曹魏宫城里面也存在“南宫”和“北宫”的称谓。因此,当时对曹魏洛阳城究竟是继续沿用了东汉的南北宫?还是已经出现了单一宫城的形制?学者们是模糊不清的。

  为什么会对汉魏洛阳城的南北宫认识不一致呢?实际上大家在梳理汉魏洛阳城的文献资料过程中,就会发现很多矛盾之处。一方面,文献记载的曹魏宫城和北魏宫城有许多一致性,如宫城都叫洛阳宫,正殿都叫太极殿,正门都叫阊阖门,阊阖门前的大街也都叫铜驼街而且直对内城宣阳门,宫城北部皆有后宫和禁苑华林园等,许多宫殿、宫门、池苑的名称和相对位置几乎完全一致。但另一方面,也有记载却提到曹魏新营的太极殿是在“汉南宫崇德殿处”营建,即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的解读。而正是因为这一解读,也将众多学者们引入到了曹魏洛阳城也是南北宫并立格局的认知上。对此,也有学者通过梳理文献得出其他的解读,如《水经注?谷水》记载:“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首先,这条记载提到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没错,但没有说是汉代南宫。而北魏和曹魏宫城里面也是存在南宫和北宫的,如考古确认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北魏洛阳宫,太极殿所在的宫城南部就称为南宫,北面的后宫也叫北宫。其次,除了裴注及附会记载,遍查其他文献,崇德殿都是在汉代北宫,而不在南宫。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裴松之将前人的文献解读错误!把曹魏南宫当成是汉代南宫呢?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说,如果曹魏和北魏都是单一宫城、太极殿又是同一座的话,魏明帝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指的是曹魏至北魏单一宫城的南部,恰好也就是汉代北宫的核心区域主殿崇德殿附近了。这一解读在逻辑上是贯通了,但仅凭文献资料仍然无法确认,也只能借助考古工作寻找证据了。

  自21世纪初开始,我们相继对北魏宫城的正门阊阖门、二号宫门和三号宫门进行了全面发掘,基本确认了北魏宫城南区的三道正门皆始建于曹魏时期,为我们究明北魏宫城沿用曹魏宫城提供了一些重要的间接考古依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自2005年开始,国家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和丝绸之路申遗项目,都将汉魏洛阳城的宫城核心区做为考察研究与遗址保护的重点,太极殿的发掘就成了重中之重,它也是我们解开多宫制何时转变为单一宫城制谜团的重要契机。之后太极殿的发掘,也确实印证了北魏太极殿就是在曹魏太极殿基础上的重新营建,由此也就确认了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单一宫城创建于曹魏时期。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考古收获,是改写中国和东亚古代都城发展史的重要发现。所以我们对太极殿及宫城区域的考古发掘研究,一直是带着这个重要的学术目标。

  张效儒:近年来,关于“中国”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您前不久撰文《由北魏太极殿看中国古代都城的“居中”传承》中,从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态势对都城“居中”思想进行了阐释,那么太极殿的发掘对我们认识“中国”相关问题有什么样的启示?

  钱国祥老师:关于古代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中并没有明确称自己为“中国”的,这是当时周边民族或国家对以中原为中心的先进文化区域的一种称呼。但中国古代对“中”的概念,“土中”、“中土”、“中原”、“中国”的称呼却由来已久。早在夏商时期,文化比较先进的华夏民族为了区别周边四夷而自称中华。西周初年周公将洛阳称为“天下之中”,因其“四方入贡道里均”。西汉与东汉均曾建都或建都于洛阳,也是因为洛阳居中的地理位置。而北魏时期仰慕中原文化的鲜卑统治者迁都洛阳,也是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以抗衡南朝,来自中亚的胡商“乐中国之土风”,纷纷宅之洛阳,为此北魏专门在城南设置四夷馆与四夷里,以安置来自东西南北的附化之民。这种对“中”的文化崇尚,历代中原王朝和入主中原的各民族政权都纷纷效仿和延续传承。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疆域最大时期是在元明清时期,这一疆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的产物,多民族文化融合到中原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对太极殿的发掘是能够看到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同民族、不同族群进入中原生活,对中原文化的持续沿承,不论哪个民族或者割据势力进入中原,都要使用中原文化和制度对国家进行统治和管理。我们从太极殿的沿革可以简单看出这样一个事例,太极殿是魏明帝时期创造的崭新宫殿名称,在曹魏以前并没有太极殿的称谓。但是太极殿从曹魏出现以后,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时期,太极殿这个名称被基本沿承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当时的历史状况、族群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在汉武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侵扰是非常大的。这一时期开始,中央王朝对北方的匈奴族不断打击,最后导致匈奴势力分裂,一部分称为南匈奴,依附汉王朝;另外一部分是北匈奴,游离在中原王朝之外,但是它对中原王朝依然是一种威胁。所以到了东汉时期,中央政权就联合南匈奴共同对北匈奴用兵,造成北匈奴向西迁徙,彻底离开中国北方草原。但是一个游牧民族离开,还会有新的游牧民族进入,而且不断向中原地区靠近,如果中原政权实力足够强大,北方的威胁就会小很多。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国家统一虽然短暂,但由于政治措施得力,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其繁荣的文化面貌对后世影响深远。但西晋末年有一个重要变动,就是“八王之乱”,王室内部的相互倾轧,造成了国家实力的急剧衰弱,北方五胡由此趁虚而入。之后出现了许多的割据政权,他们都希望在中原腹地建立一个政权稳固的国家,所以基本都以“中原正统王朝”来自居。在十六国繁杂纷乱的战乱中,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脱颖而出,它继承了中原文化,在和南朝争夺正统的过程中,它们都是要承袭曹魏创立的都城制度和汉文化传统的,那么北魏建立的都城自然就沿承了曹魏修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和阊阖门等等;同时,南朝也在延续这一套都城制度,但是由于南朝地理位置偏离中原,相对不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南北方对正统王朝的追崇,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持续的沿承。而北魏入主中原,对之后的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不同民族的融合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都是形成今天我们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

  张效儒:您能展望一下汉魏洛阳城遗址未来的工作格局以及要重点解决的学术问题吗?

  钱国祥老师:汉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上占有重要的转折地位,实际上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它不是短短几代考古人就能研究清楚的。之前将近六十年的考古工作,实际上我们仅仅是对它的初始面貌和基本格局有了一定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大量工作,还只是宫城区域的南部。扩而广之,它北部的后宫区和禁苑区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同时代的城址对宫苑都有延续和发展。除此之外,官署区、府库区、里坊区和佛教寺院等,也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当然随着更多工作的进展,都会对都城内涵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考古基础资料。

  张效儒:我们知道除了都城遗址,您曾经还参加过北魏宣武帝景陵的发掘工作,作为考古人,一生之中能够参与帝王陵墓的发掘也是寥寥可数的,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发掘情况吗?

  钱国祥老师:我们做汉唐都城考古,眼界不能总是关注都城本身,陵墓包括其它等级的墓葬也是当时文化的重要内容,城市和墓葬考古这两方面必须要相互结合进行研究。每个学者可能不一定都有机会发掘帝陵,我们做这样一个工作实际上也是偶然。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的景陵尚未被确定为帝陵,而且面临被盗掘的危险,勘察的墓葬封土有盗洞下沉的迹象。为此,洛阳市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古墓博物馆(现改名为“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把景陵也围合进博物馆的院子里面,可以结合墓葬保护做一些展示。根据这些特殊状况,国家也就批准了对墓葬的抢救性清理。发掘的过程有很多曲折,因为发掘前就要考虑保护和展示问题,不能像通常大揭顶式的发掘,我们只能顺着墓道一边做支撑保护一边发掘清理,这种发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但是这一问题在各方配合下也能够解决。汉晋南北朝时期,帝王陵墓的墓葬形制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我们知道战国西汉时期的帝陵和诸侯王陵规模都很大,流行黄肠题凑的木椁墓;但是东汉以后,开始出现砖石混砌的多室券顶墓。到了北朝和唐代,这种砖石墓又转变为宽大的单室墓,而且墓室顶部为高大的穹隆顶,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我们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传统习俗、民族关系等多种因素来分析。北魏开始出现这种四角攒尖的大穹窿顶墓室,有学者认为和草原文化有关,我想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因素。

图四 1994年受访者在北魏宣武帝景陵玄宫工作场景

  张效儒:从广义上来说,城市考古也包括附属于城市的墓葬,从您的考古经历来看,墓葬考古对于解决都城遗址问题有怎样的意义?

  钱国祥老师:墓葬研究对我们研究城址有重要意义。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中国人讲究“事死如事生”,死后的随葬品会体现生前的状况,古今无非在体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不太一样,如有的放入实物,有的放入模型,现代则用更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来代替,例如纸扎、画片等等。另外,古代墓葬尤其是帝王陵墓,形制结构上也体现了当时都城或重要宫殿的一些特征,比如汉代前堂后室的墓室,这跟生前居住的宫殿建筑是有相似性的。但无论怎样,古代城址和古代墓葬文化的研究需要相互结合,相互借鉴,这也是考古学研究必备的方法。

图五 2012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期间受访者向国际专家介绍城址情况

  张效儒:汉魏洛阳城遗址距离现在的洛阳市区15公里,大部分被农田覆盖,发掘条件得天独厚,遗址保护面临的压力似乎相对较小,您认为在大遗址保护方面,汉魏城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钱国祥老师:汉魏洛阳城的保护实际上一直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城址面积很大,需要保护的范围达到100平方公里,当地的经济发展对城址的保护有很大影响。早年我们在这里做工作的时候,当地群众是不理解我们工作的,我们的考古工作反而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但随着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不断投入,广大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这对我们保护城址有很大的支持作用。但尽管这样,我们仍有很大的工作压力。汉魏洛阳城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地处旷野,考古工作开展较早而且一直在持续,对周边村镇和居民有很大影响,因此大型工厂和企业较少进入。近年来国家政策向遗址保护倾斜,大遗址保护政策的实施,遗址的科学保护和展示利用被提上日程。但是考古遗址公园到底建成什么样?如何在展示利用城址的同时,达到既不破坏城址地下遗存,还不影响科学的考古工作持续进行,这是一个新的重要课题,需要探索。我觉得汉魏洛阳城目前主要还是保护为主,经过发掘的遗址可以尽快适当展示,但要尽量避免建设过多的大型建筑物。一方面这是对地下遗存的尽量保护,另一方面也是展示利用未来发展的需求,即城址视觉环境的保护,这对整体保护这座国内保存罕见、城址规模宏大、历史遗存复杂的大型都城遗址是有利的,目前的地面模拟展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随着展示手段越来越科学化,展示的形式还可以更加多样化。比如建立展示馆,给观众更多身临其境的立体体验,阐释古代文化,讲好历史故事,这样会使群众对这座城址有更直观的理解,使文化普及和文物保护进入良性循环。但是这一任务任重道远,因为洛阳古城很多,需要保护的项目也就很多,需要循序渐进。相对来说,汉魏洛阳城处于一个空旷的区域,面临的城市建设压力相对较小,尤其内城遗址整体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对目前城址的保护是非常有利的。

图六 2014年受访者(左2)向陈星灿先生(左1)和韩国学者介绍太极殿遗址发掘情况

  张效儒:作为学生,我完全可以感受到您严谨的治学态度,您对我们考古后辈有什么建议吗?

  钱国祥老师:实际上,考古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需要一份敬业精神。无论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之前几代考古人,我觉得大多数学者都有一种奉献考古的精神。考古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是有乐趣的,如果某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谜团,经过你的考察最终得到了破解,你会觉得是一份很大的荣誉,就是一个成功者。

  我也希望你们这一代能够像前几代考古人一样,将严谨和敬业的精神继承下去。做好考古工作很不容易,你可以做的平平常常,也可能费了很大心思去做,收获却不是很大,但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观察任何遗迹现象都要多想问题,细心动手,工作细节会对后续的研究奠定重要基础。如果田野一手资料不细心,那么后续的研究结论就会有失偏颇。古人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草率地对待,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实事求是,最后送给学友们的话就是“业精于勤”,与大家共勉。

图七 2016年受访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演讲

  张效儒:再次感谢钱老师,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

  钱国祥老师:谢谢!

(图片由钱国祥老师提供)

采访、整理:张效儒

审核:乔玉

分类: 中文 研究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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