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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理想之路（2）：来自犍陀罗（迦毕试）地下的等待
2018年8月1日，《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展》在敦煌莫高窟开幕，展览内容包含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山梨县）收藏的帕米尔以西地区170件域外文物。邵学成博士作为此次展览筹备的参与者之一，深知此展览对于了解海外考古美术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意义，将志愿为读者逐步解读展览文物的相关研究内容，一起探索古今文明之路。
失败的调查和微妙的竞争关系
如果开拓性研究一开始就是失败，那谁会坚持下去？
犍陀罗学科研究中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和很多壮志未绸的学人，也有些学人的研究生涯也是有时高、有时低，特别是犍陀罗研究拓展到阿富汗时，研究难度增加，研究道路里面的悲欢离合、人情世故都会纠缠在一起，这些都是犍陀罗研究史的缩影。
1925年底，曾经在犍陀罗领域独领一代风骚的法国学者富歇（ A Foucher，1865－1952）带着阿富汗考古的失败经历，带着自己的妻子，途径从海路乘船到达日本。对于富歇夫妇来说，由于长期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田野考古工地的苦战，物质供应和营养补充都难以跟上，都已经双双身患疾病，精神也陷入颓废的低谷，需要转换环境调养，当时选择日本是不错的休养胜地。
法国政府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学人对于法国考古垄断阿富汗的持续质疑和抗议，富歇这位法国的先锋人物需要暂时避让一下世俗的批评，任命富歇代替列维（SylvainLévi）暂任东京的日法会馆馆长，让其离开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田野考古，开始新的生活，而这种抉择另一种意思上讲也是基本认定了富歇的考古计划的失败。
1926年1月11日富歇夫妇在横滨上岸，2月11日到达东京新建立的日法会馆，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富歇夫妇开始在这个新鲜的国家巡游考察，应邀在一些学术机构举办印度和阿富汗佛教内容讲座，并且商议以后来日的法国学者研究待遇和时间等问题。
这时候的富歇不经意间又开启了另外一个研究佛教美术的时代，富歇来到日本也代表着那一代最优秀的欧洲学人开始将近代佛教美术研究方法向日本传播，也是日本近代人文科学研究取代传统寺院佛学研究的开始。
（本文中涉及玄奘旅行过的现代国家和地名示意图）
（7世纪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里记录迦毕试地区也曾是迦腻色伽王的“夏都”所在地，属于游牧民族政权定期迁徙的都城之一，这里“异方奇货、多聚此国”，当时也是一片国际贸易兴旺发达的景象。这一带的出土佛教雕刻多为绿色的片岩，并且人物形象的身体比例较为特殊，一般都是头部较大，整个身体站姿高度表现为5头身，一般佛像的颜部下颚表现粗狂有力。）
（上下图：平山郁夫美术馆馆藏的迦毕试佛像。该展品是迦毕试地方特有的富有重量感的坐佛像，面容柔和有着波浪般的头发，与犍陀罗的文物较为相似。该佛像半闭眼结禅定印，在肩上有燃烧火焰的佛像。贵霜王朝货币上的王侯像也是同样的肩上有焰火的设计。玄奘法师曾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了一段有关火焰肩的传说，“愿祈福力，于今现前！即于两肩起大烟焰”。这种肩上有火焰的设计，在佛教传说物语故事中被认为具有降服恶龙的神奇力量，就和佛教法物金刚杵的功效一样。）
（该展品上的人物没有携带装饰任何物品，通过束发垂发的发型和身上的装饰品来看，可以推断为弥勒菩萨。柱和台座中描绘的菩萨也是一样。柱头部分雕刻的是狮子身躯、猛禽头部并且身体有翅膀的格里芬，台座左边是代表着供养人男女浮雕。在佛教造像的拱形佛龛中，在最下列的游牧民族王侯中央供养人一般交叉两腿而坐，人物手势常结犍陀罗造像中常见的转法轮印（说法印）。）
在富歇之后，法国的列维、哈金、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等学者相继来到东京日法会馆，讲述传授亚洲佛教文化和艺术研究，给日本学界带来了最新的研究信息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在富歇之后来到日本的法国学者，也会遵循一个惯例，在日本出版一本介绍其之前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的书籍，第二任DAFA主任考古学家哈金也出版了在阿富汗考古工作的简报，在富歇基础上介绍了阿富汗佛教考古美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法国在阿富汗进行的研究工作。
日本学界开始积极模仿学习这些国际顶尖学人的研究方法，很多部分日本早期的学者，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上，都会提到与法国学人一起共事的情景，足以见到当时的社会影响。
富歇由于是临时替任日法会馆负责人一职，富歇在日本总共驻留时间约在半年左右，相对于规定的两年任期计划，并不算长。在天气好的日子，富歇也会一起到日本的传统庭院里面散步，感受海洋性气候影响下的日本台风和方寸之间的精致艺术，并且看到日本的古寺院里面的佛教艺术还有一些中亚地区的影子。在日本的这段时间，富歇整理了自己在阿富汗的部分发掘材料和考察笔记，在日本出版部分自己的研究，但最重要的是要整理自己的失望和心情。
尽管富歇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研究机构都曾讲演，但从后来日本国内部分学者的反映来看，富歇在犍陀罗在日本的传播影响力并不是很大，这里还有一个接受与给予沟通方式的矛盾。尽管富歇也明知日本学人也正在进行印度研究，也前往印度考察，一些学人已经做出了相对不错的成果，由于富歇的个人性格和语言障碍等原因，富歇并不愿意过多和日本学人交往，也拒绝接收日本学生前往法国接受他的指导教育。
究其原因，富歇面对当时军事过份崛起的日本，持有一份警惕。富歇即使折戟阿富汗，但仍还抱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优越心态，这是其一直从事希腊化在远东和犍陀罗研究的源动力之一，富歇更希望看到的是“法国精神、亚洲肉体”的局面，并不希望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能够学习进步到一定程度，更不希望日本学人会和欧洲平起平坐。
（阿富汗喀布尔国家博物馆展陈的迦毕试风格雕刻）
（阿富汗喀布尔国家博物馆展陈的犍陀罗风格石雕装饰和建筑部件）
（这批红色背景的文物是迦毕试地区在内战中被盗掘发现，这一时期很多新片岩雕刻出现在古美术市场，其中一部分流失到美国和日本。平山郁夫在阿富汗内战时设立战时文物红十字保护制度，出资收集征购大量流失的阿富汗文物的一部分，于2016年归还给喀布尔国家博物馆）
（阿富汗喀布尔国家博物馆内战中藏匿起来的部分迦毕试地区出土的雕像，在内战时被封存在木箱内藏入秘密仓库，躲过了塔利班的洗劫）
（约1996年，阿富汗喀布尔国家博物馆内战临时储存石刻雕像的仓库内景）
（流失至美国入藏私人手中的迦毕试风格雕刻，该场景比对最近引起学界关注，独特的坐姿需要进一步探讨。高.65cm,佉卢文铭文年代换成为公元301年）
（阿富汗喀布尔国家博物馆展陈二层展厅的迦毕试风格雕刻，这件雕刻文物是从英国追回的战时流失文物，于2012年由大英博物馆归还给喀布尔国家博物馆）
（2） 被意外错过的犍陀罗新领域－迦毕试
实际上，1922年末到1923年初富歇在对喀布尔周边进行数月初期调查后，自己认为最值得调查发掘的是巴米扬、迦毕试和哈达地区（hadda）的佛教遗址。因为富歇感受到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去研究亚历山大道路和希腊化遗迹还有些为时尚早，时机并未成熟，最有可能实现的是按照7世纪玄奘在阿富汗旅程的记述来寻找这些佛教时代的遗迹。
但是，富歇最初想去发掘佛教时代焦点遗迹的计划遭到了远在巴黎当局拒绝。巴黎方面更加认为希腊亚历山大大王的远征路线及建立的远东城市更是东洋和西洋文化交流的中心，如果围绕这些希腊化遗迹进行发掘，更容易获得轰动效应，于是断然拒绝了富歇的最初请求，命令富歇对西方认为的“千城之国”巴克特里亚－巴尔赫地区进行发掘。1923年11月，接受命令的富歇夫妇走向了巴尔赫，等待他们的是严酷的气候、不洁净的水源、以及排外的地域人群，这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危险之旅。
同时在1924年，由于法国和阿富汗签订的考古独占文化协定，一些无法进入阿富汗调查研究的外国学者开始严厉批评法国的政策，德国考古学者赫兹费尔德（Ernst Herzfeld）比照阿富汗和法国签订的“文化协定”，发现按照协议中规定的法国考古学者派遣数量不够，没有达到协议规定人数，赫兹费尔德联合其他学者在一些场合严厉批评法国的行为。当时法国当局为处置此事，必须要增加学者人数，于是派遣法国研究印度教、在当时印度Pondicherry大学的教授Gabriel Jouveau-Dubreuil 和集美博物馆研究员哈金（J.Hackin)到达阿富汗，作为对此事的对应处置。
Gabriel于6月28日到达喀布尔展开研究调查，Gabriel注意到当时伽毕试地区零散出土的佛教造像，感觉对喀布尔周边地域的发掘非常重要，这是印度教和佛教混合的地区，并对富歇之前考察的帕塔瓦（Paitava）僧院开始进行调查，但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没有和哈金、富歇会面。但当时Gabriel的考察运气不佳，遇到了很多政治和治安的问题，当时喀布尔周边周边的少数民族和部落开始反叛政府，传出了战争的讯息，周围地域局势陷于紧张，发掘调查作业被迫中断。Gabriel也没有继续前往阿富汗北部支援富歇，又接受法国当局的新指令于8月12日离开阿富汗，再也没有回到阿富汗，其研究成果在当时也没有发表。
哈金遵循法国政府的指令，于1924年进入阿富汗，在7月份长途旅行到达了巴尔赫，对这一地区展开研究。哈金发现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非常恶劣，离考古发掘要求的作业条件差距太大，但是富歇夫妇已经决定要执拗的在该地区鏖战，为了证明他们之前的判断正确，富歇夫妇决定在此地耗下去。在夏季酷热的天气下，人们根本不可能在滚烫的田野进行发掘，只能徒劳的打发时间。哈金也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借了马匹，离开了富歇夫妇，对周边的吐火罗故地进行走访，继续对这些地区进行旅行考察，也发现了一些贵霜时期寺院建筑的遗址。哈金这时候在日记中写到：“考古学也是一项体育运动”，哈金此时已经喜欢上这种体现意志和冒险的生活，决定以后有机会再次返回阿富汗。
哈金完成首次阿富汗六个月的派遣任务后，并没继续留在阿富汗进行考察作业，于1925年2月1日回到巴黎，继续在吉美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同样，富歇由于集中精力在巴克特里亚，无暇双顾，继续在巴尔赫苦斗。在1924年以后的时间里，已经错过了对于迦毕试地区考古的最好机会。在离开阿富汗之前，富歇垂头丧气的将所有的考察装备都留在了喀布尔，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开了阿富汗。
（富歇在日本出版的研究书籍实际是一个演讲稿汇编，是富歇在日本各个学术机构演讲稿收录编撰而成，全书主要包含4篇文章文章，部分曾收录《Bulletin de la Masionfranco-japonaise/日仏会館学報法文篇》。）
（1926年，富歇在日本出版的佛教美术研究书影和目录，主要包含印度佛教美术的兴盛思考，初期佛像起源发生和年代思考，希腊式犍陀罗美术的分析，对于柬埔寨吴哥窟废墟对于古代美术的思考。其中对于阿富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富歇对于玄奘在阿富汗境内巡礼的历史路线考察一文中，这些出版的资料，对于当时了解从对全世界闭锁向逐渐向近代国家转化的阿富汗有着重要的作用。）
（富歇绘制的现在喀布尔周边的古代迦毕试地区（kapisa）的考古遗址略图。富歇在报告中对于喀布尔周边的迦毕试古国（kapisa）寄予了厚望，认为这里将会是继犍陀罗地区之后最有可能产生考古成果的地区。迦毕试地区这里也曾在贵霜王朝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有记述，但是贵霜朝以后的历史并不清晰，也是犍陀罗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延伸辐射地区。）
（富歇改绘的玄奘法师在阿富汗的旅行地图）
（1933年，第二任DAFA第二任考古学主任哈金在日本出版的阿富汗研究书影。就这样，日本学界开始积累了一批批关于犍陀罗和阿富汗的研究资料，这些书籍都影响到了日本对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感觉判断，在该地区没有正式进驻日本考古队之前，这些前期的资料积累介绍工作变得很重要。）
（1933年哈金出版的阿富汗研究书籍中的迦毕试雕塑插图。1924年12月哈金从巴尔赫回到了伽毕试，在这段时间继续在帕塔瓦地区的发掘，但是由于是在寒冷的冬季，考古工地土壤都已经冻结，考古作业也不太理想，但是在持续的发掘中终于出土了有名的片岩双神变像，这是和犍陀罗地区非常类似的石质造像。）
（现藏在法国吉美博物馆的迦毕试风格雕刻，根据当时的考古协议，出土品中金、银重金属和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留在阿富汗。因此很多重复的迦毕试雕刻按照考古协议被运到法国，分藏于卢浮宫和吉美博物馆。1996年，Pierre Cambon对这批他们发掘的资料进行整理发表，但是对于这些雕刻和寺院建筑年代学的争议，却一直没有停止。）
（DAFA在1942年出版的shotorak遗址中迦毕试风格佛像，由于当时工作方法和条件有限，当时的发掘工作和整理并不是那么科学，很多雕塑出土位置我们无法得知，这给现在的研究带来很大难题。）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展陈的shotorak遗址出土雕刻）
其实在日本渡过的这几个月，这已经基本是富歇在亚洲最后的日子，研究印度、阿富汗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富歇的内心也一直有一种声音告诉他要放弃自己不擅长的田野考古，放弃执念。面对过往，富歇总觉得遗憾，总有一种好像还没有在阿富汗认真生活过的感觉。
因为，精神的生活却不可替代，生活中总遇到一些爱开会爱发言口口声声说独立思考的人，独立是什么？生活又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能与生命相映。
（3）与中国擦肩而过的阿富汗考古美术
富歇在离开亚洲之前，还作出了一个决定，要到中国旅行一次，他甚至想到玄奘的故乡去看看，但知道路途遥远时，夫妻两人也放弃了。因为阿富汗的旅行告诉了他们，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1926年9月30日，富歇夫妇结束了在日本的工作，踏上了中国的旅途，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在环绕中国一圈国家进行考察后，从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日本后，富歇夫妇完成了最后的一个亚洲国家旅行。关于此次富歇的北京之行、也是富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中国之旅，由于旅途停留时间较短，中法两国所留下的资料甚少，难以还原其旅行全程，富歇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都无法确认。
第一代法国驻阿富汗考古学家在中国旅行发生的演讲记录，只零散存在于一些报纸上，当时的记者描述的信息也不准确，也并不清楚富歇在中亚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但也留下了这份资料，让我们想像当时的人们在思考什么。这些零散的旅行途中的讲座报告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于中亚的研究面貌，那时候我们的视野还不能够延伸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我们的考察团只能竭力到达敦煌、新疆，西北地区已经成为真正的塞外边疆，另一种语境讲也是当时的学人在精神领域认识的一个边界。
对于阿富汗和中亚，中国学界的感觉仍然如雾里看花一般。理智的去思考，尽管学界关于南亚和中亚地区的考古美术研究调查已有200多年历史，尤其是以塔克西拉、白沙瓦、斯瓦特、喀布尔、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铁尔梅兹为代表的犍陀罗美术研究更受重视，这些地区的持续探险考察和考古发掘，这也和西方艺术史重视代表永恒概念的石质材料理念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内容相关，但是我们国内却知之甚少，在出版物仅有的部分译介作品，限于年代和版权问题，并不能完全反应这些考古美术的全貌。
（在北京，富歇应邀在当时的中法大学做印度佛学研究报告，给北京的学人报告关于法国和欧洲关于印度的研究，考虑当时北京有“中法大学”，在法国里昂设立“法中大学”，中法大学主要创办人是曾旅法留学归国的李石曾等人，估计与其积极推进与法国合作相关。富歇在中国的此次行程，以及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所进行的活动。）
（《世界日报》，教育界，第七版，10月1日报道：“傅塞即将回国：今日在中法大学讲演的巴黎大学文科教授傅塞今日在中法大学讲演佛学。已咨本报。兹经调查傅氏为现在极有名之考古学家对于印度古代学问及佛教有特别研究，曾著《希腊及印度的艺术之比较》一书，为全世界极有名之著作。对于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关系发挥极详。前年以巴黎大学之委托到印度实地研究尤多心得，近已事毕，即将回国。回国之前便道日本及中国一游。前日已由日本抵京，勾留一星期即将由上海搭船回法，北京中法大学因由法使玛泰尔之介绍。故今日到该校演讲云”。）
（2018年3月敦煌研究院派出了国内第一支阿富汗文化遗产考察团，在中国大使馆帮助下考察团重点调查了巴米扬和喀布尔周边的佛教遗迹，尽可能拍摄这些遗址和出土文物的清晰图像，采集基础信息。）
（敦煌研究院代表团还专门访问了DAFA在喀布尔的中心，瞻仰了富歇、哈金等人的遗物，查看了巴克特里亚地区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这次考察的时间，距离法国开展阿富汗的科学考古研究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了。）
（2017-2018年敦煌研究院的又持续调查了乌兹别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的多处重要的犍陀罗佛教遗址，这是对于广义的大犍陀罗区域的大规模系列有目的考古美术调查。之后，平山郁夫美术馆经过慎重考虑，将这批馆藏的犍陀罗藏品文物第一次走出日本，在海外第一站——敦煌研究院展出。）
如果我们从富歇的经历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也是犍陀罗研究被分割和被遮蔽的一个缩影：
1922年阿富汗和法国签订考古文化协定，喀布尔－迦毕试地区被分属于法国单独调查。 同年底，苏联建立；1924年，属于传统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乌兹别克的部分宣布加入苏联，由现代阿姆河（Amu Darya)划分苏联和阿富汗的边境，苏联严禁任何外国人进入该地区进行考古美术调查。
1945年印度巴基斯坦分别独立自治，犍陀罗地区的一部分出土文物划归印度境内的博物馆，由印度政府管理。同时，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也存在部分领土争议地区，历史上的传统犍陀罗核心文化区域被现代国家疆域和政策阻断。在这段时期，只有富歇夫妇完成了从巴克特里亚到犍陀罗的调查，调查和收集那个时代能够进入的区域。再其之后的斯坦因从犍陀罗出发，到达喀布尔后，还没有来得及调查就在一个月逝世。
1952年富歇夫人去世，这位一直称自己是“嫁给佛陀的女人”离去，让富歇悲痛不已。富歇在余生的悲伤中，想念起在阿富汗的考古岁月：当时这对不被世俗理解的师生恋情侣考古学家，只有将自身流放置于荒野之地，离开巴黎，才能继续他们的爱情。那几年的漂泊经历，富歇一直在思考自己获得了什么，他和学生妻子的不伦之恋也一直逃避着主流人群的视线。在蛮荒的精神之地，在现实的穆斯林世界，要努力的寻找过去希腊化和佛教时代辉煌的影子，看起来就像是夸父追日一般，直到最后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力气和能量，除了在考古工地身患风寒疾病、频临死亡的疾病威胁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之外，他们或许明白了成功的标准之一也是要如何面对失望。
在巴克特里亚的考古岁月中，那些徐徐划过天际的流星，那些照亮眼睛的月色，陪伴他们走完了这段爱情的旅程。富歇在这一年也离开了人世间，对于这些未能完成的犍陀罗研究也留下很多疑团，为何当时富歇会接受巴黎总部的建议，为何这位在犍陀罗研究中如狂奔的狮子、如盘旋的雄鹰般倔强的学者会接受当局错误的指示，而导致功败垂成，一直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同时这一年，1952年独占阿富汗考协定同年失效，阿富汗考古研究和田野工地面向世界开放，世界各国考古队涌入阿富汗开展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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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理想之路（1）： 从巴克特里亚到塔克西拉的风云往事
富歇与斯坦因：寻找希腊人在亚洲最初创作的佛像
展览讯息
《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展》
展览时间：2018年8月1日—2018年10月30日
展览地点：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研究中心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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