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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石窟群 中原石窟的老祖宗在这里

摘要: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开凿了无数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众多极为低调而华美的石窟,比如说天梯山石窟——它被誉为中国石窟的“鼻祖”。河西石窟群不仅开凿时间早,而且延续时间长——前后竟然长达1500年。那么,为什么河西走廊诞生了如此众多的石窟群?这些石窟群为何能延续千年而不衰呢?请输入引言岩石/古近纪砂砾岩建造年代/始自北凉,终于清代武威天梯山石窟天梯山石窟位于甘肃武 ...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开凿了无数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众多极为低调而华美的石窟,比如说天梯山石窟——它被誉为中国石窟的“鼻祖”。河西石窟群不仅开凿时间早,而且延续时间长——前后竟然长达1500年。那么,为什么河西走廊诞生了如此众多的石窟群?这些石窟群为何能延续千年而不衰呢?请输入引言

岩石/古近纪砂砾岩
建造年代/始自北凉,终于清代
武威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位于甘肃武威城南约60公里的黄羊河畔,始建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被称为我国石窟的“鼻祖”,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在我国石窟艺术发展乃至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莫高窟等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开凿天梯山石窟的过程中,当地培养了一批开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绘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佛教中心的东移,这些人在完成天梯山石窟之后,来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了新的石窟开凿,成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开凿的重要技术力量。摄影/袁蓉荪

中国最著名的三大石窟能有今日辉煌,要感谢一个人——沮渠蒙逊

说起中国石窟,人们都知道著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但如果说这三大石窟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要感谢一个人——沮渠蒙逊,估计很多人会心存疑惑:沮渠蒙逊是谁?为什么要感谢他?

我们不妨先看一段历史“回放”:公元412年的某一天,北凉国的缔造者沮渠蒙逊站在宫殿门前的高台上,凝视着姑臧(今甘肃武威)城中的一座座佛塔,凝听随风而至的阵阵佛音,久久未发一言。那时正值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兵荒马乱,而河西走廊却是和平笼罩的乱世“避风港”。

按理说,此时的北凉都城姑臧寺院雄伟,高塔成林,蔚为壮观,本应是崇尚佛法的沮渠蒙逊最希望看到的景象,而此刻他却愁眉不展。那么,他忧从何来?他忧的是江山如何稳固,佛法如何久驻。

自从一个世纪前西晋凉州牧张轨控制凉州以来,西域传入的佛法已在以姑臧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得到长足发展。在沮渠蒙逊崛起之时,河西已有相当丰厚的佛教文化土壤。

和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人一样,出身于卢水胡(卢水胡是汉代至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的北凉政权缔造者沮渠蒙逊,很早就接触并笃信佛教,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取名“菩提”。而辽阔的疆域,安定的政局,稳定的屯田农业,发达的商贸交通,为沮渠蒙逊进一步推行佛教创造了一切必需条件。当时的姑臧,集中了诸多中土和西域高僧,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此从事佛教经典翻译,凉州也成为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之一。除了资助翻译佛经外,沮渠蒙逊还大兴土木,修建寺院。此刻姑臧城内的伟殿高塔,正是他一手缔造的“人间佛国”。

然而,“博涉群史,颇晓天文”的沮渠蒙逊明白,自古以来最终没有不遭焚毁的宫室,他身后的北凉王宫说不定哪一天就“灰飞烟灭”了。那些同为土木建筑的佛殿浮屠,无论此刻多么壮丽辉煌,恐怕也“终非久固”。其实,历史的经验只是一方面,对笃信佛教的沮渠蒙逊来说,“久固”更是他信仰层面的必然追求。

后来,沮渠蒙逊找到了令佛法“久固”的解决方案:相对于土木建筑,石头无疑更为坚固持久,建造石窟可以令佛教长久留存。于是沮渠蒙逊开始命人在姑臧周边勘察地形,选择适合开窟造像的地点,最终选定在城南百里之处的天梯山。

皇家工程不愁人力、财力和物力,河西走廊最早的这项大规模开窟造像事迹,影响巨大,被100年后的北魏人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一书记录下来:“先是蒙逊王有凉土,专弘事佛,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千变万化,惊人眩目”。当7世纪唐代高僧道宣写作《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时,不仅把这件事写入,而且更为详细。在他的笔下,沮渠蒙逊“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

或许,沮渠蒙逊没想到,他主持开凿的天梯山石窟,其实开启了中国石窟营造的一个重要模式——皇家模式,也就是朝廷推动石窟的开凿。后世中原最重要的两处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也正是在皇家的大力推动下,才迎来了石窟建造的高潮。

其实,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沮渠蒙逊倡导开凿的天梯山石窟,对云冈和龙门石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或者说,云冈和龙门石窟的直接源头就是在天梯山石窟,而不是在莫高窟,甚至莫高窟的营造也受到了天梯山石窟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不妨还是看看那段时期的历史: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从姑臧迁宗族吏民3万户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其中有僧侣3000多人。这3000名僧人实际上就是“凉州模式”(“凉州模式”是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新疆以东地区存在的一种早期佛教造像模式的称谓)的创造者。

到了公元460年,凉州高僧昙曜在平城近郊开凿云冈石窟,他只用短短几年就完成了云冈石窟代表作品“昙曜五窟”的建造,其中第二十窟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宏伟的雕像与代表作。后经历代开凿,云冈石窟成为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这些宏大精美的雕塑,是雕刻家们智慧和艺术的结晶,而凉州僧人与工匠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佛教石窟寺的营造艺术上,北凉与北魏是源流关系,即北凉为源,北魏为流。

事实上,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名气远没有今天这么大,也没有对云冈、龙门石窟产生过直接影响,反而是凉州僧人及其天梯山石窟,对莫高窟和敦煌佛教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目前专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莫高窟虽为中国内地最早的石窟艺术开创地,但它开凿的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时期(公元516—528年),这时随着洛阳的一批官宦、僧侣和工匠的进入,中原石窟的营造风格开始在敦煌流行。而这时已经是天梯山石窟开凿100多年以后的事了。

如果将中国石窟艺术从西往东的发展比喻为一种“波浪式”的前进运动,那么,自从石窟从西域传入河西走廊后,这股“波浪”的源头其实是在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它对中国其他著名石窟的影响过程是:天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也有专家认为莫高窟的一些洞窟可能受过云冈石窟的影响)。可以说,真正影响中原石窟风格的是天梯山石窟。因此,有专家将天梯山石窟誉为中国石窟的“鼻祖”。只不过,就在云冈、龙门、敦煌等石窟“大红大紫”时,作为老祖宗级别的天梯山石窟反倒默默无闻了。但不论如何,后人都不应该忘记天梯山石窟和它的开创者沮渠蒙逊。

河西走廊主要佛教石窟分布示意图
敦煌莫高窟
岩石/第四纪半胶结砂砾石层
建造年代/始自前秦,终于清代
莫高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石窟,也是河西石窟群中知名度最大的石窟。莫高窟开凿于敦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始建于前秦。在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石窟建造发展很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一时。北宋以后,莫高窟渐趋衰落。后来莫高窟重新被世人关注,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震惊了世界。虽然莫高窟是河西走廊开凿最早的石窟,但真正对我国石窟营造带来重大影响的并不是莫高窟,而是天梯山石窟。

河西石窟如此群星璀璨,是因为有“碧水+断崖”这对黄金组合

从地域分布来看,甘肃石窟大体可分为河西、陇中、陇南和陇东四个区域,其中以河西石窟群的遗存最多。河西石窟群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敦煌石窟群和凉州石窟群。其中敦煌石窟群包括敦煌市的莫高窟、西千佛洞,以及瓜州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等。这一组石窟群都包含于敦煌文化圈内,以莫高窟为中心,延续时间最长,现存石窟数量最多。敦煌石窟群的特点在于,不论洞窟形制还是彩塑、壁画内容,都较为完备,反映了延续1000多年的完整石窟艺术发展史;凉州石窟群包括武威天梯山石窟,以及张掖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等,也是甘肃现存时代较早的几组石窟群。

我在进一步研究河西石窟群的选址时,发现它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几乎都选址在既有悬崖又有河流的地方。这些石窟基本都地处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及其周边群山之中,而且大多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间河谷地带。也就是说,“碧水+断崖”这对黄金组合,成为河西石窟群选址开凿的“标准配置”。

从西至东,河西走廊分别有疏勒河、黑河与石羊河三大水系,每条水系都发源于祁连山,它们不仅滋养了行走在河西走廊上的无数商旅、使节、军队和僧侣,也成为佛教石窟诞生的“温床”。每一条水系,都必然有著名的石窟群相伴而生。

首先,看看疏勒河流域,这里有敦煌石窟群。玉门至敦煌的广阔区域是河西走廊的西端,属于疏勒河流域。其中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拥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发源于祁连山西端野马山的大泉河,就从石窟前流过。如今的大泉河虽然只是一条潺潺小溪,但在历史上却是一条大河。1907年冬天,法国学者伯希和曾经拍摄过这段大泉河,照片显示,整个河床上覆盖着一层厚冰,可见水量之大。莫高窟第148窟《唐陇右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说大泉河“前流长河,波映重阁”,也表明当年水量丰沛,相当壮阔。大泉河虽然是西北内陆一条不起眼的小河,但对莫高窟的出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这条河,即便当年乐为三危山的佛光为动,发愿于此开凿造像,也会因为缺水而无从施展。因为很难想象,工匠和僧人要翻越数座山头,前往十几公里外的月牙泉取水。

在敦煌市西南35公里党河北岸的悬崖峭壁上,开凿有西千佛洞;沿着党河往上游走,在肃北县城西北10公里处河水冲刷形成的西岸砂崖上,有五个庙石窟;从敦煌往东北方向,到了瓜州城南70公里处榆林河两岸的峭壁之上,则开凿有著名的瓜州榆林窟。榆林河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踏实河;同属瓜州的旱峡石窟,虽然其地名为“旱峡”,但石窟南端青石峡有一股清泉顺坡而来流经洞窟下方,出峡口北流数百米后形成一道高差10米的小瀑布,泉水常年不干;从瓜州再往东,到玉门市东南约60公里处的昌马河畔,就是玉门昌马石窟了。上述提及的这些河流,它们最终都流入古称“籍端水”的疏勒河。

酒泉和嘉峪关在河西走廊中部区域,都属于黑河流域。这条黑河,就是史籍里赫赫有名的“弱水”,它是西北地区第二大内陆河,其下游一直深入内蒙古西部沙漠腹地,最终注入居延海。这一流域内的石窟众多,靠东有民乐境内的童子寺石窟,靠中部有肃南境内的马蹄寺石窟群,靠西则有包括千佛洞、万佛窟在内的酒泉文殊山石窟。

童子寺石窟位于民乐县城东10公里处童子坝河中游岸边,穿凿于河水冲刷而成的一段砾石崖面上;马蹄寺石窟群位于肃南县城东南七八十公里处,分布较为分散。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少则两三公里,多则十余公里,但多分布于黑河的各条支流上。例如金塔寺石窟,它位于大都麻河西岸崖壁上,这里是典型的峡谷地貌,两岸山峦起伏,清澈的河水从谷中夺路而出,两个较大的洞窟就开凿于砂岩山崖上。同一个区域内的马蹄寺千佛洞石窟,开凿于马蹄山北面3公里处的陡峭崖面上,前临马蹄河。

河西走廊东部的石羊河,古称“谷水”,该流域以河西重镇武威为中心。河西石窟中最东端的“珍珠”——规模宏大的武威天梯山石窟,就坐落在武威市东南45公里的黄羊河畔峡谷中,这条河就是石羊河众多支流之一。

天梯山石窟开凿于石羊河支流黄羊河畔浅红色的砂砾岩之上。天梯山是祁连山的一支余脉,山虽不高,却异常陡峭,“其登临之难好像上青天”,这就是天梯山得名的由来。石窟下临一湖碧水,这是半个世纪前修建的黄羊河水库。发源于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祁连山北麓的黄羊河,从窟前弯曲流过,再从峡口流出,滋润着峡外黄羊镇一带十多万亩良田。黄羊河水库大坝就建在水峡口,第15窟大佛前还砌有一道高堤用于挡水。这种环境正是宿白先生所说的“水边崖际开凿窟室,更是禅行观影之佳处”。

瓜州榆林窟
岩石/第四纪半胶结砂砾石层
建造年代/始自北魏,终于清代
榆林窟又名万佛峡,位于酒泉市瓜州县城南70公里处。洞窟开凿在榆林河峡谷两岸直立的峭壁上,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榆林窟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与敦煌莫高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被称为敦煌莫高窟的“姊妹窟”,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莫高窟的壁画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居全国石窟之冠,那么榆林窟就是仅次于莫高窟的壁画艺术宝库。不过,榆林窟的石窟艺术绝非是莫高窟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许多自己的特色:在洞窟形制上,有完整的前室和长甬道,主室壁上画出12根排柱支撑窟顶宝帐的窟室样式,都是莫高窟所没有的。

榆林窟
第25窟纵剖面图
瓜州东千佛洞
岩石/第四纪半胶结砂砾石层
建造年代/始自北朝,终于清代
东千佛洞位于瓜州县城东南90公里处桥子乡东南长山子北麓,洞窟开凿在干涸河谷高约80米的崖壁上,始创于北朝,唐、五代、西夏、元、清各代有重修,逐渐形成规模较大的石窟群。东千佛洞以内容丰富的西夏窟见长,其密宗佛教壁画弥补了莫高、榆林二窟的不足。现存洞窟23个,有壁画、塑像者八窟,东岩三窟,西岩五窟,多为单室窟。形制有长方形中心柱燧道窟、圆形穹窿顶窟、方形平顶窟,其中第2、4、5、7窟均为长方形中心柱窟,尚存部分佛、菩萨塑像,但多为清代重修,唯有第4窟西夏高僧像身着俗装,保存完好。

河西走廊地处我国西北干旱气候区,许多地方年降水不足200毫米,北部又连接广袤的沙漠与戈壁,尤其是走廊西端敦煌地区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原本并不适宜人类居住。幸运的是,祁连山的出现解决了上述问题,这座东西绵延近1000公里的山脉,蕴藏着丰富的冰雪,堪称一座天然“水库”。

每到春暖时节,冰消雪融,水量大小不一的河流在山谷中奔流,往北流入河西走廊。这些河流分属三大水系,滋养着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绿洲。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河西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在汉代、北魏时期,河西的水量比现在更为充足。关于这一情况《汉书》、《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水经注》等史籍中皆有明确记载。”就这样,源自南部群山的涓涓细流,是造就河西文明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建造石窟的先决条件。

石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但绝非轻易可以完成,一座石窟的开凿需要动用多方力量,规模较大的石窟更是建造成本惊人:财力丰厚的赞助人,稳定的信众群体,适宜的地质环境,同时距离城市和交通干线不能太远,这些条件都缺一不可。这也是石窟为何密集出现在河西走廊南部山区多水处的原因:在干旱区,有水才能有人类活动。

如果理解了河西石窟为何会分布在走廊南侧的祁连山中,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河西走廊北侧虽然也有山岭连绵,却极少有石窟出现。从西向东,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组成的北山山脉,既缺乏冰川融水,又少降雨。虽然合黎山和龙首山的西南部有黑河流经,但黑河只是远远地绕着两座山脉在流淌,而没有贴近或切穿山脉——只有贴近或切穿山脉,才能塑造出石窟雕刻所需的悬崖峭壁。

也就是说,就算是有了水,还必须要有山崖。因为石窟是开凿在天然生成的断壁绝崖上的一种佛教建筑,需有天然石壁为其提供开凿空间。一般来说,河谷地貌、丹霞地貌和岩溶地貌都能形成石壁。而被众多河流切割的祁连山,就形成了许多有着断壁绝崖的河谷地貌,也为石窟开凿提供了绝佳场所。

岩石是地貌发育的基础,不同的岩石类型会形成不同的地貌特征。同时,岩石的分布和性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石窟的布局,而且影响着石窟的艺术风格。比如说,莫高窟等河西走廊西部的石窟,开凿于成岩性不好的半胶结的砂砾岩中,既不适合精雕细刻,也不适宜“石胎泥塑”等技法,因此只能采用壁画和彩塑的艺术形式。为此,莫高窟才得以壁画和彩塑闻名于世;而河西走廊东部和麦积山等石窟,开凿于胶结紧密、成岩性好的砾岩中,由于砾岩质地坚固粗糙,不宜精雕细刻,所以这类石窟多采用以“石胎泥塑”为主的表现手法;陇东石窟和炳灵寺石窟等开凿于砂岩中,由于砂岩结构比较致密均一,可雕性好,宜于精雕细刻,所以采用的是石雕技法。

肃北五个庙石窟
岩石/第四纪半胶结砂砾石层
建造年代/始自北魏,终于元代
五个庙石窟位于莫高窟正南约100公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县城西北20公里的党河西岸峭壁上。洞窟开凿在党河切割形成的悬崖上,洞窟位于悬崖中部,距地十几米。在由南向北长约300米的悬崖峭壁上,现存洞窟19个,唯有中间5窟可以登临,故被人们称为“五个庙”,其中1个窟已在早年被毁。在与五个庙石窟相对的党河东岸上,还存有4个残窟。从五个庙往河流上游约5公里处,存有1个石窟,俗称为“一个庙”。摄影/任世琛
岩石/古近纪砾岩
建造年代/始自北凉,终于清代
张掖马蹄寺石窟群
它位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城东南80余公里的临松山中,由北寺、南寺、千佛洞、金塔寺和上、中、下观音洞等组成。由于砾岩质地坚固粗糙,不宜精雕细刻,所以这里的石窟多采用“石胎泥塑”的表现手法。石窟寺的创建年代目前尚有争议,据《晋书·郭瑀传》载,东晋人郭瑀曾“东游张掖……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甘州府志》则有“石洞凿者郭瑀及其弟子、后人扩而大之加以佛像”之说。从洞窟形制和造像风格上判断:金塔寺、北寺和千佛洞的部分洞窟大约创建于5—6世纪,其中一些洞窟为5世纪初或更早。所以一般认为马蹄寺石窟可能和北凉沮渠蒙逊创建“凉州南山石窟”这一记载有关。而其他洞窟大多为北魏至明清历代营建或重修。摄影/钱英文
张掖马蹄寺石窟群
马蹄寺石窟群经历代开凿扩建,现保存有北魏、隋、唐、元、明、清等朝代的塑像、壁画等珍贵文物,是我国石窟建设史上的一处典型代表。这里的石窟雕塑和壁画的色彩保存较为鲜艳。由于泥塑便于上彩和不易脱落,加上河西走廊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以及窟内的彩塑不曾暴露在阳光下,温度变化小等条件,古人使用的各种颜料可以保存上千年,至今仍然光彩夺目。不仅让我们能欣赏到完美的古代艺术,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科技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条件。河西石窟使用的白、红、蓝、绿、棕黑等五种颜料,主要为无机颜料,并且品种非常丰富,如白色颜料有高岭土、白垩、云母、滑石、石膏(硬石膏)、碳酸钙镁石、氯铅矿、硫酸铅矿、白铅矿、角铅矿、石英等,红色颜料有红土(包括赭石、铁丹、煅红土等)、辰砂、铅丹、雄黄等。摄影/袁蓉荪
张掖文殊山石窟
岩石/古近纪砂砾岩
建造年代/始自北凉,终于清代
文殊山石窟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依山势开凿于文殊山前山和后山的崖壁上,始建于北凉时期。文殊山石窟是我国早期佛教遗存,属于“凉州模式”的石窟,其壁画具有河西地区早期洞窟壁画的布局特点,内容之丰富、壁画之精美,可与莫高窟壁画相媲美。现存的西夏时期壁画,是研究西夏佛教及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其中万佛洞壁画气势宏大,画风严谨潇洒,是西夏壁画的珍品。尤以前山千佛洞北凉时期的壁画和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最为珍贵。此外,文殊山汇集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派别,最鼎盛时期寺庙达360多座。摄影/任世琛
文殊山千佛洞
平剖面图
张掖金塔寺石窟
岩石/古近纪砾岩
建造年代/始自北凉,终于元代
马蹄寺石窟群中的金塔寺石窟,是该石窟群中造像艺术最富有特点的石窟。金塔寺石窟位于大堵麻河西岸,开凿在距地表约60米的崖壁中部。从洞窟形状、塑像与壁画风格看,石窟属于北魏时期建造。洞窟深广都在6米左右,中央方形塔柱,直通窟顶,几乎占据了窟顶大部分容积,四周只有可容两人并行的通道。这座方形塔柱,四面开龛供佛,在龛和群像之间,满饰飞天和供养菩萨,都是彩塑,立体感很强,而且躯体结实丰满,表情生动自然,形态优美多姿。特别是彩塑的飞天,前身、两腿飞舞的飘带离开了龛壁,表现了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别具一格,栩栩如生,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而敦煌莫高窟的飞天也只有彩绘,没有立体彩塑。摄影/任世琛

建筑年代竟然跨越了1500年,河西石窟创造了中国石窟群时间跨度之最

如果从时间分布上看,河西石窟始凿的时间不仅早,而且开凿的时间跨度大:上起公元4世纪中后期,从前秦一直到元明清等朝,时间前后跨度竟然达1500年。可以说,在时间序列上,河西石窟是中国石窟延续和保存最为完整的。在这1500年间,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时期,是河西石窟艺术发展的两次高峰时段。中原地区的石窟,比如说云冈石窟,它的建造持续时间不到100年,而龙门石窟的开凿也只持续了400多年,与河西石窟上千年的开凿史相比,相差甚远。

河西石窟群的代表敦煌莫高窟,经过前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明、清诸代的不断开凿,方才建成了流传至今的巨大石窟群。在西域佛教东传之始,因其古丝绸之路重镇与河西门户的地位,敦煌接受了河西地区最早的西域僧人竺法护、竺法乘师徒。他们于公元284年(西晋太康五年)在敦煌翻译佛经,由此渐开河西崇佛、译经之风。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首先由乐僔和尚“架空凿岩,造窟一龛”,开启了敦煌石窟造像的序幕,然后由法良禅师等继承其业,于乐僔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这两座洞窟不仅是敦煌最早的佛教洞窟,也是河西走廊最早的佛教洞窟,敦煌莫高窟由此诞生。

公元412年,前文所述的沮渠蒙逊占领姑臧,建立北凉国。之后在州南百余里处的天梯山山崖间,建造了一尊一丈六尺高的大石佛像,并开凿了石窟。从此,这里成了凉州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从北凉开始到清代,天梯山石窟一直没有断绝过开凿。其实,在河西走廊,还可以找到不少开凿时间延续几百上千年的石窟,比如说榆林窟、东千佛洞、下洞子石窟等。

河西石窟的建造为何能跨越1500年之久?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闫婷婷认为:这是特殊的历史人文因素、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区位特点共同造就的。在人文驱动力方面,首先,河西石窟建造的高峰期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恰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处于西北地区的时期,无论是割据一方的政权,还是大一统的王朝,统治者为加强统治,都在大力支持石窟建造;其次,南北佛理的差别,也与石窟的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关联:北方佛教“重禅法,尚修行”,不惜工本开窟造像。而南方探究佛学义理,开坛讲经,多构筑木结构的佛寺。就自然驱动力而论,河西走廊处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干燥少雨,适合僧人在洞窟中拜佛修行;而且河西走廊的山脉岩体疏松,便于开凿洞窟,相对于修建庙塔,反而降低了修建成本。再者,河西走廊是历史上世界几大文明或东传或西渐的必经孔道和交流、融合、吸收的理想天堂,所以如此特殊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佛教传布的中心地区,又是石窟广布的密集区域。


武威天梯山石窟
历经1000多年的战乱、自然灾害,天梯山石窟保存了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遗憾的是,为解决缺水问题,1958年当地政府在天梯山石窟旁规划了黄羊河水库。按照水库蓄水设计,天梯山石窟将被水库完全淹没。于是有关部门对天梯山石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石窟中的大量塑像和壁画被拆除,搬运到了甘肃省博物馆,因为体型巨大无法搬迁的大佛窟,则修了一个小水坝进行保护。至此,天梯山石窟仅剩下大佛窟,作为曾经辉煌的代表向世人展示。令人没想到的是,几十年后,在多次对黄羊河水库进行测量后,水利专家才发现当初过高估计了蓄水位,水库其实对天梯山石窟的文物根本造不成威胁。最近,天梯山石窟启动了一项为期3年的全面修复工程,离开石窟原址50多年的一批文物也将返回原址。摄影/任世琛

背景资料

天梯山石窟是“凉州模式”最早开凿的石窟

魏文斌
兰州大学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佛教向内地传入时,必然会对这里产生影响,因此河西走廊是内地石窟开凿较早的地区。除了著名的莫高窟外,这里还有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文殊山石窟、昌马石窟、马蹄寺石窟群(包括马蹄寺、千佛洞、金塔寺等)、天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其中大多开凿于十六国北朝时期,在我国石窟艺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天梯山石窟是北凉沮渠蒙逊开凿的石窟,为北凉石窟的典型代表,是“凉州模式”最早开凿的一处石窟,对研究十六国石窟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1952年,甘肃省著名学者冯国瑞,曾对天梯山石窟做过一次短暂的访问了解,并于当年5月14日在《甘肃日报》上发表题为《记武威境北凉创始石窟及西夏文草书墨迹与各种刻本》的报道,提出天梯山石窟即著名的凉州石窟。

真正对天梯山石窟比较正规的考察,始于著名美术学家史岩。1954年7月,史岩经过6天详细考察后,顺利地攀登了每个洞窟,完成了初步调查工作。在关于天梯山石窟是否属于北凉王首先创凿的问题上,史岩认为,沮渠蒙逊在天梯山首凿石窟,但无现存遗迹。

1959年,由于在天梯山石窟下修建黄羊河水库,为了保护石窟文物,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批准将其作搬迁保护,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组成勘察搬迁工作队。这次考察出版了《武威天梯山石窟》一书。报告认为此窟为天梯山最大的一个窟,“所处位置极其突出显赫,窟内遗存也较为丰富,绝非一般平民百姓所建,是否为北凉王沮渠蒙逊原建,很值得研究。”

河西石窟群的开凿主力是信众

陈晶鑫
浙江大学
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后

在石窟开凿早期,高僧大德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群体,他们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石窟在河西的出现与发展。但后来普通信众很快就成了石窟开凿的主力,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财力物力的统治阶级。他们或为了自身信仰,或为了自身地位,都在大力推动石窟造像的营建。

比如说,北凉统治者十分崇信佛教,北凉王沮渠蒙逊在凉州东南造佛像并开凿石窟,揭开了凉州地区开窟造像的序幕。除了沮渠蒙逊开凿凉州石窟以外,不同时期的统治者也都在积极营建石窟。

在敦煌,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宗室元荣出任瓜州刺史,统治敦煌20余年。他大兴佛事,在莫高窟掀起了一个开窟高潮,留下了不少惊世之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大统四年—五年(公元538—539年)兴建的莫高窟285窟,这是北魏石窟在敦煌的代表性作品。北周武帝时期,建平公于义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他出身世家,笃信佛教,也在莫高窟进行了大量的开窟造像活动。相传为其所创的莫高窟428窟,是敦煌早期最大的中心塔柱式窟,窟内四壁布满精美的壁画,内容涵盖佛传、本生等诸多经典。

这说明了王室和官员对早期石窟的营建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此后,特别是在敦煌,历经隋唐、吐蕃、归义军、北宋、西夏、元等时代,供养人的主体始终都是当地统治阶级或达官贵人,甚至在唐代出现了一个家族连续在莫高窟开凿大型精美家窟以彰显显赫政治生涯的情况,即莫高窟第332窟和148窟。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2016年第01期 作者: 耿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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