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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战国铁足铜鼎|中原与楚文化交融的见证
洛阳战国铁足铜鼎
中原与楚文化交融的见证
洛阳战国铁足铜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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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发现的铁足铜鼎属于战国晚期楚式青铜器或带有楚式青铜器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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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SCENERIES
1993 年 4 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现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位于洛阳邙岭路西侧的道北锻造厂工程建设，发掘清理了一座战国晚期的墓葬。该墓葬出土银器、铜器、玉器、陶器等随葬品 30 件，其中一件铜鼎形制及铸造工艺明显区别于中原地区同时期器物，且其三足均为铁质，在洛阳地区较为罕见。
该鼎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盖顶微弧，饰凸弦纹两周，间有三环状凸兽首形钮，中部有一钮穿环。鼎双耳内倾，腹微鼓，瘦高棱形蹄足，足高大于腹深。三足为铁质，其中一足在近腹处，较另两足粗大，外部包裹着一层铜片，并且在腹内和足对应的部位有补铸的痕迹。鼎外中至底有一道宽 0.1—0.2 厘米的范痕。鼎肩部及盖上均有修补痕迹。鼎内残存鸡骨，腹部有烟炱痕迹。
该鼎属于子母口鼎，口沿微向内折，用于承盖，口沿与腹壁有明显的转折。楚系青铜器研究学者根据器物腹部、蹄足等特征，将子母口鼎分为五式。其中以望山 1 号墓、包山 2 号墓铜器群特别是江陵望山 1 号墓铜鼎为代表的Ⅳ式子母口鼎的主要特征是“腹更浅，大平底，瘦高棱形蹄足，足高大于腹深。器身素面”。洛阳道北发现的铁足铜鼎与此特征相同，器形一致。Ⅳ式子母口鼎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这与发掘简报中对洛阳道北墓年代的认识基本一致。可见洛阳发现的铁足铜鼎属于战国晚期楚式青铜器或带有楚式青铜器风格。
技
艺
该鼎器身部分应采用了楚国青铜器铸造上运用较为普遍的分模陶范铸造技艺，而不是传统的“一器一范”。
铁足铜鼎的最大特征就是采用了铜、铁合铸一体这种较高的铸造技艺。铜和铁的熔点不同，铜的熔点为 1083℃，而铁的熔点要高于铜，为 1535℃。铜铁合铸为一体，技术难度上比单一的铜器或铁器要高许多。铁足铜鼎在中原地区较为少见，1957 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河南三门峡市陕县的后川墓地也发掘出土了一件。后川墓地的铁足铜鼎出土于西汉初期的墓葬中，此批西汉初期墓中的器物除这件铁足鼎外还有很多具有战国时期的风格。时代较早的铁足铜鼎是发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河北平山县的公元前 4 世纪初的中山王鼎。而发现数量较多的还是湖北、湖南等传统的楚文化区域。襄阳蔡坡 9号墓、鄂城钢铁厂 53 号墓、江陵雨台山 391 号墓、长沙近郊楚墓、长沙识字岭 1 号墓、舒城秦家桥 1 号墓、长沙识字岭 315 号墓、宜昌前坪 23 号墓、常德德山楚墓、长沙烈士公园 1 号墓等都出土了铁足铜鼎。另外，在南京市博物馆、句容市博物馆、阜阳市博物馆、山东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河南方城县博物馆、河南淅川县博物馆、广西博物馆也有零星收藏。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的发展并不平衡。雄踞南方的楚国，优越的自然环境及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冶铸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其青铜铸造技术高度发达。根据鼎腹部外中至底的范痕可推测该鼎器身部分应采用了楚国青铜器铸造上运用较为普遍的分模陶范技艺，而不是传统的“一器一范”。鼎身与鼎腿分别铸造的方法与湖北荆州地区包山楚墓中的铜鼎鼎足分铸方法相同。鼎足用铁铸成后，再与鼎身进行焊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器开始大量运用新的焊接方法——钎焊法。所谓钎焊法，就是器物主体与附件各自单独铸造，用熔点在 200℃左右的锡铅合金熔液把主体和附件焊接成一体。由于锡铅合金的熔点大大低于铜，所以该法焊接比较容易操作。洛阳道北铁足铜鼎肩部、器盖以及腹内和足对应的部位均有修补痕迹，且三足中的其中一足明显偏粗大且位置高于其他两足，明显是后来补配并合铸的。补配合铸器物在楚国青铜器中也比较常见，如淅川下寺楚墓和曾侯乙墓都出土过明显有修补痕迹的器物。铜铁合铸器物不仅仅只有鼎，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陵出土的铜甗下部的鬲为铁足，河南南乐县发现一件铁足铜博山炉，炉足外铜内铁，与洛阳道北铁足铜鼎的足部外表包裹一层铜片相同。用具有坚韧性的铁足代替铜足的办法，节约了用铜量，降低了成本，在高技术含量的焊接方法支撑下，使整件器物同样达到稳重坚固的效果。
洛阳道北发现的铁足铜鼎，以重要礼器置于墓中，有可能是从楚国传入中原地区的，对研究东周时期周王室与楚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