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二)

2019-3-28 22:08| 发布者: IICC| 查看: 760| 评论: 0|作者: 宿白

摘要: 编者按:宿白先生去世,将先生《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这篇文章发出,以示纪念。在知网上搜,这篇文章是宿白先生被引最多的一篇。荣新江先生提倡的长安学方兴未艾,气贺泽保规先生又提出了洛阳学。倒着看历史,更可看到先生的“预流”。这篇文章是78年发表的,其中还有一些过去的套话,但完全不影响文章扎实的研究。宿白隋唐长安与洛阳城(二)镜像(四)兴庆宫、夹城和曲江的遗迹自开元以后的皇室建筑遗迹,规模最大的是兴庆宫。


编者按:宿白先生去世,将先生《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这篇文章发出,以示纪念。在知网上搜,这篇文章是宿白先生被引最多的一篇。荣新江先生提倡的长安学方兴未艾,气贺泽保规先生又提出了洛阳学。倒着看历史,更可看到先生的“预流”。这篇文章是78年发表的,其中还有一些过去的套话,但完全不影响文章扎实的研究。

宿白

隋唐长安与洛阳城(二)

镜像

(四)兴庆宫、夹城和曲江的遗迹

自开元以后的皇室建筑遗迹,规模最大的是兴庆宫。经过考古发掘、调查的,还有大明宫西的含光殿和郭城东壁的夹城以及当时被称为“南苑”的芙蓉池(曲江池)。这些遗迹暴露了作为唐统治阶级上层代表的皇室贵族日益侈奢宴逸,初唐时期的蓬勃景象渐就澌尽了。

开元二年(714)因兴庆坊玄宗藩邸置宫,十四年(726)扩建兴庆宫置朝堂,十六年(728)工竣,宗即移此听政。天宝十二载(753)又“筑兴庆官城并起(城)楼”。该宫城傍郭城东壁,东西宽1080、南北长1250米,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宽5至6米,南壁二十米之外还筑有宽3.5米左右的复墙。宫城四面皆设门,正门兴庆门在西壁北部。宫城以内隔墙隔为南北两部,北为官殿区,南为园林区。考古试掘和钻探多在南区。南区正中为一东西915、南北214米,面积达182000平方米的椭圆形大水池——龙池。龙池西南共发掘十七处建筑遗址,其中较重要的是一号遗址和六号遗址。

一号遗址位于官城南部西段,西距官城西壁125米。面阔五间,26.5米,进深三间,19米。进深正中的五间除当中一间为门道外,两侧各建一宽8米,长十余米的夯土厚墙,此墙原为荷负上层建筑物的台基。遗址四周铺有宽85厘米的散水砖。

六号遗址位于一号遗址西北,该遗址周绕东西宽63、南北长92米的迴廊址,廊内北部为一东西宽30、南北长20余米的建筑址。此建筑址台基前设东西阶,两侧各有短廊址与东西迴廊址相接。迴廊内南部为一长宽各20余米的宽敞庭院。六号遗址时间较晚,其下压有较早的建筑址甚多,其中平面可以复原的有九号四出阶道的方形亭址和八号圆形建筑址。

兴庆宫以园林区为主体,建筑平面多样化。建筑装饰瓦件丰富多彩,就试掘的资料统计,不仅莲花瓦当的种类多达73种,还在官城的东南隅发现了黄绿两色的琉璃滴水。这些都形象地表明了兴庆宫的豪华富丽远在大明宫之上。

开元十四年(726)外傍郭城东壁建兴庆宫北通大明宫的复壁,开元二十年(732)又外傍郭城东壁建兴庆官南通曲江芙蓉池的复壁。此即所谓“筑夹城至芙蓉园”的夹城。复壁东距郭城壁23米,与郭东壁南北平行,但近城门处则向东斜,复壁与郭壁的间距缩小到十米左右,春明门南侧的夹城址还存有登城楼出入口的建筑物遗址。此傍郭城东壁的复壁全长达7970米,版筑坚实,夯土的硬度比郭壁还要高,劳民伤财,其目的只备人主潜行,“外人不知之”,而且主要是为了游玩“开元中凿池引水,环植花木”的曲江芙蓉园。自玄宗以后的唐皇室沉湎游乐,日益加甚,于曲江芙蓉园一带设南苑,进一步霸占了这个风景区,所以诗人杜牧曾讽泳云:“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这种专为皇帝修建的夹城,在九世纪初,在大明官的东、北、西三面也兴建起来。禁苑内还需要夹城隐避,可见唐皇室的实力已极度下降,所以这部分夹城夯筑也极为简陋,基宽不过四米。

唐皇室的游乐建筑遗址,也在大明官内发现。大明宫北部太液池周围的宽五米余的夯土台基和在台基附近发现的大量砖瓦,表明它是元和十二年(817)所建“蓬莱池周廊四百间”的遗迹。

大明官西壁外,东距宫西壁210米处的一处殿堂遗址中出土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日建”的石志一方,说明这处遗迹属于公元八三一年所建的含光殿。石志中所记的球场,虽然尚未掘出,但从它与含光殿并列题名可以推测其规模不会一般。此外,遗址所出砖瓦中杂有前所未有的、釉色复杂的琉璃饰件。如绿色和蓝色的版瓦、筒瓦和浅绿釉色的花砖等,都表明了九世纪四十年代修建的这处皇家建筑更为奢丽,它们反映的皇室的生活,看来又比兴庆官时代更淫泆了。

前述的曲江芙蓉园,在大和开成间(公元827至840年)更加淘治,已探明的曲江芙蓉园遗址,应是这时期的遗迹。遗址在郭城东南隅,平面长方形,“东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面积约1441600平方米。曲江池在园西部,现已无水,据钻测其遗迹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最宽处约600米,面积约70万平方米。九世纪中叶以后,长安统治阶级在这里纵情恣欲,不仅皇室新造楼亭,作乐移日,不少官衙也在曲江各置船舫,“进士开宴常寄其间,大中、咸通(公元847至873年)以来……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晚唐长安侈靡游逸之风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表明这个政权确巳达到极其腐朽的状态了。

(四)唐代的东、西市

隋初设置的都会、利人两市,唐简称东市、西市。两市的规模和布局,除永徽六年(655)八月于“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外,大体沿用未变。根据两市的考古工作和参考必要的文献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长安两市工商业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隋代。

东市的全面钻探,首先否定了开元十四年(726)扩建兴庆宫时占用了东市东北隅的传说。其次探明了西北隅“俗号海池”的放生池的情况和该池引]水的渠道,从而推测池水来源有可能引自兴庆池。这个推断如果无误,东市放生池开凿的时期就不会早于武后中期以前。通渠潴池既为了运输,也为了市场用水,显然这是当时商业日趋繁荣的迹象。《长安志》卷八记:“(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十?)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总烧尽”。可见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改在大明宫听政,“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之后,东市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盛况。文献记载东市有笔行(《法苑珠林》卷七四《十恶篇偷盗部感应缘》有赁驴人,有杂戏,琵琶名手,有卖胡琴者,有货锦绣綵帛者,有铁行、毕罗肆、酒肆、肉行、凶肆,曲内还有临路店。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印有“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字样的约属九世纪的印本历日残片和据“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的《新集备急灸经》的咸通二年(861)传抄本,这两件敦煌遗书,告诉我们唐后期新兴的雕版印刷行业,在东市也发展起来了。

西市贞观已来,即为聚钱之所,释通达偿西市债,“伺觅行人……倩达西市”一次即负钱“百有余贯”。龙朔以后,它的繁荣更远远超过了东市,因又有“金市”之称。西市的繁盛,首先也反映在开渠潴池以解决运输和用水问题上。在钻探西市和附近里坊时,发现永安渠流经西市东侧时,在沿西市南大街北侧向西伸延的长约140、宽约34、深约6米的支渠,横贯市内。这条支渠大约即是《长安志》卷十所记:“(西)市西北有池,长安中(公元701至705年)沙门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池”的遗迹。天宝元年(742),京兆尹韩朝宗又分潏水开漕渠,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漕运。《唐会要》卷八七记漕渠云:“入自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之西街以贮林木”,永泰二年(766)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又自西市引渠“自(光德坊)京兆府直东至(开化坊)荐福寺东街,至北(务本坊)国子监正东,至于城东街正北,又过景风门、延喜门入于苑。(渠)阔八尺深丈余。”

西市的繁荣,唐后期达到了极盛。这在部分西市街巷的发掘中,得到证实。据已发掘的西市街道,知道在早期路面和房基之上,还有中期、晚期的路面和房基各一层。它们的间距:中期层在早期层上约半米;晚期层在中期层上约四分之一米。早期路面出有“乾元通宝”’因知早期路面一直使用到安史乱后的肃宗时代,那么厚达0.75米的中、晚期两层的形成,都应在肃宗之后。晚期路面两侧的排水沟不仅增筑了砖壁和砖底,它的阔度也加宽了(早期底宽4.75、口宽0.9米,晚期底、口同宽1.15米);这种晚期水沟,还和街内小巷中的砖砌暗水道相连接。看来,唐后期西市大小街巷和排水设备,都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重建。这可能由于某次天灾人祸的变动,使西市遭受了规模不小的破坏,在重整市内街巷、排水设备时,作出比较完备周密而又全面的改进,这无疑地表明了唐后期西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文献记载的具体行业,远比东市繁多。《西京新记》卷三:“市署前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太平广记》卷十八引《仙传拾遗》记:“东市东壁南第三店”为鱼店。《法苑珠林·眷属篇之余感应缘》引《冥报拾遗》记“(西)市北大街”有王会师店。此外,有卖钱贯人、应募的善射人、酒肆、胡姬酒肆、鞦軎行、卜者、卖药人、卖饮子药家、药行、油靛店、法烛店、煎饼糰子店、秤行、柜坊、食店张家楼、贩粥者、帛肆、绢行、麸行、衣肆、凶肆、寄附铺记载、、烧炭曝布商,还有收宝物的胡商(《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记胡人市宝骨,《广记》卷三五引《集异记》记商胡买王四郎所货化金,《广记》卷九引《续玄怪录》记胡客买罽宾国镇国椀等)和波斯邸等。以上诸店铺大多在市内临街布置,就已发掘的部分情况看,多位于两侧排水沟内2米,毗连栉比,每个单位进深一般三米多,面阔4至10米,即一大间至三间左右。经发掘和调查的店铺遗迹计有下列五处(见表):

从以上五处情况,第一、知道西市各处遗迹所出的主要遗物各不相同,这可证实文献记载东西两市按行分区的布局;第二、从Ⅰ饮食业遗址和Ⅲ骨器与骨料同出,可知西市店铺至少有一部分是附有加工场所或作坊的;第三,IV所出一般陶器上捺印的“刑(邢)娘”字样,大约已不属“物勒工名”的性质,有可能标志着商品竟争的意义,这位刑(邢)娘女陶工的制品,应是得到了当时使用者的赞许;第四、推测是珍宝商遗址的Ⅲ,出土了大量骰子,骰子是双陆的附件,原为中亚、西亚一带流行的玩具,唐初以降始风行于内地,这种玩具和许多珍宝饰物同出, 自然引起我们联想当时来自中亚、西亚一带多营珍宝的“胡商”的记载,前引收宝物的胡商和波斯邸,说不定就和这类珍宝的行业有关。按西市附近各坊,自唐初武徳四年(62 l)即兴建了中亚、西亚一带人民信奉的拜火教的庙宇——胡袄祠成波斯胡寺,此后陆续增建,到开元十年(722)韦述所撰的《两京新记》卷三中,著录了四所之多(布政坊有胡袄祠,义宁坊有袄祠,醴泉坊有波斯胡寺和袄祠),即使如此, 据近年西安发现的天宝三载(744)《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萨宝)墓志》与《西溪丛话》卷上的记录相对照,知韦书尚失记西市西南邻崇仁坊袄寺一处。由此可知,西市及附近集居了为数不少的中亚、西亚人,他们有的是跋涉兴贩的“商胡”、“胡客”,也有的早已定居这里,成为内地的居民。这些定居或兴贩内地的中亚、西亚人民,在中西贸易往还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长安工商业的日益繁盛, 使限制工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的规定,很早就徒具空文了。大约自高宗以来, 两市四周各坊和位于重要交通线上的城门附近以及大明宫前各坊,即逐渐出现大小工商行业,盛唐以降,发展快速。中晚唐时,东市西北的崇仁坊,已“一街辐辏,遂倾两市”,西市东北的延寿坊,也被“推为繁华之最”。这些工商业聚集的坊里和两市中,中晚唐甚至更出现了夜市。《长安志》卷八记崇仁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唐会要》卷八六《开成五年(840)十二月救》:“京夜市宜令禁断”。“宜令禁断”,足见禁断之难。 唐后期,长安工商业突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的事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end



上级目录


飘过

用心

有用

点赞

无趣

最新评论

地点:大明宫遗址公园太液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