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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tun Sïnï“可敦墓”考——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Qatun Sïnï“可敦墓”考
——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白玉冬）
Qatun Sïnï“可敦墓”是见于突厥语、阿拉伯语文献中的我国北方地区古地名。相比西北地区丝路沿线的著名城镇，历史上的可敦墓可谓默默无闻。笔者之所以对其进行讨论，是由于它与沟通十一世纪初期的北部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走向有关。
《突厥语大辞典》所附圆形地图
在马合木・喀什噶里（Maḥmūd al Kāšγārī）十一世纪70年代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DîvanuLuġat al-Turk）所附圆形地图上，Qatun Sïnï“可敦墓”远处Māsīn“马秦（宋）”西北方向。据词典相关词目，Qatun Sïnï“可敦墓”是位于“西夏与契丹”之间的某座城市，那里的居民曾与唐古特族（党项）发生战斗（详见后文）。另，马卫集（Marvazī）于1120年完成的《动物的自然属性》（Ṭabā'i' al-ḥayawān）记录有自沙州经Khātūn-san、ūtkīn到达契丹首都ūjam的路程（详见后文）。系统研究马卫集书的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指出，上述马卫集记录的Khātūn-san来自比鲁尼（Bīrūnī）在《麻苏迪宝典》（al-Qānūn al-Mas'ūdī，1030年后不久成书）中记录的Khātūn-sïn“贵妇人墓（可敦墓）”，并将《突厥语大词典》的Qatun Sïnï与马卫集记录的Khātūn-san分别视作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可敦城与乌拉特中旗阴山北麓的可敦城。1英文版《突厥语大词典》编者之一的丹柯夫（R. Dankoff）受米氏影响，亦把Qatun Sïnï勘定在额济纳河流域。21979年，张广达先生在系统介绍《突厥语大词典》时复制了喀什噶里原书地图，并在Qatun Sīnï的位置上标出了“可敦墓——可敦城”，3但未指明具体位置。张先生的上述地图此后为汉文版《突厥语大词典》所沿用（见附图）。4杨富学、陈爱峰二位在讨论大食与契丹关系时指出大食经由西夏地入贡契丹，上述马卫集书中的Khātūn-san为可敦城，位于今杭爱山脉枝系乌德犍山，惜未进行深入考证。5笔者在考察十世纪时期漠北的九姓达靼部落与丝路贸易关系时，提出十至十一世纪时期虽然存在穿行于漠南、连接河西至契丹本土的交通线，但上述Qatun Sïnï与Khātūn-san均为漠北达靼地内的可敦城，即位于杭爱山脉（历史上的Ötǖkän Yïš“于都斤山”）以东、土拉河畔的镇州可敦城。6钟焓力陈Qatun Sïnï与Khātūn-san指的是漠南的昭君墓，并论证十一世纪时期存在沙州——丰州——契丹这一东西交通线。7其主要依据是Qatun Sïnï是“可敦墓”，非“可敦城”，漠北镇州一带的突厥回鹘时期草原石人多为男性，且距离西夏遥远，未标出唐古特与契丹的上述圆形地图让人误以为可敦墓位于畏兀儿与宋之间，圆形地图记录的Ötǖkän“于都斤”之地与可敦墓地望相差极大，与西夏发生战事的达靼应为夏国近边的达靼。8
概言之，关于Qatun Sïnï“可敦墓”的地望及其与可敦城之间的关系，学术界观点不一。其中，额济纳河流域存在可敦城的看法，因其依据的是陈说旧论，大可不必考虑。9
略有古突厥语知识者均知，sïn确有坟墓之意。笔者视Qatun Sïnï“可敦墓”为“可敦城”，自然是基于前辈学者的研究。至于昭君墓与阴山北麓的可敦城，笔者在进行相关论证时当然做过一番比较。只是因拙文旨意所在，相关问题未能详尽。故撰此稿，以求大家评判指正。
一、《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所见Qatun Sïnï地望
《突厥语大词典》作者喀什噶里出生在今新疆喀什，是喀喇汗朝著名学者。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晚年在巴格达以阿拉伯语来注释突厥语词汇，编纂成《突厥语大词典》。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所附圆形地图的渊源及其丰富的历史学价值，张广达先生早已做了精辟的分析与介绍。10诚如张先生所言，该图是作者本人在突厥诸部多年访问调查的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就中亚地区的内涵之丰富而言，该地图是前此任何伊斯兰舆图所望尘莫及的。这一点可从地图记录的中亚与新疆的地理名称与部族名称的分布情况上充分了解到。11
地图正中央是喀喇汗朝都城之一的八剌沙衮（Balasāγūn，遗址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南），其正北方是怛逻斯（Tarāz，遗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市）。自怛逻斯至别失八里（Bēš Baliq，遗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自西向东排列有6个地名，其中包括双河（Ekki Ögü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