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形图

以下从五个方面，根据笔者的相关研究，来谈谈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  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赋予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的名字。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的进步，丝绸之路的含义越来越广，范围也越来越大。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的确，丝绸之路早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西之间，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还包括西亚、地中海世界，以及海上丝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贸易物品也不仅仅有丝绸，还有各种手工制品、植物、动物、美术品乃至人口。因为中国盛产的丝绸的确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长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丝绸之路”是指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往的各条道路。“丝绸之路”正如同丝绸一样，有时是一股一股的丝线，延伸开来，有的线路清晰，有的断断续续；有时又像一张大网，涵盖广阔，时时出现绚烂的织锦。因此说，不能死板地看待“丝绸之路”，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

汉代丝绸之路

汉唐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陆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海路则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东西海岸，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地中海，乃至北非东岸。但是，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由于政治、宗教、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也选取不同的走向。比如南北朝时期，占据中原北方的鲜卑统治者，不仅与南朝处于敌对状态，而且与其北面的柔然汗国也经常兵戎相向。我们曾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一件公元474年至475年阚氏高昌王国护送各国使者出境的记录，短短数行文字告诉我们，当时来自南朝刘宋、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和子合国、西北印度的乌苌和中印度的婆罗门国的使者们，要前往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庭，都要经过高昌（吐鲁番）。这片文书，为我们勾勒出公元5世纪下半叶南北、东西交往的路线，也是就说，当时虽然兵荒马乱，但连通东亚、北亚、中亚以及南亚的丝绸之路，仍然通畅无阻（参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位于丝绸之路干线上的一些地域，如狭义的西域，即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特别是一些西域绿洲王国的命运，与丝路是否通畅息息相关。因为丝路的中转贸易是这些绿洲王国的一项重要收入，文化的繁荣也依赖于东西文明的流播与渗透。因此，这些绿洲王国都要极力维护丝绸之路的通畅，并为丝路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方便，以期把丝路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参荣新江《丝绸之路与古代新疆》，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岀版社，2008，298-303页）。

唐代中外交通图

历史上丝绸之路干道周边强大的势力，也都希望能够控制这条既有经济利益、又有军事价值的交通路线，不论是匈奴、汉、柔然、嚈哒、突厥、唐、回鹘等等，无不如此。唐朝在底定中原以后，从贞观十四年（640）进军高昌，到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整个中亚、西域王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唐朝先后设安西、北庭都护府来控扼西域天山南北，并且按照中原制度建立馆驿烽堠体系，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参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5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154-166页；又《7-10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北庭》，陈春生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2013，64-73页）。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商旅行走在丝路上的记录，也记载了强大的国家制度对于交通路线的维护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参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

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城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丝绸之路的维护、东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我们可以罗列出一连串的名字，比如西域丝路南道的于阗、楼兰，北道的龟兹、焉耆、高昌，河西的敦煌、武威，以及中原地区的固原、长安、洛阳，甚至有些今天看来比较偏远的城镇，在某个历史时段中，却在中西交通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位于今陕西最北端靖边县的统万城，在439年北魏灭河西的北凉政权，打通了从河西经过薄骨律（灵州）、夏州（统万城），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到达北魏首都平城的捷径之后，统万城就成为西方世界与平城交往线上的关节点（参前田正名著、李凭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34-161页；荣新江《中古中西交通史上的统万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29-33页）。

北魏地图：对西域的控制

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只要丝路是活跃的，沿线的国家和城镇也随之活跃；丝绸之路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宗教等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不同城镇因此而起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作用。

二  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是流动性的

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促进了东西方双向的文化交流。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文化的交流会通过官私渠道，畅通无阻；有的时候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断绝了关系，但文化是流动的，并不因为政权的敌对而完全断绝交流，文化的因子会通过其他途径输入或传出。这两方面的情形，在历史上都留下许多很好的例子。

萨珊波斯风格多曲长杯

萨珊波斯风格鎏金银胡瓶

从北朝到隋唐，中国与萨珊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的使者不断。相互之间除了政治声援，还有多彩的文化交流景观，不论作为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参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刘东编《中国学术》第4期，商务印书馆，2002，56-76页）。而波斯与中国的两种文化在唐朝交融产生的成果，比如唐人制作的波斯纹样、仿金银器制品，又从长安传到新罗、日本。

1982 年，当地文物部门在云阳镇罗家村发掘的唐代航海家杨良瑶墓前的神道碑

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深远程度常常是出乎我们今人意料之外的，我们在慨叹明朝郑和伟大的下西洋壮举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唐朝也有这样一位“郑和”，他的名字叫杨良瑶。杨良瑶在德宗贞元元年（785），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他从广州出发，走海上丝路，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完成联络大食、夹击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唐朝。杨良瑶聘使大食更为重要的结果，是给唐朝带回来珍贵而完整的海上丝路的航海日记，这应当就是贾耽记录下来的《皇华四达记》中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而晚唐入藏法门寺地宫的一批伊斯兰系统的玻璃器，或许也和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有一定的联系（参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

2014年10 月26 日，在泾阳县云阳镇罗家村发掘的杨良瑶墓龟形神道碑基座

杨良瑶从海路出使大食的背景，是因为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乱，攻占了唐朝的河西领地，并向西域进军。由于吐蕃和唐朝的敌对情形，像杨良瑶这样的政治使节很难经陆上丝路去往西方。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贞元六年（790）沙门悟空从天竺回到长安之后，中印之间的交往就完全断绝了，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兵荒马乱，也没有任何交往的记录。其实许多历史没有被传世文献记录下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出土文书再现某些历史真相。敦煌发现的汉藏语文献材料告诉我们，晚唐五代直到宋初，中印之间僧侣的往来、经本的流通等佛教文化的交往始终未断，因为吐蕃也同样信奉佛教，所以佛教僧侣的往来并没有受到阻碍，他们仍然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奔波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参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955-968）。

正仓院藏紫檀金钿柄香炉

文化的流动性极强，不仅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渐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由于奈良正仓院和韩国、日本古寺院收藏品的大量保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也不断从传世典籍和新发现的石刻史料中找到新的印证。

三 汉文化的西渐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由于学术研究的训练和背景不同，中国学者更多关注于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笔者利用多年来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致力于探讨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应当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唐朝的势力进入西域，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参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一些西域官寺的三纲领袖，还来自长安的大寺（参荣新江《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130-137页）。

随之而来的是汉译佛典，在当时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汉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区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内地的禅宗经典，如《神会语录》，以及汉地系统疑伪经，也都传播到了遥远的西陲；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尚书正义》《经典释文》《切韵》，道家的《刘子》，史部的《史记》《汉书》等，也都传抄到沙漠绿洲；唐朝学生习字的标本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由此可见最具汉文化特征的典籍在西域的传播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