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嘉峪关（郑耀德摄）明朝初年，征虏大将军冯胜征西凯旋归来，在嘉峪关设立关城，以此来保卫胜利果实,以便更好地抗衡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威胁。明王朝自设立嘉峪关，好像一下子就把遥远的西域抛弃了，甚至把玉门、敦煌、哈密、吐鲁番也甩到了关外，成了孤零零的弃儿。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明王朝似乎没有了开疆拓土的勇气，在战略上只知道防御，在外交上闭关锁国，显得老气横秋。明朝加强边防设施建设不假，设九边重镇，东起山海关，西

嘉峪关（郑耀德摄）

明朝初年，征虏大将军冯胜征西凯旋归来，在嘉峪关设立关城，以此来保卫胜利果实,以便更好地抗衡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威胁。明王朝自设立嘉峪关，好像一下子就把遥远的西域抛弃了，甚至把玉门、敦煌、哈密、吐鲁番也甩到了关外，成了孤零零的弃儿。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明王朝似乎没有了开疆拓土的勇气，在战略上只知道防御，在外交上闭关锁国，显得老气横秋。

明朝加强边防设施建设不假，设九边重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是不是完全把北地、辽东、西域放弃？答案并非如此。明帝国为了加强边防建设，早在洪武时期，就在长城沿线和各个军事要塞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程。这种大张旗鼓重新修筑长城，至秦汉以来，实为罕见。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长城、如赵长城、秦长城、齐长城，燕长城，再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修筑的秦长城、乃至后来的汉长城，宋长城。这些长城在明长城面前都是小儿科，它们若和明长城一比较，确实土得掉渣渣。明长城在中国历代长城修筑中创下了诸多记录，不论是长度，还是高度；不管是坚固，还是美观，都堪称一流，我们今天看到那些气势雄浑，功能齐全、美观大方的砖包城墙都是明代的杰作。

北宋之后，由于辽国雄霸北方草原，西夏占据河西走廊，金国兴起于东北，吐蕃逞雄青藏高原，西域哈喇汗国、于阗、高昌回鹘等各据一方称王称霸。辽、金、西夏步步南逼，北宋自建国以来就四面楚歌，危机四伏，因而早就失去了雄心壮志，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通过陆地来往于西域的商贾、使臣逐渐减少，陆上丝绸之路日趋衰落。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率领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兵锋直指西域各国，元朝大一统之后，蒙元势力遍布四方，虽然明朝完结了蒙元，但北元依然存在，他们遁入草原深处，总想司机东山再起。成吉思汗的后裔帖木儿在中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帖木儿汗国（即撒马儿罕，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他想效仿成吉思汗称霸天下。一时间，帖木儿汗国和其附属诸国空前鼎盛，雄霸中亚，啸聚草原，切断丝路，打劫过往商队，掠取大量财富，彻底垄断了中西陆路贸易，过往客商无不谈之色变。

明朝实施“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的对外方针，积极争取与西域各国保持友好的和平关系，对蒙古残余势力形成包围。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明政府命给事中傅安、郭骥率领由15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哈烈。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9年），朱元璋驾崩，长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帖木儿看到时机成熟，率20万大军东征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2月28日），帖木儿壮志未酬，病死中军帐，其四子沙哈鲁在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继承汗位。沙哈鲁的侄子哈里据守撒马儿罕，“二人不相能，数构兵”，永乐帝调和沙哈鲁叔侄罢兵，沙哈鲁深受感动，遂对明王朝采取友好的外交政策，互派使团、贸易往来。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永乐帝再次派遣指挥使白阿尔忻台出使撒马尔罕及中亚各地。明永乐帝朱棣不失时机地积极应对，决定挑选英才出使西域，继承和发扬张骞所建树的光辉功业，再承汉唐雄风，一代外交家陈诚荣膺其选。

明代最出色的外交使者是陈诚（大家看清楚了，这个“陈诚”并非民国军政要员陈诚）（公元1365—1457年）字子鲁，号竹山，江西省吉水县阜田镇高坑上陈家人。《吉安府志》载：“明洪武甲戌进士及第，授行人，安南谕夷，后升任翰林检讨，署院事。永乐初，除吏部验封主事，擢升吏部员外郎，扈从北征，升广东参议，时撒马尔罕诸藩国皆派遣使入贡，诏诚报之，跋涉险阻，篡年乃至，宣布朝廷圣德，还以西域志进。”陈诚出生于儒商之家，其父陈同早年“挟赀遍游江湖，南极岭海，北抵燕赵，如是者数年”。陈同生六子，皆择师而教。陈诚为次子，天资敏睿，勤奋好学，父亲“壮游数千里，览山川之奇胜，都邑之雄壮，人物之富盛”的经历，对陈诚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1393年，陈诚参加江西乡试中举人，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授吏部行人司行人。入仕后陈诚很快展现出不凡才华，1395年名儒方孝孺曾为其作《陈子鲁字说》，称赞他“端方雅重，好学有文章”。1396年，陈诚正式登上外交舞台，开始了他的五次出使西域。

第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3月至9月），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出使撤里畏兀儿(今甘肃、青海、新疆交界一带)，重建安定等卫，稳定了西部局势。

第二次是永乐十一年九月至永乐十三年十月（公元1413年9月至1415年10）。吏部封验司员外郎陈诚以大明使团“典书记”身份，率领八名使节和朱棣精选“故元遗臣后人二赴西域，出使帖木儿帝国。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次年十月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陈诚走访帖木儿周边中亚诸国，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公元1414年10月，帖木儿国王沙哈鲁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沙哈鲁麾下大将，祖上曾是元朝重臣的“仇华派”阿哈黑指责明朝是驱逐蒙元，陈诚则针锋相对指出“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列举前元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禀告帖木儿国君臣：明与帖木儿国的通好，是“行德安民之举”，若其再争执，只会“祸连贵国苍生”。有礼、有利、有节的做法令帖木儿国君臣上下叹服，沙哈鲁令其继承人乌格拜见陈诚，表达世代愿与大明友好。此次出行于永乐十三年十月（公元1415年10月）返回，沿途赏赐西域诸地。

第三次是永乐十四年四月至永乐十六年四月（公元1416年4月至1418年四月），陈诚率团出使西域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规模达成贸易协定。随行人员有后来在“土木之变”后说服瓦剌部，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之达成商贸协议，并赠予沙哈鲁一件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的《奔马图》（画中内容为沙哈鲁进献永乐帝宝马）。沙哈鲁十分感动，修书一封朱棣，朱棣回信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这次出使西域于至永乐十六年四月（1418年4月）返回北京。

第四次是永乐十六年十月至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公元1418年10月至1420年11月)，出使地点与使命同前。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11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军威和国力。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

第五次是永乐二十二年四月至十一月（1424年4月至11月），当行至甘肃西部时闻永乐帝驾崩，奉命返回。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公元1424年），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五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陈诚五次出使西域，通好外邦。除赴撒里畏兀儿重建安定卫，安抚葱岭以东，天山南北旧疆诸地外，还建立了与帖木儿帝国的友好往来关系。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友整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

陈诚五次出使西域，行程总计十万多里，足迹遍及今帕米尔东西。他在近三十年的外交活动中，一谕安南，二抚外族，三使西域，为睦邻友好、沟通文化、发展贸易、巩固边隘作出了巨大贡献，史书上评价说：“其功不减于（郑）和。”更为难得的是，陈诚在频频出使各国之中，送往迎来，招抚议判，却始终廉洁自持。他从西域仅带回一株柰树幼苗，植于家乡庭园中，因“柰”与“耐”字谐音，借以教育后世子孙，“凡处大事者，心存忍耐，乃克有济”。宰辅杨士奇为之作《柰园记》，称赞他“三出玉关，毫无染指”，对于“象犀珠玉，视若瓦砾”，从不心动。

陈诚五使西域，与西域诸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东西方交往频繁，商业贸易隆盛，明政府与西域各地方政权间的“贡赐”关系稳固发展，往来次数繁多，贡赐规模巨大，丰富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由于陈诚出使西域，使得丝绸之路复通，明政府在新疆哈密、甘肃肃州、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

陈诚五使西域是在明政府设置嘉峪关之后西行的、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陈诚以特有的干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适逢明初时称雄君主气势恢宏的开拓时代，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外交使者之一。陈诚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悉心考察，勤于笔耕，将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武备、宗教以及民族、风俗、建筑、饮食、衣饰、语言乃至城郭、山川、湖泊、气候和物产等，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写成《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两本书作为记述西域各国概况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相当高。

陈诚出使西域为明王朝联系西域、中亚各国，通好外邦，宣示国威，拓展丝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诚以“一同山河属大明”的英雄气慨，五次西行，宣大明之国威，播和平于四方，历史功绩完全可以和张骞、郑和媲美。他是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声明远播，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还保留着陈诚当年率使团出使的遗迹。前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