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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里这个会“跑酷”的青年,碑林那块传奇石碑说他“术高三代,艺博十全”

摘要: 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下文简称“十二”)在七月第二周刚刚更新到第20集,戴罪立功的死囚张小敬一行追查毁灭长安城的惊天阴谋,循着“十字莲花”的线索,来到了长安城义宁坊(今西安西郊劳动公园附近)。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热衷传教的信徒,装饰华丽富有特色的“景寺”,以及看似阴郁实则热情积极的青年寺僧伊斯。在“十二”原著故事里,伊斯没有背负其他角色那么多的恩怨情仇,一心致力于光大景教,为拯救长安城贡献了自己的

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下文简称“十二”)在七月第二周刚刚更新到第20集,戴罪立功的死囚张小敬一行追查毁灭长安城的惊天阴谋,循着“十字莲花”的线索,来到了长安城义宁坊(今西安西郊劳动公园附近)。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热衷传教的信徒,装饰华丽富有特色的“景寺”,以及看似阴郁实则热情积极的青年寺僧伊斯。

在“十二”原著故事里,伊斯没有背负其他角色那么多的恩怨情仇,一心致力于光大景教,为拯救长安城贡献了自己的“跑酷”绝活,对推动危机的解决做出了很大贡献,他阳光的性格也非常讨人喜欢。在他的故事正式展开前,我们来一起看看历史上的伊斯,和他奉献的“大秦景教”各自有什么故事吧,以及他为什么能在碑林那通传奇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青史留名吧。


1景教是怎么来到长安的

景教是西方基督教中的一支异端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由出生于叙利亚的聂斯脱利创始。聂斯脱利于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由于在基督教大论战中失败,其学说被斥为异端,遭到罗马皇帝和罗马教会的迫害与驱逐,大批支持聂斯脱利的教徒被迫逃往中东和波斯。

剧中景教寺院墙上的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在位)壁画气氛营造很好,但是特别出戏,有点孔庙里拜秦始皇的感觉。据《景教碑》记载这座教堂其实应该有很多唐代帝王像

公元五世纪末,聂斯脱利派在波斯得到当地基督教东方教会的同情、收留和认可,他们以双城塞流西——克泰锡封(均在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为中心积极对外进行传教活动。经过公元540年的内部改革,其传教士开始从叙利亚、波斯到阿拉伯、印度等地传教,被称为“火热的教会”。在波斯萨珊王朝的土地上,祆教、摩尼教、东方基督教共同形成了三大宗教,因此它们在长安被统称为波斯三胡教。

633年起,崛起的阿拉伯人逐步击败并征服波斯,新的征服者为稳住政局而对基督教相对宽容,但基督徒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许多基督教徒只好一路向东,往中亚逃亡、发展。专家认为在这个时期,聂斯脱利派即景教才正式独立成为一个派别。

景教在突厥语民族中的传播,自此时起延绵不断,尽管目前考古发现的景教徒墓志、教堂遗址等年代较晚,但以(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为中亚景教传播中心的景教徒,沿古代丝绸之路活动则是已经证实的。冯承钧先生曾指出:“景教东来,当取途于乌浒(阿姆河)河南之大夏,不应北越乌浒远至古之康居今之撒马尔罕。景教徒之行程,盖由大夏经行巴达克山(阿富汗瓦罕走廊)、葱岭(帕米尔高原)、蒲犁(新疆塔什库尔干)而至和阗(新疆和田地区),遵玄奘之归途而至长安。”

景教东传长安示意图

阿罗本是已知的第一个到长安传教的景教教士,他曾“入侍之于阗王子”,后从于阗(和田)出发来到长安,当朝宰相房玄龄“迎于西郊,待如嘉宾”,由此开始了他在长安城传播景教的生涯,这离聂斯脱利一派被逐出君士坦丁堡已近两百年时间。


2景教在长安的融合与发展

虽然唐朝的宗教政策包容开放,但景教在长安的发展也充满了挑战:背后没有政治、军事力量作为强援,身边没有大量的移民教众作为呼应,经济实力也远不如植根于贸易民族粟特人的祆教,教义传播与大唐本土文化存在语言隔阂。阿罗本等一众景教士要在长安这样一个佛教、道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国际性大都市里发展,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既需要争取唐朝统治集团的允许甚至资助,又必须得到京畿地区百姓的认同和拥护,其传教与生存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西安发现的东罗马帝国金币

凭借过人的见识、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精通以及高超的神学修养,阿罗本一行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和欣赏,并允许他们在长安城传播景教教义。景教僧众快速适应了使用中文在长安城传教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贞观十二年七月,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许其传教。在这一时期,“景教”的名称得以确定,《景教碑》中记载“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这个名字既符合中国人对外来宗教进行汉化的风格习惯,又昭示了景教传教功能的重义,非常体现景教僧众的文化功底。

除了名字上进行了中国化,景教的教义也进行了中国化的诠释。景教进入长安后极力顺应唐朝廷颁布的宗教次序,不但袭用道、佛二教经典的词语、模式,而且为布教传道的保护方便,将景教教义解说与论证同道佛儒思想混合。这一点从景教碑的文字即可看出。同时,因为儒家的礼制与伦理思想仍是当时社会遵循的法则。景教为了传教顺利,将道德规范也做了本土化,吸收儒家忠孝思想来为自己张目。唐太宗让人将其肖像摹画于景教教堂墙壁,使之“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在景寺里绘制中国帝王形象,这自然是借龙威来提高景教的地位,基督圣像和中国皇帝的肖像同处一个教堂墙壁上,既是中外绘画艺术的交融,也是基督教在长安本土化的一种特色。

高昌景教壁画——《圣枝节图》

景教还在传教中吸收了佛教在唐代兴盛的经验,同样设立慈善“病坊”之类的场所,普救贫困残弱者,以此赢得信徒好感。他们通过承担特定的社会角色从而吸收了许多信徒。

最重要的工作当然还是翻译经书。阿罗本等人进人长安后,不失时机的译出大量玄理深奥的景教经典,景教碑曰:“宾迎入内,翻经书殿”。虽然翻译何经迄今不甚清楚,但经过三年的译经工作,不仅使唐太宗“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而且“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能大略领会景教的要旨,这不能不说是译经的功劳。据敦煌景教文献中的《尊经》所载,唐代所进呈的汉文景教经典曾达三十五种,如《常明皇乐经》、《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多惠圣王经》、《阿思瞿利容经》、《浑元经》等。

1904-1907 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以北 10 公里布拉依克的水盘原景教寺院遗址发现的经书残本,综合使用了叙利亚、粟特、波斯、回鹘等国的语言或字母。

通过这些景教僧人的努力,以及唐代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提携,景教终于在大唐流行开来。景教在经过多年发展后,于唐高宗李治时期迎来第一次兴盛,阿罗本也被封为镇国大法主,成为中国景教的教长。京师长安成了中国景教的中心,景教亦传入多个城市,一时间出现了“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甚至不少教士还成为唐朝的政府官员。


3伊斯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十二”的作者马伯庸擅长将各种历史信息作为故事元素糅合在剧情中,伊斯和该书李密(剧中名李必)一样,都是于唐玄宗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在其后几位皇帝治下大放光彩的历史人物。伊斯正是促进景教在大唐传播达到巅峰的见证人和推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将这段历史永远地保存下来的功臣。

唐玄宗统治时期是景教在中国第二次发展的开端。李隆基继位后为了重振大唐国威,积极拓疆扩边,致力于西域外交事务,景教借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开元年间(713-741 年),景教士来华频繁,他们以奇巧珍玩取悦唐长安的皇族权贵,利用所掌握的技术、医术来感服众人,展开传教活动。

《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记载:“开元二年(714),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同书卷九七一又载道:“开元二十年(723)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蜜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开元二十八年(740),医术高明的景教士崇一在长安为唐玄宗之兄宁王李宪治病见效,受到特赐绯袍、银鱼的奖赏。

玄宗本人对景教也有好感,曾命其兄弟五王亲临景寺设立神坛,还让人修复已经破损的景教活动场所。天宝元年(742),玄宗又令内侍大将军高力士(剧中郭利士)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内,为此还“赐绢百匹,奉庆睿图”以表示“日角舒光,天颜咫尺”,宣示皇帝的一贯支持。天宝三年(744),景教新主教佶和到达长安,于是玄宗让他和景寺寺主罗含、普伦等位教士一同到兴庆宫颂经礼拜“修功德”。

位于西安周至的大秦寺塔,曾入选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申报预备名单

唐玄宗对景教的最大支持,是将景教与波斯其他宗教区分开来,即把“波斯寺”或“波斯胡寺”改为“大秦寺”。天宝四年诏令:“波斯景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代“大秦”泛指东罗马帝国范围,包括叙利亚等地。以大秦寺取代波斯寺之名,表明唐人对景教之源和教义、信仰特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唐玄宗还专门为景教寺“天题龙榜额载龙书”用御笔亲题的匾额为其撑腰打气,所以景教碑文对玄宗颂扬备至,称“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极与东海齐深”。这件事就发生在“十二”故事后的次年,所以剧中伊斯要求张小敬等人正确称呼“景教”就很有历史意味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李亨(剧中太子)在灵武继续支持景教,因为调集平定安、史叛军的西域民族军队中可能有景教徒,或需要景教徒作翻译与西域各民族接触。所以他在灵武等五郡重新建立起景教寺,以争取景教徒在内的各方人士支持。其中最为优秀和得力的是景教长老米利斯的儿子伊斯。

伊斯来自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克,当时大将郭子仪总戎朔方,肃宗任命伊斯为朝廷高官,担任同朔方节度副使,“为公抓牙,作军耳目”,协助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据景教碑记载“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伊斯作为肃宗、代宗和德宗三朝著名的“白衣景士”,不仅为郭子仪平叛出谋划策,且兼充当译员,建功立业后也为景教推广和慈善事业作出贡献。

唐代宗李豫对景教是“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唐德宗李适也对景教“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阐九畴以惟新景命”。至此,景教在中国的流行达到最高峰。景教徒为昭彰其远途而来传教的事迹,以及感恩唐政府所提供的包容、自由、宽松的宗教环境,于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在长安勒石刻碑,由景净撰写,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吕洞宾)书并题额。

碑身及侧面拓片,侧面由汉语、叙利亚文双语书写

景教碑碑身上窄下宽,上薄下厚,碑身高 197 厘米,连龟座共高 279 厘米,上宽 92.5 厘米,下宽 102 厘米,厚约 28 厘米,重约 2 吨。景教碑碑石,是出产于陕西富平的黑色石灰石。碑头上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着的十字架,周围螭龙盘绕,两侧配有百合。十字架下,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楷书大字,分列三行。正面刻有楷书 32 行,每行 62 字,共 1780 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背面无字,左右两侧刻有 77 位景教主教、长老的名字和职位。除 8 名外,皆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

碑文内容讲述自阿罗本沿“丝绸之路”来到长安传教,蒙太宗圣恩景教得以传播,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以及皇帝的恩德。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外来教士撰写,但其中国文化底蕴却显得极其深厚。

中唐之后,唐政府政治衰败,经济萎缩,军事上也面临外族入侵的压力,对外来宗教开始失去宽容利用之心,充斥着排外仇外的气氛;同时丝绸之路萧条,东西交通阻隔,大唐景教与中亚、波斯的交流受阻,自身也未能再次出现如景净那样的大德高僧,或伊斯这样为国家功臣,因此其在长安的存续受到威胁。

到穆宗长庆四年(824),已有文献将摩尼教、大秦(景教)、祆教斥为“杂夷而来”的夷寺,且全天下的“夷寺”总数不及一小邑的佛寺数量。反映了当时人将景教排斥在宗教生活圈外的看法。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大举灭佛,景教和祆教也在劫难逃,“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僧人被勒令还俗,外国人则被“送还本处”。至此,发展二百余年的大唐景教一蹶不振,彻底衰败。

景教碑随着景教的衰败深埋在长安的地下,经历了近千年的埋没。它于明朝天启年间(1623-1625 年)被发掘出土,之后又掀起了另一桩风波故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们下回分解。

本文据葛承雍先生《从景教碑试论唐长安景教的兴衰》等文献编辑,人、地译名取葛承雍先生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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