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碑，又称“北碑”，是南北朝时期碑碣、墓志铭、造像题记等诸种石刻文字的统称。中华书法自汉隶肇始，到了魏晋时期，板正僵化、波磔矫饰的隶法不再适应时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而转向化圆为方的楷书之变。北魏正处于这一变革期，平城则是这一变革期的关键点，其最终成就了上承汉隶余风、下开隋唐真书，隶楷兼形、方正凝重的书体——即魏碑的初创。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其后来又滥觞于河洛，盛名于世。关于魏碑始兴及其流衍，

　　魏碑，又称“北碑”，是南北朝时期碑碣、墓志铭、造像题记等诸种石刻文字的统称。中华书法自汉隶肇始，到了魏晋时期，板正僵化、波磔矫饰的隶法不再适应时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而转向化圆为方的楷书之变。北魏正处于这一变革期，平城则是这一变革期的关键点，其最终成就了上承汉隶余风、下开隋唐真书，隶楷兼形、方正凝重的书体——即魏碑的初创。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其后来又滥觞于河洛，盛名于世。关于魏碑始兴及其流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梳理得十分清楚：“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风流；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

《广艺舟双楫》

　　至于魏碑之美，《广艺舟双楫》中又如是盛赞：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北魏平城时代，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统治者大力推崇汉化，留心纳慰汉族士族参政。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风尚中，平城刊石立碑风起云涌，书法艺术瑰丽多彩。《魏书》中即见载数条“刊石勒铭”的事迹：

　　四年春正月己巳，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大破刘义隆将于乐乡，擒其将王奂之、王长卿等。……行幸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恆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帝纪第四·世祖纪下·宗纪）

　　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帝纪第五·高宗纪）

　　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太后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列传第一·皇后列传）

　　皇兴四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旬有九日，往返六千余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颂》，刊石纪功。（列传第九十一·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

　　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以景所造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列传第七十·李琰之祖莹常景）

《皇帝南巡碑》碑阳

《皇帝南巡碑》局部

　　可见，北魏时期征战凯旋、巡幸御射乃至建庙置塔，均刊石立碑，立碑书文纪事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已得到广泛运用。为了改造鲜卑文化，太武帝还诏令创造新字千余。事见《魏书·帝纪第四·世祖纪上》：“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作为北魏政治文化中心，平城地域汇聚着众多的书法大家如崔玄伯、卢渊、裴敬宪等，他们是构建并奠定北魏平城书法体系与艺术风格形成的汉族文人代表。

　　太武帝时，崔浩等奉诏撰修国史，叙成国书三十卷，立石铭刊，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据《魏书》，立于衢路的国史碑“营于东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参与这项碑刻工程的书法家该有几多。

《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平城考古不断的新发现，迄今为止已有记事碑、墓志铭、发愿文、墓砖、瓦当文字、木板漆书等数十种近百件北魏刻文面世。其中，有气势恢宏的帝王南巡颂碑，也有样式各异的贵族官僚墓志，透过这些鲜活的书法文字，不但可以感受到鲜卑人的淳朴简直与纵情豪放，对于考证和研究北魏平城历史地理、姓氏、官制以及佛教发展史等都有重大意义。如兴安三年（454）《韩弩真妻王亿变墓碑》，碑高44厘米，宽24厘米，碑文9行，凡63字。碑额饰瑞鸟，交缠衔珠，减地篆刻“平国侯韩弩真妻碑”。碑文书法属隶意楷书，书体规范整肃、简洁清峻，可谓平城墓铭之上乘。

《申洪之墓铭》

　　再如延兴二年（472）《申洪之墓铭》，高60厘米，宽49厘米，四边凸框。铭文分两部分，一为墓志正文，另一为附记。正文13行，行20字，凡186字。介绍了墓主的郡望、家世、入葬时间、地点；附记50字，记录了葬地购买的历史情况。整方墓铭共见楷隶、方笔魏书、隶意楷书三种书风迥异的书体，至于缘何这样去做表现，至今仍谜团未解。但这方墓志中的买地记录对于了解北魏初年离散部落、迁徙人口、计口授田以及官职、姓氏等问题研究，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

　　云冈石窟现存北魏造像题记31品，其中16品有纪年。位于第11窟东壁上层南端的太和七年（483）《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是云冈石窟中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造像题铭。该铭高37厘米，宽78厘米，共25行，每行14～16字，凡341字，字径2至3厘米。题记大致内容为，五十四位善男信女感念生在末代，值遇圣主，“为国兴福”，敬造九十五尊雕像，上为皇帝、太皇太后、皇子，下为七世父母，发心祈愿。同时也祝望众生“长辞八难，永与苦别”、“道心日隆”。题铭两侧分别雕刻供养僧侣像，首列者均持长柄香炉，次者双手捧莲恭立。僧侣列像上方均有题名，左侧隐约可见“邑师、、”，右侧可见“邑师法宗”、“邑师昙秀”、“邑师普明”。北魏平城时期，一种由僧尼与在俗的佛教信徒组成的、以造像活动为主旨的民间邑义社团开始兴起。邑师是这一组织的灵魂，他们是倡导者和组织者。该题记内涵丰富，书体端朴高古，寄巧于拙，点画多变，方圆并设，是魏碑书法的精品。

　　第4窟南壁正光年间（520-525）《为亡夫侍中平原太守造像记》则是云冈有纪年造像的最晚题记，同时，也是云冈石窟营造工程的下限时间。但惜此题记历经风化，今已剥蚀殆尽。

　　第38窟窟外券形门楣上方，镌刻一方《吴氏忠伟为亡息冠军将军华口侯吴天恩造像并窟》铭记，22行，三百余字，系吴忠伟为亡子吴天恩荐福所造。吴天恩，从二品散后爵位、三品冠军将军。这是云冈目前所见官职最高的造像题记。该碑刻书体浑朴雄厚，文风感情深沉，意象明净潇散，特别是“长辞苦海，腾神净土”之句，是云冈流行净土崇拜的重要证明。

　　第18窟门拱西壁残存大茹茹造像记，铭记共十二行，可辨识大茹茹、可敦、……谷浑等字。茹茹，即柔然民族；“可敦”，是柔然可汗的正室，相当于内地政权的皇后。这是云冈石窟目前所见惟一为少数民族功德主造像的题记，它从侧面反映了异域王族在云冈地区的活动情况。

《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

　　景明四年（503）《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高30厘米，宽29厘米，厚6厘米，它是1956年在整修第20窟前早年崩塌的乱石时出土的，大概原镶于昙媚造像龛旁的石壁上，后随前壁坍塌掩埋地下。这是云冈唯一一方脱离了洞窟本体的造像碑。该碑刻字10行，行12字，凡112字。碑文褒赞语义浓厚，辞藻弘润，不同于普通的造像发愿文，是一篇颂扬佛教功德以及云冈佛像光辉与灵觉，倡导佛教徒开窟造像的“感召”文书。

　　总的说，平城魏碑所表现的书法艺术，“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正如清人何焯关于魏碑所发叹慨，“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5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