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哈德良长城是罗马帝国于公元122年至127年在英格兰北部修建的边疆防御体系，连续的城墙自东海岸的南希尔兹（Southshields）延伸至西海岸的鲍尼斯（Bowness），再向南沿坎布里亚海岸至莱文格拉斯（Ravenglass）一线分布有一系列独立的要塞、瞭望塔等，全长约120千米。“哈德良长城朝圣”活动（The Hadrian’s Wall Pilgrimage）是一项面向考古学家和哈德良长 ...

哈德良长城是罗马帝国于公元122年至127年在英格兰北部修建的边疆防御体系，连续的城墙自东海岸的南希尔兹（Southshields）延伸至西海岸的鲍尼斯（Bowness），再向南沿坎布里亚海岸至莱文格拉斯（Ravenglass）一线分布有一系列独立的要塞、瞭望塔等，全长约120千米。

“哈德良长城朝圣”活动（The Hadrian’s Wall Pilgrimage）是一项面向考古学家和哈德良长城爱好者的公众活动，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面向考古学家的学术活动之一。该活动自1849年起，每10年举办一次，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短暂中断外一直延续至今，已有170年历史。主要内容包括徒步考察哈德良长城全线重要遗址和举办一系列介绍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交流活动。期间，世界遗产地罗马帝国边疆（1987年哈德良长城与中国长城共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英国安东尼长城（Antonine Wall）和德国的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Upper Germanic-Raetian Limes）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作为扩展项目与哈德良长城合并为“罗马帝国边疆”）研究的一线考古专家对过去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介绍。这项活动因此对于理解哈德良长城，以及哈德良长城的当代研究、保护方法与实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17年12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英格兰遗产委员会（Historic England）签署了《关于中国长城与英国哈德良长城全面合作的协议》，并于2018年3月在纽卡斯尔合作主办了“双墙对话研讨会”，为中国长城与哈德良长城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两国遗产机构合作的框架下，应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哈德良长城世界遗产合作委员会（Hadrian’s Wall World Heritage Partnership Board）、坎伯兰与西莫兰文物考古学会（Cumberland and Westmorland Antiquarian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纽卡斯尔文物学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Newcastle Upon Tyne）、2019届哈德良长城朝圣委员会（Hadrian’s Wall Pilgrimage Committee）的共同邀请， 我代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参加了第14届“哈德良长城朝圣”活动，并与英国遗产管理与研究机构相关人员进行交流。

位于南希尔兹城市建成区的阿尔贝亚要塞遗址

露天展示情况，远处为80年代复建的南城门

本届哈德良长城朝圣活动吸引了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超过200名“朝圣者（Pilgrim）”，其中约100名为各国考古学家和遗产地管理者，另有100余名哈德良长城资深爱好者。部分学者多次参与活动，资格最老的，自1949年开始参与了历届“朝圣”。我本人成为第一个参加该活动的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学者。

活动于2019年7月21日持续至27日，历时7天，我与来自全世界的“朝圣者”共同考察了哈德良长城沿线40余处遗址，参观了8座博物馆，足迹覆盖120公里哈德良长城全线。通过考察和与英国遗产机构人员的交流，初步了解了哈德良长城管理状况与近10年的考古研究进展。

截至2019年7月，哈德良长城沿线共有9个地方政府、两处非政府公共机构（相当于事业单位）和11座博物馆参与遗产管理。由于哈德良长城全线地势均相对平缓，交通便利，所有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遗址均向公众开放展示。与中国长城相同，哈德良长城沿线遗址所在环境，也分为郊野和城市建成区两种。不同机构根据自身和遗产地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展示措施，侧重点各不相同。

• 郊野遗址一般采取原地、原状展示的形式，如石砌瞭望塔T29b、坎布里亚海岸21号土筑里堡等。所有遗址均没有围栏，游客可近距离接触。前者配以复原图和说明牌，后者则以草皮和木板标识出壕沟、城墙、城门的走向。

• 城市建成区长城遗迹有多种形式的展示方式。其中原状展示仍然是最主要的形式，如位于南希尔兹城区的阿尔贝亚亚（Arbeia）要塞、沃尔森德城区的赛格杜纳姆（Segdunum）要塞、瞭望塔T7b、玛丽波特的埃比尤哈克姆（Aburacum）要塞等均被近现代建筑包围，但遗址区均被完整保存和露天展示。阿埃比亚要塞南门和东北侧兵营、指挥官官邸遗址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陆续进行了复建，以使公众能够直观认识遗址原貌，复建的城门开辟为博物馆，展示城堡不同时期沙盘模型和建筑构件。但复建工程争议巨大，曾遭遇激烈反对，90年代之后，长城沿线的遗址复建基本停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述各遗址均有不同的分期，但在展示遗址时均选择了结构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期进行展示，基本没有进行地层和分期的介绍。展示时期上层的遗迹被移除，下层则未进行发掘。经过与各遗产地管理者的交流，发现他们这一做法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以公众为中心，由于一般观众未经过考古学专业训练，很难理解地层，因此英国遗产管理者在提升观众体验和研究最大化之间选择了前者。

综上所述，以考古材料为基础，以系统性为前提，以人为中心，是哈德良长城保护展示的总体特点。

英国考古学家现场讲解切斯特要塞城门遗址

本次考察给本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哈德良长城研究与保护中浓厚的考古学色彩。可以说哈德良长城的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是以考古研究为基础的。中国长城和英国哈德良长城研究起步时间相差不远，均为19世纪中叶。但一个半世纪以来，哈德良长城考古研究硕果累累，遗产保护、遗产价值阐释与展示依据充分。1849年以来每十年一次的“朝圣活动”均能总结丰富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长城一线和权威学者的组织与讲解提供了准确的知识，公众对活动的积极参与也提供了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如果以十年为单位计算中国长城的考古研究进展，则在考古方面除了长城资源调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成果，我们现在甚至还无法确定大部分长城遗迹的走向和年代。主要原因，我想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长城的政治化、符号化，作为民族象征的属性，使人们倾向于忽略其作为文物的研究；

第二是丰富的历史文献使长城研究偏重文本的考证，而容易忽视实证研究。作为地层简单、遗迹稀少的边疆遗迹，长城是非常不理想的研究材料，不受考古学家重视。漫长的长城兴建过程和复杂庞大的工程导致长城基础研究的系统成果短期内难以产生，这也是长城考古成为一项“性价比”不高的工作。考古研究机构缺乏扎实的田野工作，也就无法充分发声。与此同时，民间对长城研究充满热情的人士众多，但他们的研究缺乏科学的方法和理念，其中也不乏认识误区。尤其是社会公众难以分辨对错，因而往往被一些错误观念所误导。

第三是工程导向的长城保护工作，掩盖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窃以为，长城保护工程的大规模开展已经使基础单薄的空中楼阁越搭越高，其基本结构、年代方面的证据信息随之严重流失，价值挖掘工作也难以开展。

哈德良长城世界遗产合作委员会主席汉佛瑞维尔法先生

向朝圣者介绍哈德良长城壕堑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哈德良长城的经验，本人提出以下长城研究与保护的发展建议：

01

一是文物部门积极开展和深度参与宣传教育活动，在导向上淡化长城的符号属性，淡化长城保护的“工程”属性。长城保护不能以工程师领衔，而应以考古学家为基本组织者，以考古研究材料的展示与阐释为中心。建议未来的长城保护项目立项以“长城保护项目”的说法完全取代“长城保护工程”，并且在保护修缮方案评审中，要求考古学家的参与。

02

二是发挥文研院等局机关直属单位的公益属性，承接考古机构不愿承接的长城考古研究项目。长城考古研究应当不计成本，不求利益，不为“十大发现”而做。

03

三是文物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在长城保护大是大非方面积极主动发声，占领舆论阵地，同时也是对基层长城保护工作者的保护。

04

四是加强与欧洲各国罗马帝国边疆研究与保护管理机构加强交流，在未来，文物部门能够鼓励遗产研究机构派员参加哈德良长城朝圣活动，了解国际学术前沿，也为中国长城的考古研究和公众展示积累经验。

我们必须承认，在国家空前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当下，长城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文化遗产地，其研究与保护管理现状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既源于长城本身的特点，也来自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与6年完工、全长仅120千米的哈德良长城相比，兴建过程贯穿中国历史、长达21000余千米的中国长城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材料。但随着国家文物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加深，相信长城研究的后发优势将逐渐显现。我们一定能够做好长城研究与保护，讲好长城故事。而转变研究思路，大力开展长城考古，应当是这一过程的开始。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9年8月13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