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千五百年前的“金佛”今在日本珍藏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珍品，其中一尊铭文题记为“太平真君四年”（443 年 ) 的鎏金铜佛立像，保存非常完整，工艺精湛，是北魏早期金铜佛造像的代表之作。 铭文在这一造像的四足方座上，据笔者逐字辨识，铭文曰 ： “太平真君四年，高阳蠡吾任丘村人菀申，发愿为东宫皇太子造心王菩萨，下为父母，一切知识，弥勒下

一千五百年前的“金佛”今在日本珍藏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大量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珍品，其中一尊铭文题记为“太平真君四年”（443 年 ) 的鎏金铜佛立像，保存非常完整，工艺精湛，是北魏早期金铜佛造像的代表之作。

铭文在这一造像的四足方座上，据笔者逐字辨识，铭文曰 ：

“太平真君四年，高阳蠡吾任丘村人菀申，发愿为东宫皇太子造心王菩萨，下为父母，一切知识，弥勒下生，龙华三会，听受法言，一时得道。申弟菀霸、菀景、菀恩、菀亮侍佛时。所求如意，常见诸佛。清信士女刘文姜、菀景妻侍佛时。”

此造像曾在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巡展，馆方设立的说明书，简明扼要地表述了此造像的价值所在。说明书原文如下 ：

像双肩裹袈裟，双手屈臂，左手掌心向上伸出，右手掌面朝前，双腿分开立于四脚腿座台上的莲花座。肉髻与头发部分为漩涡状，耳垂未制成环状，非三道相。手势为曼网相。在四脚座台的各面内侧铸有蕨草纹样，正面为锯齿花纹，并刻有净瓶。

本品为铜造，像本体与台座整体铸造而成，并施有镀金。铸造技巧十分高超。佛像总体高度达 53.5 厘米，作为北魏时代的金铜佛像而言属于大型雕像。在背面的大致中央处，开有一个方形(纵3 厘米、横 2 厘米 )的窗口，可能用于放置供奉品。

从四脚座台的背面至左侧面刻有铭文，由其内容可知，在北魏的太平真君四年 (443 年 )，有现在中国河北省博野县人氏，为皇太子、以及自家父母等一族，师从弥勒修习佛法，为祈祷修成正果而铸造此像。当时是太武帝治世 (423—452 年在位 )，太平真君七年因重用道教而断然实行大规模打压佛教的残酷废佛政策。因此，追溯同年制佛像而少见遗留作品，此像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佛像身体修长，双手双脚向左右大开，肃穆端庄，薄薄的袈裟贴紧身体，突出强调强健的体魄，这一点与中国甘肃省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诸像的作品风格相近，可以看出本品更多的受到了印度笈多王朝样式等西域佛像样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佛像微笑的容颜、卵形的头部构造、两三条棱线

勾勒而成的衣着纹理的表现等，能够看出本作与北魏复佛以后的金铜佛像也有一些共通的特征。

总之，本佛像作为经过中国北魏时代洗礼的大型作品，经历了中国古代佛像的风雨变迁，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

应当说，上述 600 余字的馆方说明书，已经将此造像的造型特征、铸造年代、历史背景、艺术风格及研究价值，记述得十分明确了。随着国内诸多佛教造像图集对此造像的介绍（譬如，《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 年 ；《中国寺观雕塑全集》第 5 卷，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6 年），此造像逐步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研究中国早期金铜佛造像的“标准器”之一。

“金佛”乃“心王菩萨”，与敦煌、云冈

皆有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金铜造像的本尊既非释迦佛，亦非弥勒佛，还不是阿弥陀佛，乃是非常罕见的“心王菩萨”。这样的造像，谨就笔者所见，存世仅此一尊 ；且提及“心王菩萨”的佛经，似乎也仅有一部传世，那就是《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夹注本)》，乃敦煌遗书藏本，属于佛典注疏类经卷，此经非常罕见，从未见载于历代大藏经。敦煌出土后，方才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另据著名佛像研究专家金申先生所撰《云冈石窟的佛像样式对北魏单尊佛的影响》一文，可知金先生也曾亲赴东京国立博物馆考察此像。只是金先生没有辨识出“心王菩萨”的尊号，而将其径直认作了“□玉菩萨”，意即“心”字不可辨识，而“王”字又认作了“玉”字。

如此一来，金先生认为，造像题记可能是后世添刻的“伪款”，乃是借鉴了北朝河北曲阳一带的白色大理石造像之题记往往将尊像写作“玉像”的做法。即便如此，金先生仍强调，此像“确为北魏 5 世纪中叶样式，真品无疑”；并进一步予以解释称，“从造型等各方面分析，此像是公元 5 世纪中晚期的真品，但铭文说不定是后人加刻的伪款。此像的风格与云冈第 20 窟坐像东侧的立佛衣纹结构近似，属同一系统，其制作年代，当在云冈第 20 窟之后，很可能是从云冈第 20 窟立佛样式而来的。”

北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开建 5 座巨型石窟 ( 第 16—20 窟 ), 后人将其统称为“昙曜五窟”，建造时间为 460—465 年，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云冈石窟第 20 窟，即属“昙曜五窟”之一。此窟大佛东侧的立像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左手下垂提拎袈裟衣裾，面西偏南。将“太平真君四年”所造金铜像与此窟东侧立像相比较，两者确实大体相仿，但手势与面容均有较大差异。

无论如何，“太平真君四年”所造金铜像在样式上或许借鉴了云冈石窟（造像本即为北魏同时代作品，可能又有所创新），其造像本尊或源出于敦煌写经（至少可以说明造像者或添款者可能曾熟习《佛为心王菩萨说投陀经》等相关佛经），乃是集云冈与敦煌佛教文化为一体的罕见珍宝。然而，与众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一样，此造像的来龙去脉始终无法确证，其原始出处及其流传历程究竟如何，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仅据造像铭记考察，“高阳”或指地处华北平原的高阳县，位于今河北保定东南部，西与清苑毗邻，南与蠡县、肃宁接壤，东与河间、任丘相接。而“蠡吾任丘”，则正是南与高阳毗邻的蠡县，东与高阳毗邻的任丘两地，只不过“县”字误刻为“吾”字了。造像主人菀申自称为“高阳蠡吾任丘村人”，一人籍贯为三地，又作何解释呢？九州博物馆说明书中提及的造像主人菀申为“河北省博野县人氏”，恐怕只能是另一种模糊的解释。总之，此造像最初铸造于何地，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与探研。

“金佛”曾为北洋政府要人珍藏

此造像是何时被发现的（出土或传世），又是如何流入日本的，因相关文献的匮乏，学者对此一直没有任何披露。也是因缘巧合，笔者在翻检一批近代佛教文献时，在一部名为《净土清钟》的书中，意外查获到了此造像发现与流传的相关线索。

此书为民国乙丑年（1925）初版，至丁丑年（1937）已为第四版印行。此书第四版中附印有一尊铜佛造像的珂罗版照片，题有“魏太平真君四年造佛像一躯摄影”字样。照片背后印有像主题记与像赞，曰：

大 魏 太 平 真 君 四 年，高 阳 长 史 菀 申造 像，即刘 宋 元 嘉 二 十 年，至 民 国 丁 卯一千四百八十五载。像高尺六，重二十四磅，为天津梁氏古佛精舍所藏，曾摄影流传中外。梁氏故后，遗婺孤寒，适有友人介绍，以八百罗汉代价结此香火缘，遂为对凫古佛灵集楼之首座。赞曰：

大魏造像，一代灵光，太平真君，菀氏高阳。

刘宋元嘉，癸未岁躔，一千四百，八十五年。

色黝而碧，纹细而缬，文明运启，中含朴拙。

八百代价，永 荐馨香，灵集第一，加被 无疆。

佛弟子对凫居士敬题时年八十有一

钤印【潘守廉印】 【洁泉】

写下题记与像赞的，是当时的此造像收藏者对凫居士，即潘守廉，系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务院总理潘复之父。潘守廉（1845—1939），字洁泉，名守廉，号对凫居士。山东济宁人。清末官员，学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河南南阳知县、邓州知府。晚年寓居天津，笃信佛教，为印光大师挚友，曾任天津居士林林长。所编《净土清钟》一书，即请印光监定，由天津文岚簃印书局代印。

据潘氏题记可知， “民国丁卯”年间（1927），他经友人介绍，从“天津梁氏古佛精舍”后人手中，购得此尊造像。购藏代价为“八百罗汉”，可能是不方便直言或觉言之不雅的“隐语”，或即为“八百银圆”。若果真如此，购价也颇为不菲了。

那么，八百银圆的购价究竟有多么“不菲”呢？不妨对照一下当时的基本物价情况，作一番比较。据《鲁迅日记》载，1924 年 5 月，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 现北京鲁迅博物馆 )，花八百银圆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三间南房、三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这样的参照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当年潘氏购得这尊造像的代价，竟可以在北京城里买一所中等规模的四合院，也着实是不菲了罢。

《净土清钟》一书，乃潘氏自印自发、免费赠送信众的佛教劝善书，印量应当不在少数。此书 1925 年初版之后不久，即印行了第二版。当时，他尚未购藏“太平真君四年”造像，所以此书的初版、二版均未附印有此造像的照片。第三版何时印行，笔者未见实物，无法判定。目前，仅在此书第四版中获见此造像照片。

因《净土清钟》一书，纯系佛教信众内部流通，外界少有人知。加之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平津两地迅即沦陷于日军之手，潘氏也于两年后（1939）逝世，此书可能就此绝版，再未印送。潘氏珍藏的，尊为“古佛灵集楼之首座”的这尊造像，也就此下落不明。

无独有偶，笔者在翻检《净土清钟》一书之后，又检索到一部由潘氏自印的《佛说阿弥陀佛经详注》，书中亦附印有同一造像的照片及题记、像赞等。此造像照片之后，尚有一“魏正始三年造佛像”的照片，亦是金铜佛造像。此书版权页明确标有“中华民国十六年夏历五月初片贰仟部”字样，可知此书印成时间在1927 年 6—7 月，且印量达 2000 部之多。

由此可见，潘氏所藏古代佛造像，应当颇具规模，且潘氏乐于宣扬，喜好将所藏佛像附于自印的佛教图书之中。故当年知悉潘氏藏有包括“太平真君四年”造像等佛教艺术珍品者，应有相当数量。只是因为时过境迁，八十余年之后，潘氏印送的这些佛教图书大多毁佚，久已湮没无闻，故其珍藏古代佛造像的事迹，遂逐渐鲜为人知了。

“金佛”何时东渡终成谜

综上考述，约略可知，潘守廉自 1927 年购藏“太平真君四年”造像之后，在其自印的佛教图书中将其摄影附印，至 1937 年间仍在附印。故可推知，潘氏拥有此造像至少有十年时间，即 1927 年至 1937 年间。至于“七七事变”之后的情形，则仍无法确切知晓，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转让给日籍人士，还是在其死后流散四方、东渡扶桑，这一切谜团背后的真相，都还只得留待将来再予求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