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中国历史素有南北格局之分，如东晋和前秦、南朝和北朝、南宋和金，这是历代史学家早已发现的不争史实。然而，80年前的史学天才傅斯年，却于史学家都能看到的文献中，勾稽出了以往不被注意的东西格局，这就是他于1930年前写就的《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大意说中国的历史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之前呈东西对峙格局，而不是后来常见的南北对峙，这一观点可谓是中国历史研究发现的新大陆。　　但是，随着80年

　　一

　　中国历史素有南北格局之分，如东晋和前秦、南朝和北朝、南宋和金，这是历代史学家早已发现的不争史实。然而，80年前的史学天才傅斯年，却于史学家都能看到的文献中，勾稽出了以往不被注意的东西格局，这就是他于1930年前写就的《夷夏东西说》[1]。这篇文章大意说中国的历史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之前呈东西对峙格局，而不是后来常见的南北对峙，这一观点可谓是中国历史研究发现的新大陆。

　　但是，随着80年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特别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和以晋南区域为中心的陶寺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我认为一个早于三代的史前南北格局雏形逐步显现出来，而且这个南北格局同历史时期的数次南北格局颇为相似。因此，从中国大历史、大格局的角度，本人提出一个观点———良渚和陶寺乃中国历史南北格局的滥觞。这一观点，首先同傅斯年的“近于三代之前期”为东西格局似有冲突，其次将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南北格局延伸至史前时期。

　　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的开场白中指出:“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2]

　　按照傅斯年先生的观点“史学即是史料学”，唯有新材料才能促进历史学研究，因此才有他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因此才有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殷墟考古发掘，因此才有了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完成于1930年前，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成立，殷墟的考古发掘刚拉开序幕，中国考古学也刚起步。在当时的背景下，傅斯年先生完全依据传统史料得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的结论是符合当时材料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考古发现会接连不断、层出不穷，更没有让他想到的是良渚和陶寺的考古发现会对他的观点产生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三代之前并不像他推想的和三代一样呈东西格局，而恰恰像历史时期的南北格局。现在看来，随着良渚与陶寺大量考古材料的积累，特别是近年来陶寺城址和良渚城址的先后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定这两个文化处于早期国家和文明阶段。如果这个认识没有问题，那么良渚和陶寺显然就是分处南北的两个独立政权。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南北之格局的渊源追溯到4000年前的良渚和陶寺。

　　二

　　如果要判断史前的良渚和陶寺是否呈历史时期南北之格局，那么，我们有必要对历史时期的南北之格局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中国历史经夏、商、周三代,至秦形成大一统格局。此后,统一遂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期间虽有数次南北分离和对峙，但每一次分离和对峙均导致更大、更强的融合，使得中国历史在螺旋式的发展中得以不断地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一种模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长期诸侯争战的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然而，由于秦王朝的独裁专制和横征暴敛，这个帝国仅存在了15年就夭折了。经过短暂的纷争，汉高祖刘邦接过了统一的大印，建立了汉帝国，开启了两汉400余年的盛世。

　　盛极必衰,经过400余年的统一后，汉王朝积累的各种矛盾终于爆发出来。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无疑成为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将中国历史推入统一后的第一轮分裂时期。公元22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经过50多年的纷争，公元280年，分裂的三国最终被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统一。然而，由于根基不牢，内部矛盾重重,公元316年西晋就遭灭亡。尽管如此，这短暂的统一却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360余年分裂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西晋灭亡后的第二年，晋宗室司马睿在南迁的中原士族和江南本土士族的拥戴下，于建康(今南京)称帝重建晋室，是为东晋。东晋王朝维持了相对长时期的偏安统治，前后存在了103年。东晋虽然延续了晋室，但其所辖区域却仅限于秦岭、淮河之南，无力收回西晋所辖的中原及北方一带。在此期间，中国北方处于分裂混战状态，属于五胡十六国时期，但是大部分时间处于羯族所建的后赵(319～351年)和氐族所建的前秦(351～394年)政权控制下，与东晋形成南北对峙格局，我们不妨将这一时期称为第一次南北格局。

　　东晋后期，外乱虽然解除了，但内战却爆发了，在一片混战中，刘裕于420年废晋帝自立，国号为宋，由此开启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历史。这时的北方，公元386年拓跋建立的北魏政权正在攻城掠地，进行着统一的大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与江南的刘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分而自治，开南北朝时代。北魏立国150余年，公元534、535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很快又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89年，取代北周的隋灭掉南朝的陈，结束了南北朝，中国随之进入又一个大一统时期。南北朝时期是南北双方数个朝代持续对峙时期,我们可称此为第二次南北格局。

　　由隋入唐，中国再现了繁华盛世的中华景象。隋立国38年可谓昙花一现。唐朝自618年建立，立国近300年，隋唐统一的时间长达327年。虽然不敢说历史在重演，但起码可以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唐朝后期的安史之乱致使大唐帝国由盛转衰，907年，大唐帝国终于走完了它的最后一程，中国大地再次进入混战分裂状态，是谓五代十国。

　　从907年朱温灭唐建梁，到960年北宋统一,短短的50余年，中原大地走马灯似的先后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同时在南方各地和山西还存在着十个割据政权，所以史称五代十国。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很容易让人想到距离当时已有500年之久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混战和分裂时间相对较短，并且没有形成南北格局。979年，十国中的最后一个政权北汉被北宋灭掉，统一局面基本形成。

　　北宋虽然结束了分裂的局面，但它却是一个相当矛盾和文弱的朝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太了解五代十国混乱局面的原因。因此，其掌权后迅速“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的军权，并在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措施虽然避免了此前的割据势力，但此后却给这个王朝带来了一系列的战败和屈辱。北宋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北面的辽不断发生战争，试图收回更多的失地，其格局仍有南北之势，但始终是屡战屡败。之后又变成与金的对峙，并最终导致了1127年徽、钦父子二帝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宣告了167年的北宋灭亡。

　　如同西晋的灭亡东晋的继起一样，宋王室南逃的唯一后裔康王赵构也采取了这一既有的经验，在旧臣的簇拥下于当时的南京(今河南商丘)另立政权，后迁至临安(今杭州)延续宋朝的血脉，是为南宋。南逃的政权并未摆脱金国的骚扰，但由于金的鞭长莫及，终使南宋保住了偏安一隅的东南。南宋与金遂以淮河一线展开了持久的对峙，再次形成了152年的南北格局，我们将其称为第三次南北格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南宋并未汲取北宋灭亡的教训，如同当年北宋联金灭辽导致引狼入室一样，南宋重蹈覆辙给自己铺就了一条死亡之路。1234年，金在宋蒙联军的攻击下结束了120年的历史。1279年，唇亡齿寒的故事再度上演，强大的蒙古马蹄迅速踏平了弱不禁风的南宋大地，给这个屈辱多难的王朝终于画上了句号。从此，由成吉思汗开创的大元帝国彻底统一了中国全境，并奠定了后世600余年的中华统一大业。

　　前述三次南北之格局的共同点:第一，南北之分大致均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第二，南方政权均以长江下游为中心，东晋和南朝都建康(今南京),南宋都临安(今杭州);北方政权中心区域多有变化，后赵都邢台、邺(今河北临漳),前秦都长安(今西安),北魏都平城(今大同)、洛阳，东魏和北齐都邺，西魏和北周都长安(今西安),金先后都上京(今哈尔滨阿城)、燕京(今北京)、汴梁(今开封)。第三，南方均为南迁的汉族政权，北方均为少数民族政权，后赵为羯族，前秦为氐族，北朝为鲜卑族，金为女真族。

　　三

　　以上梳理了历史时期南北格局的基本情况，现在看一下史前时期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基本格局。

良渚遗址

　　1936年，良渚遗址由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发现。20世纪50年代，先后又有浙江钱山漾、吴兴邱城、杭州水田畈等一系列文化内涵相类的遗址发现[3]，因此，1959年夏鼐先生将此类考古学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4]。

　　20世纪80～90年代，良渚文化一系列重要遗址如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高等级墓地和祭坛相继发现[5]，使我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时隔10多年后，良渚再次爆出令人震惊的发现，从2006年6月起，经过18个月的艰难勘探与发掘，一座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探测，良渚古城略呈长方形，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根据城墙外侧叠压的堆积中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6]。

良渚遗址

　　经过70余年的发现和研究，良渚文化面貌逐步清晰。现在可知，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的最后一支史前文化，年代约为距今5200～4000年。其分布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范围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长江一带。但是，在淮河以北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仍发现了典型的良渚文化因素[7]，严文明先生将此看做良渚远征军所致[8]，看来良渚文化的势力范围或可达淮河一线。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钺

　　良渚文化内涵包括了独具特色的陶器群，极富宗教和神权气息的玉礼器、漆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以及新发现的城址。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良渚文化的重要性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可以确认为中国南方史前最发达文化，已经处在早期国家阶段。正如长期对良渚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刘斌所说:“良渚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大型土台及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再次证明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区域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为我们重新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及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实证。”[9]

陶寺观象台遗址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20世纪80年代良渚遗址获得重要发现的同时，北方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取得了重大的发现。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第一轮发掘，主要发现了一处规模庞大、排列有序、等级分明的墓地[10]。从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墓地呈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葬的数量不足1%,但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而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分化已很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因此，陶寺遗址一经发掘便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陶寺观象台模拟复原

　　2000年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逐步启动，陶寺遗址被列入项目再度引起世人关注。连续几年的发掘，大墓、宫殿基址、仓储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城址等相继发现[11]。其中的中期城址的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与良渚城址旗鼓相当的史前最大的城址，而面积约1400平方米的大型圆体夯土建筑的发现，被认为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是陶寺遗址内目前最重要的建筑[12]。

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

　　根据30年的发现和研究，可知陶寺文化范围主要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分布在临汾盆地一带，但其影响南部至少达黄河一线。其存在的年代约为距今4500～1900年，也就是说它的晚期已进入夏，但是在陶寺遗址发现的诸多重要现象都处在早期和中期，如早、中期的高等级墓葬、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圆体建筑等，这表明陶寺文化最辉煌的时候在早中期。

陶寺遗址出土龙盘

　　同良渚文化一样，陶寺文化的内涵也可概括为独具特色的陶器群，极富宗教和神权气息的陶礼器、玉礼器，高等级墓地、祭坛和城址。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同样确定了陶寺文化在史前的崇高地位，可以确认为中国北方史前最强盛的文化,已经处在早期国家阶段。

陶寺遗址出土玉神面

　　对比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性。两者均源于当地更古老的文化，都处在史前最末期，曾经并处于距今4500～4000年，只是良渚文化开始的时间早，而这时期的晋南区域是陶寺文化的前身庙底沟二期文化;两者均有高等级或者说王陵的墓葬;均有宫殿基址、祭坛等重要遗迹，并且发掘者都认为祭坛与观天象授时有关[13];均发现有陶、漆木、玉礼器;均有史前最大的城;均被认为处在早期国家阶段;良渚位于历史时期的南朝区域，陶寺位于历史时期的北朝区域。这些特性足以表明良渚和陶寺是两个并行独立、分处南北的政权所在，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发展程度最高的两支史前文化。

　　这两个并行独立的南北政权，是否与后世的南北格局一样也发生过对峙和战争，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是在陶寺文化中确实发现了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琮、“V”字形石刀，这表明至少良渚文化对陶寺文化产生过某种形式的影响。即便我们退一步讲，两者之间没有对峙、冲突乃至交流，那么也不能否定它们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南北格局。从这个角度看，良渚和陶寺的确开了中国南北格局的先河。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我们虽然不能说史前良渚和陶寺的南北格局，完全等同于历史时期的南北格局，但还是看到了许多相似的地方，如分庭抗礼的区域独立政权、中心控制范围的一致性。最大的不同点是历史时期的南方政权均是南迁的汉族政权，北方的政权均为少数民族政权，并且两者间不断发生对峙和战争;而从史前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却无法看到这些政权变更的具体情况。考古学文化毕竟不等于国家和民族，从物质文化遗存上表现出的特性也不能代替政权的控制范围，这是考古学的局限性。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只能是粗略的，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历史现象，希望透过考古学文化的表象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更深层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可史前良渚和陶寺开启了中国历史南北格局的先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何中国历史会形成南北格局?为何这一模式被不断复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相当复杂，我想留给我自己足够的时间和更多有兴趣的学者共同来思考。

　　

　　注释：

　　[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老北大讲义———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

　　[2]同[1]。

　　[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梅福根《江苏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4]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3年第6期。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

　　[6]刘斌《良渚遗址发现5000年古城》,《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5日。

　　[7]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8]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9]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第13页,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4期。

　　[13]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

　　

　　（文章来源：《文物》201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