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轴线变化与南向理念的确立

——考古学上所见汉文化之一

汉长安城并不是一次性设计建造实施的产物，期间经历草创、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在汉长安城存续期间，先后存在着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轴线①。前期的轴线为霸城门至直城门大街，西汉后期轴线为安门大街。南北向轴线形成于王莽时期，三大标志性建筑：南郊礼制建筑群、三原天齐祠、子午道的建造或更名，意味着贯穿长安城的南北向超长基线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汉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南向理念、南北郊祀、左右对称、轴线意识的最终形成［1］316-342。

一、汉长安城建设过程

包括建章宫在内的汉长安城，前后经历了高祖、惠帝、武帝以及王莽四个时期的建设。汉高祖时期主要建设内容是长乐宫、未央宫和武库②。惠帝时期主要建设内容是四周城墙③。武帝时期主要建设内容是北宫、桂宫、明光宫以及建章宫、昆明池等④。王莽时期于元始四年（4年）在长安城南郊建造明堂辟雍、官稷、灵台、太学等，地皇元年（20年）又拆除长安城西侧的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等⑤，在长安城南郊兴建了九庙。加之王莽之前在长安城南郊建造的官社⑥，由这些单体建筑构成了系列的礼制建筑群，至此长安城的规模和布局始告完成⑦。

此前有学者对汉长安城的朝向问题进行过讨论，大体上有坐北朝南、坐南朝北、南北向、坐西朝东、同时具有朝东朝北向等五种意见⑧。本文的看法与刘瑞的意见一致，即西汉晚期的儒家思想再改造、礼制变化，导致都城朝向发生从东西向到南北向的变化。东西向时代以直城门至霸城门为中轴线，南北向时代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

二、汉长安城轴线的变化

汉长安城的轴线和朝向在200年间曾发生过由东西向到南北向的巨大变化。

（一）东西轴线和都城东向

汉长安城直到王莽时期之前，东西向轴线特征是比较明确的。

1.城阙位置

文献上虽然没有关于汉长安城城阙的记载，但考古资料显示，长安城东侧自北向南的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三座城门外侧，均发现向外凸出的夯土基址，推断可能为三出阙基址，而其他侧面的门址外侧没有发现同类现象。宣平门外的双阙，基址为东西向，各自与城墙东西相接，宽度为25米，南侧的基址长度为35米，北侧的基址长度仅余14米，西距门20米，现存高8.2米，东西13.8米、南北11.7米［2］。霸城门外的双阙基址宽10米，长40米［3］108，110，121，122。

2.宫阙位置

宫阙在文献上有较多的记载，计有未央宫北阙、东阙⑨，建章宫东阙、北阙⑩，长乐宫东阙、西阙11，北宫圆阙。唯独不见各宫设南阙的记载。

未央宫东阙位于东司马门外，属夯土高台木构建筑，遗址仅存两座夯土台，东司马道南北各一座，间距150米、东西各长32米、北阙宽18米、南阙宽14米［4］8。北阙未见资料报道。

长乐宫西阙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汉书·刘屈毛氂传》：“戾太子引兵去，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长乐宫东西两阙未见考古资料报道。

建章宫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造的，“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12。凤阙位于建章宫前殿以东700米，两阙址间距53米，西阙址底径17米，高11米，东西并列，阙间有一条南北路。据《史记·孝武本纪》载凤阙“高二十余丈”，合40多米；《三辅黄图校正》记载它的高度“三十五丈”，合80.85米。凤阙虽被时下称为阙，但是在当时人们对这一集合了观和阙两种形制的建筑物还是有些微词的，《水经注·渭水》引：“故繁钦《建章凤阙赋》曰：秦汉规模，廓然毁泯，惟建章凤阙，岿然独存，虽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观也。”北宫门外另有北阙，又称圆阙，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时毁于战火，圆阙和双凤阙的高度相近，高二十五丈，上面均装置了铜凤凰13。

秦和西汉间皇宫大门外虽设有阙，但很少见设置南阙的记载，仅甘泉宫南门外设有一组独立的双阙，间距50米［5］。从东汉开始在都城、宫城门外设阙成为一种制度，洛阳城的城门及宫门均设有阙14，都城朝向为南向，宫城都城的南门更具有象征意义，南门外的阙规模更大，象征意义更加明确，如北宫南门外的朱雀阙15，南门成为正门的概念已经确立16。

3.城阙、宫阙位置与功能

自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阙出现以后，其高贵性从没有发生过变化，也慢慢地形成以城阙指代都城、以宫阙象征皇帝的观念17，城阙和宫阙的位置不言而喻具有明确的政治与皇权的含义［6］。

汉长安城三座东门外的城阙和各宫城多数宫阙的位置，说明西汉时期东侧城阙与宫阙的重要性高于其他方位的阙，相应地说明东门的重要性大于其他侧面的门，也说明西汉晚期之前汉长安城朝向为东。昭帝去世后昌邑王奉命来京继大统行经的路线［7］2764，也能看出宣平门的重要性。昌邑王乘舆车到东都门，按照“奔丧望见国都哭”的礼仪要求，他以“我嗌（咽喉）疼，不能哭”来敷衍大鸿胪；到宣平门后仍然以同样理由拒绝行哭仪；直到未央宫东阙下，才向阙而哭。继位的太子受命入都所经过的城门并不是率性而为，昌邑王虽说来自东方，入都经过宣平门是最便捷之途，但合乎礼仪要求是最重要的，他行经的路线也说明，宣平门、未央宫东阙具有符合大统朝仪的象征意义。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时也发生过和昌邑王进京相似的故事。明武宗去世因无嗣，慈寿皇太后和大学士杨廷和商议后，派遣太监谷大用、大学士梁储、定国公许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等前往安陆迎奉13岁的兴献王。到京城南郊后，一等大臣们请兴献王参加即位皇太子的大礼，皇太子以“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8］为由拒不参加；大学士杨廷和等请兴献王按照礼仪从东安门入城然后登基，未获允可，最终从大明门入城继位。大明门是明北京城皇城的正南门18，它和皇城正门、禁城正门为皇城中轴线上的三大中门，除国家大典外大明门常年不开，只有皇太后慈驾、皇帝乘舆、祭天、出巡、皇帝大婚时才从三大中门依次通过，昭示皇权的天威神性。

同样，宫门前的阙以及它所对应的宫门也具有异乎寻常的政治意义，先秦以来所形成以宫阙称谓代替王或皇帝的习惯在秦汉一如既往地存在。从汉长安城的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三座最主要的和皇帝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宫区东门外均建有东阙的现象来看，东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未央宫双阙的功能和作用各有不同，“诸侯来朝入自东阙，市民上书则诣北阙”。诸侯朝请是关乎国家纲纪的大事，也代表皇帝的绝对权威性，从东门进入表明东门为未央宫的正门。而未央宫的北阙为官吏“上书奏事”谒见之门，具有办理正常公务的性质，不具备特殊的政治含义。长乐宫的东门和东阙也许在惠帝筑造城墙之前是该宫的标志性建筑，惠帝之后西阙则成为进出该宫的主要通道，地位也高于东阙。惠帝居住在未央宫时，为避免到长乐宫朝请太后跨越安门大街烦扰百姓而曾在武库南侧修建复道，从行走线路看当时是从西门进入长乐宫的。

到西汉晚期南向理念确立后，历代宫城、都城才遵从以南门为正门的观念，从东汉洛阳城的北宫南门、南宫南门以及都城平城门均属最高等级通道的规制上可以看出这一理念的存在19。

4.东西轴线位置

轴线是指由观看对象的视线方向、运动方向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一条假定的直线，大建筑群平面中统率全局的轴线称为“中轴线”。汉长安城有没有轴线，这条轴线是南北向还是东西向呢？

长期以来，长安城没有发现一条将东西城门贯通的大道，这也为学者们讨论都城的朝向、布局等问题时造成相当的困难。刘瑞认为，原判断属霸城门西、长乐宫内发现的、且与直城门贯通的东西向大道，并不属于长乐宫内部的大道，而是长安城的东西向骨干大街，长乐宫的北界在这条大街的南侧，大街北侧为明光宫［9］15-25。这条大街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2］，东西向，东端连接霸城门，西端连接直城门，路土宽45—60米，路面分为三道，中道路较平，两侧路面略呈弧形。这条道路的形制、结构与此前发现的安门大街、宣平门大街、清明门大街、雍门大街、直城门大街的形制与结构一致，应该是中间为皇帝专用的驰道、两侧为普通人通行的道路的形态。这条大街的形制、规模和长乐宫、未央宫内的道路并不一致，作为宫内道路显然存在规模和交通规则上的问题［10］109。

这条大街为西汉晚期之前长安城东向时的轴线，这条轴线，建章宫、未央宫、长乐宫的东阙，以及东侧城墙上的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及各自门外的阙，构成汉长安城东向时代的轴线与基本框架。汉长安城东西向轴线和东向时期，并不妨碍各单体建筑的南向建造，这种选择仅属于北半球季风性气候条件下人们的自然诉求，无涉礼制。

如果说这条道路诚为贯穿长安城东西的大街，那么，不仅霸城门名正言顺地成为长安城东出的主要城门，明光宫位置相对南移，长安城161闾里也就有所安置，更重要的是，这条东西贯通的大街一跃成为长安城东西向轴线也就能够解释得清楚。

5.西汉帝陵的朝向

西汉十一陵的布局和结构概况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已基本上探明。西汉帝陵陵园以帝陵为中心（未必一定是形态上的绝对中心），形成多数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帝后各有一座基本呈方形陵园的格局，“亚”字形帝后陵墓的东墓道最长最宽，帝陵的东司马道也最长最宽，陪葬墓一般被安置在陵园外帝陵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对于西汉帝陵的朝向，学者们基本上认同其为东向20，朝向上继承了秦陵的传统21。

不仅仅是秦和西汉有崇东的原则，先秦亦如此。从《公羊传》中能看出来，在宗庙中太祖的牌位布置就是东向的。《公羊传》载：“禘祭之礼，审谛昭穆，诸庙已毁未毁之主，皆于太祖庙中以昭穆为次序。父为昭，子为穆。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孙从王父，以次而下。”

在崇东原则的支配下，坐西向东不仅在秦汉帝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处处得到尊重。鸿门宴时几位赴宴者的座次安排上即显示尚东习俗，“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11］312。

（二）南北向轴线和都城南向

到了西汉晚期，长安城的朝向发生了由东向到南向的变化，与此同时轴线也由东西向的霸城门到直城门转换到安门大街（图一）。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西汉晚期开始的以儒学理论为基础的郊祀体系和宗庙体系的改革。

1.南北向轴线的确立

长5.5千米、宽45—56米的南北向安门大街是长安城中规模较大的一条主干道，它和其他东西向的四条大街宽度一致。在都城朝向为东的时期，因为出了安门即为上林苑的范围，平民百姓不能来，官方也没有重要的活动需要在这里举行，安门的交通作用和政治地位也决定其很少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进入西安门后是未央宫的南墙，因交通和皇家禁地，在南郊礼制建筑兴起之前，西安门并不是主要的通道。

王莽于元始四年在安门大街延长线以东建造明堂辟雍、灵台、太学等，于公元20年在西安门大街延长线以东修建九庙、以西修建官稷后，汉长安城南北轴线，或西安门至横门间的南北轴线，或安门大街南北轴线始得确立。

汉长安城南向期间同时起作用的轴线是一条还是两条，或者前后两条中是否存在从安门大街到西安门轴线变化的过程，由于涉及南郊礼制建筑的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也因为考古发现关于中组建筑遗址（或称为王莽九庙遗址）、东组建筑遗址（或称为明堂辟雍）及西组建筑遗址（或称为官社官稷）性质的认识就现有的资料还无法达成一致，因此，长安城南向时期的轴线数量和位置也就难以形成定论。

由于西汉中后期宗庙制度和祭祀制度经历过复杂的变化，影响到今人对南郊礼制建筑属性的判断。中组建筑遗址既有王莽九庙说，也有汉宗庙说，还有明堂说等三种认识22；东组建筑遗址既有明堂辟雍说，也有或明堂或辟雍说，还有太学说；西组建筑既有社稷说，也有明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