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荣新江 | 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

摘要: 最近,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印刷术发明展,作为教学实习,我带着部分北大历史系、考古系、东语系的同学前往参观,展览内容丰富,使我们受到一次很好的直观教育。这次展览的特色之一,是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刻本和有关刻印书籍的写本文献资料,既有摄自英、法、日的图版,也有北京图书馆藏的原卷。敦煌和吐鲁番地区,虽地处西陲,但从北朝隋唐到宋辽金元,这里一直是中原文化波及的地方。以印刷术而言,这里不仅存有当地刻


最近,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国印刷术发明展,作为教学实习,我带着部分北大历史系、考古系、东语系的同学前往参观,展览内容丰富,使我们受到一次很好的直观教育。
这次展览的特色之一,是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刻本和有关刻印书籍的写本文献资料,既有摄自英、法、日的图版,也有北京图书馆藏的原卷。
敦煌和吐鲁番地区,虽地处西陲,但从北朝隋唐到宋辽金元,这里一直是中原文化波及的地方。以印刷术而言,这里不仅存有当地刻印的佛像经书,还有一些传自长安和洛阳等中原大都会的印刷品,如历日、佛经、文学作品等等。
然而,敦煌吐鲁番文献散在世界各地,收集不易,我们目前对敦煌刻本文献或图像大体了解,但对吐鲁番文献中的同类资料却未必能够充分掌握。这里仅就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得的一件佛经刻本题记,来谈谈五代后唐时洛阳的民间印刷业。
《弥勒下生经》刻本残片
这是一件《弥勒下生经》刻本的尾部残片,原为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得,出土地不详,但来自吐鲁番盆地似无疑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吐鲁番收集品曾有流失,这件残片与其他一百余件吐鲁番写刻本残卷,为1932—1933年逗留柏林的日僧出口常顺所得,以后一直不为学界所知。
1978年,藤枝晃先生应邀整理这批文献,并出版了《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吐鲁番出土佛典断片图录》,精印一百部,由出口氏分送友好和一些研究机构。
《弥勒下生经》刻本残片, 即刊于《高昌残影》图版六十一,编号501。刻本经文残存最后一行,后刻写题记四行,残存下半,文曰: 洛京朱家装印 洛京历日王家雕字记 ]从悔奉为亡妣,特印此经一百卷,伏 ]还往净方,面礼弥陀,亲[
按“洛京”是后唐时(923—936年)对洛阳的专称,见《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或《五代会要》卷十九河南府条。施主姓残,名从悔,他能施舍印造《弥勒下生经》一百卷,表明其出自当时颇有财力的大姓。
我们感兴趣的是题记的前两行记载,“洛京朱家装印”,是说这部经是由洛阳一家姓朱的书铺印刷并装订的。“洛京历日王家雕字记”,则是说该经是洛阳一家姓王的书铺雕的文字,而这家书铺因为雕刻日历出名,故称“历日王家”。
从唐朝后期开始,官府虽然多次禁止民间印刷历日,但屡禁不止。唐文宗太和九年(839),冯宿奏称:“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1]因为从京师到地方费时颇久,故此司天台颁发的历书不敷民用,所以四川、淮南等地民间印刷的历日无法禁绝。
敦煌出土的印本历书中,就有来自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刻印的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具注历,还有一件更早的乾符四年(877)刻印的具注历[2]。历日王家是后唐洛阳专印日历的书铺,这也说明从晚唐到五代,历日的印刷已经从官府到民间,从边区到内地,成为印刷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专门的印历日书铺。
更值得注意的是,题记中的洛阳朱家和历日王家两书铺,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两家书铺。王家负责经板的雕字,这是技术要求颇高的一个方面,日历的雕字是比较难的,大家一看敦煌乾符四年历本即可得知,王家有雕刻日历的丰富经验,故由它来承担刻字任务。而印刷装订也是一部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这由朱家完成,表明朱家在装裱刷印上有独到之处。
这清楚地表明,后唐时洛阳的民间印刷业已经有了细致的行业分工,这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也能够提高印刷质量。这件印本仅残下半,其为卷轴装还是册叶装不明,但刻字端正圆润,不像后代版刻佛经那样方正刻板,应当可以代表当时洛阳民间所印书籍的水平。
在敦煌资料里,除了上述成都樊赏家外,还有上都(即长安)东市大刁家、京中东市李家、西川过(一作戈)家印本或记载[3],1994年成都望江楼唐墓出土驼罗尼咒,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加上这里的朱家和王家,不难使人看到,从晚唐到五代,民间刻书铺都是以家为单元的,规模不算太大。
到了宋代,虽然民间书铺仍有以家为称者,如现存日本京都真福寺宝生院的《新雕中字双金》卷首,有熙宁二年(1069)张家刊印记,但同时大官僚也开始印书,出售嬴利[4]。看来,这种以家庭为单元的手工业作坊,虽然经过了五代时期战乱的破坏,还是在商业的推动下,不断发展。
在中国印刷史上,后唐长兴二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国子监田敏校正儒家九经,刻板印卖,朝庭从之,是很有名的事情。国子监所印书籍,当然代表了当时印刷的最高水平[5]。但官府印书有限,不敷民用,佛经、历日、占卜类书籍仍以民间印本为多,它们印刷的书籍,不仅为中原百姓所需求,还远播高昌,成为当地回鹘王国佛寺的藏书。因此,在表彰五代国子监印书事业的同时,也不应泯灭同时期民间印刷业的贡献。 [1]《全唐文》卷六二四。[2]均见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年。[3]均见舒学《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叙》,《敦煌语言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皿, 280—299页。[4]详参宿白《北宋汴梁雕板印刷考略》, 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2年, 328—380页。[5]参看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 《文物》1981年第5期,67—68。刊《文物天地》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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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荣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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