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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馆刊 | “琉璃之路”：朝鲜半岛的古代玻璃器
【内容提要】
玻璃器在古代是一种全球化产品，也是当时东西方之间丝绸之路贸易最清晰的证据之一，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琉璃之路。铅钡玻璃是早期铁器时代日本、中国和韩国之间交往互动和贸易关系的一个标志，但中国之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出土了大量西方风格的玻璃容器，这些玻璃容器均出现在寺院珍藏、皇室大墓和神社的祭祀遗址，说明在当时是罕见的珍贵之物。中国和日本之间，海面宽阔，直接交往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受到很大限制，故日本在吸取大陆文化历史过程中，朝鲜一直起着桥梁和窗口作用，从而在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形成一个多向的文化交流网络。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玻璃器，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也显示出“琉璃之路”向东的延伸。
【关键词】
玻璃器 琉璃之路 朝鲜半岛 日本
古代东方与西方的交往和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展，不仅有商品货物的交换和传播，也有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不仅有绿洲道，还有草原道、南海道甚至海东道。这条途径不单单是“丝绸之路”，还是“香药之路”“珠宝之路”和“琉璃之路”[1]。中国之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也出土了大量西方风格的玻璃器，展现了三地紧密的联系和“琉璃之路”向东的延伸。
一
朝鲜半岛的古代玻璃器
据推测，玻璃制作技术是在汉代同铁器制作技术一起传入朝鲜半岛的。从多个遗址中出土有模具这一点来看，当时已能自行生产[2]，但出土品主要是勾珠、管饰等玻璃制品。本文所谓玻璃器主要指玻璃容器，大多属于三国时代（公元4-7世纪）。自1921年对金冠冢开始进行调查至近年的出土发现，迄今在朝鲜半岛发现的玻璃容器约有30件，大多集中在韩国庆州及其周边地区[3]。兹择要述之。
庆州市内，玻璃器主要出土于天马冢，皇南大冢南坟、北坟等大规模的双圆坟中，在金冠冢、金铃冢等小规模的积石冢中也有出土发现。庆州盆地外主要有安康邑安溪里4 号墓和庆尚南道陕川郡玉田古墓群1号墓[4]。
皇南大冢（旧称98号坟）属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新罗墓葬，可分为南坟和北坟，年代在5世纪中晚期。北坟出土浅绿色磨饰玻璃碗、彩色高足杯、蓝色玻璃杯各1件，另有2件残损的玻璃杯。南坟出土了浅绿色凤首壶、浅绿色波纹玻璃杯、蓝色玻璃碗各1件，浅绿色玻璃杯2件，还有2件器物残损。一些玻璃容器的造型和装饰可与在中国、日本发现的同时代器物相对照。
图一 磨饰玻璃碗
1.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北坟出土
2.伊朗吉兰出土
3.中国镇江句容出土
4.中国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
北坟出土的磨饰玻璃碗，高6厘米、口径10.5厘米，浅绿色透明，敞口，圜底，通体有6排凹球面磨饰，底部也有1 个较大的圆形凹球面（图一：1）。凹球面磨饰玻璃碗在伊朗高原出土最多（图一：2），流行时间最长，在中国、日本也有较多发现，如中国江苏镇江句容六朝墓（图一：3）[5] 和山西大同南郊107 号墓（图一:4）[6]出土的玻璃碗，日本安闲陵出土玻璃碗（图九）[7] 和正仓院藏玻璃碗（图一〇）[8]。以上这些玻璃碗年代大体相当，装饰技法基本相同，只是口、颈部表现不同，可归为同一类型。显然，它们的年代和制造地点应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属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制品[9]。
图二 波纹玻璃杯
1.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南坟出土
2.韩国庆州瑞凤冢出土
3.中国河北景县祖氏墓出土
南坟出土的波纹玻璃杯高12.8厘米、口径9.5厘米，颈部有1条波纹，腹部有3条波纹相互衔接形成网目纹（图二：1），与庆州瑞凤冢（图二:2）[10]、河北景县祖氏墓出土波纹碗（图二：3）[11] 风格相似。黑海北岸5 世纪的罗马遗址曾经出土过许多饰有波浪纹或网纹的玻璃器残片。中国和朝鲜半岛出土的这种饰有波浪纹的玻璃器，可能来自罗马时期的黑海北岸[12]。
图三 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南坟出土凤首玻璃瓶
南坟出土的凤首玻璃瓶，高25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6.5厘米，细颈，鼓腹，圈足较高，壶把上端在口部（图三）。这种器形的器物在中亚、西亚可以经常见到，罗马到伊斯兰时代都有发现，传至东方后，被称为胡瓶。发现的这类器物多为金银器，还有陶器。中国唐代的陶瓷器、塑像和壁画中多有带把壶，就是模仿西方器物特别是金银器。以前认为这件玻璃器的产地可能是在中东或北非，属于罗马玻璃[13]。但最近有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出土于地中海东岸的萨珊玻璃器[14]。
图四 韩国庆州金铃冢斑点纹玻璃杯
饰有蓝色斑点的玻璃碗在金铃冢和玉田古坟均有出土。金铃冢发掘于1924年，出土2件玻璃杯。其中一件浅绿色透明，敞口，腹部有2周斑点，上周11个，下周10个，高6.9厘米、口径10.5厘米（图四）。而玉田古坟群位于距庆州市西部100公里的庆州南道陕川，其中1号墓的年代被推测为5 世纪的后半期。玉田1号墓出土的玻璃碗与金铃冢出土的蓝色斑点纹碗酷似，腹部配饰两列深蓝色的玻璃斑点，高7.1厘米、口径9.7厘米。德国科隆地区、黑海附近的乌克兰及俄罗斯地区都曾发现饰有蓝色或褐色斑点的玻璃器，其中科隆地区出土玻璃器的时代约在公元3-4世纪，乌克兰及俄罗斯地区出土的玻璃器年代约在公元4-5世纪，金铃冢和玉田古坟1号墓出土的斑点纹玻璃杯可能来自以上地区[15]，属罗马玻璃。
图五
1.韩国庆州天马冢出土蓝玻璃杯
2.美国康宁博物馆藏玻璃杯
3.中国南京下关区象山7号墓出土玻璃杯
天马冢出土2件玻璃杯，其中蓝玻璃杯上部为竖线纹，下部为吹制的龟甲纹（图五：1），器形与康宁博物馆藏玻璃杯（图五：2）[16] 和南京下关区象山7号墓出土玻璃杯（图五：3）相似[17]。这种玻璃杯在德国科隆地区和叙利亚地区都能找到类似产品[18]，其上部纹饰则与印度本治理出土的罗马玻璃残片一致[19]，被认为是公元4世纪的罗马玻璃制品。
图六
1.韩国瑞凤冢蓝玻璃碗
2.中国河北景县封魔奴墓玻璃碗
图七 韩国庆州松林寺玻璃杯和瓶
瑞凤冢出土蓝色玻璃碗和波浪纹玻璃杯各一件，蓝色玻璃碗高4.7厘米、口径10.4厘米，圆唇，腹部有一道细阳弦纹，矮圈足（图六：1）。瑞凤冢玻璃碗与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的玻璃碗（图六:2）器形和成分相似， 属于钠钙玻璃， 还有一定量的锡，均属罗马玻璃[20]。朝鲜半岛的寺院塔基也出土玻璃器。1959年，韩国庆尚北道漆谷郡松林寺维修时，在统一新罗时期（约668-901年）五重塔的塔基内发现1 件凸圈纹玻璃杯，高7 厘米、口径8.4厘米，置于一个高约14.2厘米的金铜殿阁形舍利器内。玻璃杯口外侈，圆唇，圜底，淡绿色透明，外侧有3段12个环形贴饰。内放绿玻璃舍利瓶，高6.3厘米、腹径3.1厘米。细长颈，鼓腹，上有宝珠形玻璃栓（图七）。玻璃瓶含铅量较高，年代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可能为中国制品[21]。据研究，凸环纹玻璃器为中亚玻璃，主要流行于公元7 世纪[22]。松林寺凸圈纹玻璃杯同正仓院蓝玻璃杯相似，年代应为公元7世纪[23]。另有庆北奉化惊捷寺塔舍利瓶、庆北西洞里舍利瓶、庆州皇龙寺址舍利瓶等，年代多为公元9世纪，但来源尚不能确定[24]。
此外，还有突起纹玻璃杯、水注、葫芦瓶等玻璃器皿在朝鲜半岛出土。它们的年代较晚，突起纹杯和水注出土在黄海道延白郡，年代在公元8-9世纪，而葫芦瓶属于11-12世纪的玻璃制品[25]。
【后续文章架构】
图一〇 日本正仓院藏玻璃碗
二
日本的古代玻璃器
日本处于丝绸之路东端，主要通过朝鲜半岛和中国与中亚、地中海地区、北非以及欧洲联系起来。从现有资料看，日本列岛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弥生时代中期开始使用玻璃。最早的玻璃集中出土在北九州福冈县，包括很多单色的玻璃珠和玻璃管，经化学分析是与中国汉代玻璃一样的铅钡玻璃。从古坟时代（3世纪中期以后）中期开始，玻璃容器被随葬于古墓中，最早发现于新沢千冢126号墓。……
图一四 日本唐招提寺琉璃瓶
三
“琉璃之路”向东的延伸
考古学上的东西文化交流，应该是从欧洲的地中海沿岸起，通过中国腹地，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中国和日本之间，海面宽阔，直接的交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很大的限制，故日本在吸取大陆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朝鲜一直起着窗口和桥梁的作用[42]，从而在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形成一个多向的文化交流网络。
春秋晚期，西亚的玻璃珠饰以中亚游牧民族为中介，进口到中国中原地区，刺激了中国玻璃业的诞生。战国时期，中国利用本地原料，生产独特的铅钡玻璃，并在西汉时期东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43]。日本绳纹时代出土过勾珠及生产勾珠的范[44]，这些勾珠无疑是日本当地制造的，经检验都是铅玻璃。正仓院还保存了公元7 世纪玻璃珠子的配方，记载了需用大量的氧化铅[45]。显示出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早期玻璃器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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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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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4页。[2]国立中央博物馆编著《国立中央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2008年，第44页。[3][韩]李仁淑：《来自新罗的丝路珍宝—黄金与玻璃》，《西部考古》第3期，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4][日]菅谷文则：《从玻璃容器的传入途径所见南北朝时代的东西方交流》，“北京论坛（2004）”考古分会论文集《东亚古代文化的交流》，第157页。[5]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ChinaDawnofaGoldenAge,200-750AD,YaleUniversityPress,2004,no.117.[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7][日]由水长雄、鹏桥淳二：《东洋のガラス》，三彩社，1977年，图54。[8]同[7]，图55。[9][45]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地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10][日]小泉显夫：《庆州瑞凤冢の发掘》，《史学杂志》38卷1号，1927年。[11]张季：《河北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12]安家瑶、刘俊喜：《大同地区的北魏玻璃器》，载《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7-46页。[13][15][18][48]王飞峰：《百济、新罗、加耶地区出土玻璃器及其与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14]马丽亚·艾海提、金诚实、静永杰：《内蒙古北魏墓出土萨珊玻璃器及其相关问题》，《文博》2017年第4期。[16]DavidWhitehouse,RomanGlassintheCorningMuseumofGlass,vol.1,HudsonHillsPress,1997,no.442.[1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19]朴灿奎、孙泓：《介绍朝鲜半岛出土的几件玻璃器》，《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20]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21]奈良国立博物馆：《仏舎利と宝珠—釈迦を慕ぅ心》，2001年，第34-35页。[22]马丽亚·艾海提、金诚实、郝春阳：《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玻璃器—兼论中亚玻璃器向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传播》，《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6期。[23]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1994年，图68。[24]孙泓：《从考古资料看西域文化在新罗的传播》，《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7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9页。[25]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古代ガラス》，1978年，图484、485、502。……
[42] [日] 由水常雄:《玻璃传来之路》（上），载《东亚的古代文化》1988秋第57号；同文（下），载同刊1989冬第58号。其中探讨古新罗古坟出土罗马玻璃18件，断代为5世纪至6世纪初。作者由较多的西方文物出土而认为，“这显示古新罗吸收了与中国系的高句丽、百济文化不同的希腊罗马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异质文化的能量蓄积，应该就是弱小孤立的新罗依靠与中国的联盟消灭高句丽和百济的原动力”；“新罗统一半岛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摄取盛行起来，希腊罗马文化的输入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透过中国文化过滤的西方波斯文化”。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讨论的价值。[43] 安家瑶：《玻璃器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44] 同［25］，图版490-594。……（图文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