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址概况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村，东距县城 25 千米；分布在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与今河道相距 0.5 千米，其间有陇海线穿过；南靠丘陵，东部有冲沟，西边不远为渭河南岸支流南河。遗址东西约 600、南北约 1000 米，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遗址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部分的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南部为墓葬区；沟东部分主要为墓葬区，严重被盗。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图一）。

1982、1983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在毛家坪遗址进行两次发掘，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 22 座；在沟西的居址区布方发掘 200 平方米，发掘出灰坑、房基、土坑墓、瓮棺葬等遗迹。在该遗址主要发掘到几种文化遗存：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周代秦文化遗存（A 组），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西戎文化遗存（B 组），和以 TM7 为代表的新类型。毛家坪西周墓与关中东周秦墓一脉相承，属西周时期秦文化。这次发掘开辟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近年清华简《系年》提到周成王将山东的商奄之民西迁到“邾圄”，就是秦人的祖先，以防御西戎。李学勤先生考证“邾圄”即甘谷朱圉山。而朱圉山就在遗址附近。因此有必要再次发掘遗址以求得验证。

二、主要发现

自 2012 年起，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全面勘探、发掘毛家坪遗址。迄今为止，勘探出墓葬千余座，其中沟东 731 座，沟西 300 余座。考古队在遗址中南部建立布方的总基点（0，0，0）。以总基点为原点、方向为正磁北方向，将整个毛家坪遗址划分为四个象限，以顺时针方向分别记为Ⅰ、Ⅱ、Ⅲ、Ⅳ。每个象限中又以 400 米 ×400 米为一个区，每个区内 5 米 ×5 米为一个探方，共 6400 个探方。依据钻探情况在遗址区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 10 处发掘点，即 A、B、C、D、E、F、G、H、I、J 发掘点。前后工作近三年，主要遗迹包括灰坑、瓮棺葬、踩踏面、房址、墓葬、车马坑等。

1. 灰坑

主要集中在 A、C、F 发掘点，是遗址内发现最多的遗迹，共 752 个，形状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坑内出土遗物以兽骨和散碎陶片为主。年代从西周延续至战国，多数灰坑出土大量绳纹灰陶片，从器形看有鬲、盆、豆、罐等，属于秦文化遗物（图二）。部分灰坑出土夹砂红褐陶的铲足分裆鬲、双耳罐，属于东周西戎文化遗物（图三）。其功能大部分为垃圾坑，存在少量窖穴和灰坑葬。窖穴坑壁多修整加工过，内含炭化植物种子（图四、五）。灰坑葬 3 座，各葬一具人骨，皆为仰身屈肢葬，头向分别向南和向西，几乎没有随葬品（图六）。

2. 瓮棺葬

瓮棺为内盛婴儿骨骸的大型鬲或盆、罐，主要在居住区地层内（图七、八）。

3. 踩踏面

共发现踩踏面 14 处。分布比较零散，主要集中在 A、D、F 发掘点。在 A 发掘点第3 层和第 4 层之间还有一层踩踏层（编号 L1），在各个探方中都有分布，厚 30 〜 50 厘米，在探方区西边有清晰的界限，表明这是一处古代的小型广场，是附近人们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据出土遗物判断，广场属战国时期。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广场的其他三边界限及范围还不清楚（图九）。D、F 发掘点发现的踩踏面可能和居址有关。

4. 房址

房址平面多为椭圆形，有门道、柱洞、灶、活动面。陶窑有前后室、火膛、火道。居址单位大多数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绝大多数属春秋时期，墓葬打破居址单位的现象很普遍，可见这里在居址废弃后才成为墓地（图一○）。

5. 墓葬

东西两区共计发掘墓葬 199 座。主要分为竖穴土坑墓、偏室墓和直线式洞室墓三种。一般来说，竖穴土坑墓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到战国且等级较高，偏洞室墓和直线式洞室墓年代都集中在战国时期且等级较低，墓主均采用屈肢葬式，头向西，为典型的秦人葬式。沟西最大的竖穴土坑墓为 M2059 和 M2058。M2059 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车马坑

K201 西北约 15 米处，为 K201 的主墓。墓坑长 5.2、宽 2.8 米，墓底距地表深 12.5 米，口、底同大。墓坑北壁上部开一壁龛，殉 1 人，为男性，有棺；墓坑四壁下部接近二层台的位置各开一浅龛，其中西、北、南龛各殉 1 人，均有棺；东龛置长棺，内殉 2 人，下部的 5 个殉人均为女性。殉人随葬陶豆。墓室内一椁一棺，木椁长近 5 米，椁盖板上有殉狗、椁饰。有南北向隔板将椁室分隔成西部的头箱和东部的棺室。头箱内有铜容器 15 件，5 鼎、4 簋、2 方壶、1 盘、1 匜、1 盂、1 方甗；陶器 13 件，大喇叭口罐 6 件、小罐 7 件。棺室内置内外双棺，外棺素面，其上有铜戈 1 件、铜短剑 1 把。内棺外髹青灰色漆，内髹红漆，内棺上置铜戈 1 件、铜短剑 1 把。内棺内墓主人为头向西的仰身屈肢葬，为舒缓的屈肢葬。人骨双耳戴玦，双手交叉于腹部，下压玉璧，右胸肋骨处有各种质地的细小串珠，应为佩饰。紧贴人骨右臂出 1 铜戈，中胡三穿，胡部有铭文，共两列 14 字，右列前六字为“秦公作子车用”，余字锈蚀不清。墓主为男性（图一一、一二）。

偏洞室墓和直线式洞室墓主要集中在沟东。在墓室和墓道之间有封门设施，包括封门板、立柱、横杠、封门槽等，洞室壁上往往开有壁龛，随葬陶器，有铲足鬲、罐等，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图一三、一四）。

6. 围沟

在 F 点正南约 50 米处，开了一条 2 米 ×15 米的探沟，定为 H 发掘点，目的是解剖环绕墓地的围沟。经钻探可知沟西墓地的北部相对独立，包括D、F点所在台地，其北、东、南侧均有围沟，相当于墓地的“外兆”，总长度超过300米，沟宽5米左右；西侧围沟不见，可能被后代取土破坏。H 点探沟开在南侧壕沟的西段，围沟宽 6.6、深约 4.84 米，斜壁，其内填土可分三层，包含屈肢式人骨架及豆盘。围沟的开挖及使用年代大致在春秋时期（图一五）。

7. 车马坑

沟东发掘车马坑 2 座，沟西发掘 3 座。沟东区发掘的两座车马坑均为一车二马，马东车西，马位于车辕两侧系驾位置，采取跪伏姿势，为杀死后处置的。双轮独辀车，车衡、车轭、车辕、车轮、车毂、车轴结构清晰。K1001 坑内有殉狗和殉人，K1002 的车衡上放置一柄长矛，很可能属于战车。这是甘谷县境内周代车马坑的首次发现，弥足珍贵（图一六）。

在沟西区 D 发掘点东北部发掘一座大型车马坑 K201，坑口东西长 10、南北宽3.3 〜 4 米，被春秋战国之交的墓葬（M2046）打破；坑底深 7 米，在其南部垫起一个宽约 1 米的熟土二层台，形成一个 10 米 ×3.3 米的空间用以放置车马。其中东西一排放置三辆车，均辀东舆西。1 号车在东，驾 4 马，为俯卧状，马头有络饰、衔镳，车的衡、轭、辀、舆、轮、毂、轴结构清晰。2 号车在中，驾 2 马，马身上蒙裹皮质甲胄，上髹红漆，绘黑彩，为勾连蟠虺纹；甲胄上缝缀铜泡、勾云形铜饰；车的各部分结构清晰，舆板外蒙牛皮，上髹棕黑色漆，再用红彩勾画出豹、虎、兔、马等动物形象，并缝缀勾云形铜饰；车载矛、戈、弓、镞等兵器及铜铲形器。3 号车在西，驾 4 马，车的各部分结构清晰，舆前有弓、镞、环、扣饰，舆底板上铺席及布匹。坑的西北角有一藤条筐，内放牛头和羊头，当为祭祀之物（图一七）。

三、主要认识

（1）2012 〜 2014 年在毛家坪遗址累积发掘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共发掘墓葬 199 座、灰坑 752 个、车马坑 5 座。共出土铜容器 51 件、陶器约 500 件、小件千余件（组）。极大地丰富了甘肃东部以及周代秦文化的内涵。

（2）遗址面积不少于 60 万平方米，墓葬总数逾千座，并有 M2058、M2059 这样的大型墓葬和 K201、K203 这样的大型车马坑。应可以与古文献记载的某处历史名城或县邑对应，可能是古冀县的县治。

（3）铜器铭文“秦公作子车用”，印证了《诗经》《左传》《史记》等文献中关于秦穆公卒、三良从死、子车为穆公近臣、子车氏为春秋时秦国重要贵族的记载。

四、学术价值

大量秦文化遗物的出土，其年代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完善了甘肃东部秦文化的编年，为探讨秦人西迁年代、研究甘肃东部秦文化的变迁和谱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该遗址位于天水—礼县古代交通要道上，为秦人北上东进的战略要地，自始至终没有被放弃。遗址面积不少于 60 万平方米，墓葬总数逾千座。应可以与古文献记载的某处历史名城或县邑对应，可能是古冀县的县治，对研究中国郡县制起源有重要意义。

毛家坪沟西墓地可能为子车氏家族墓地。发掘的车马坑全面展现了春秋时期秦人车制，对研究秦独特的车马文化有重要意义。

毛家坪遗址F点发掘现场。

　　出土的陶鬲。

　　铜短剑

　　毛家坪遗址车马坑（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天水境内甘谷县位于渭河上游，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史前时期原始人类就在此进行活动，传说人文先祖伏羲在此教授人民结绳记事、张网捕鱼、演绎八卦。商周时期，这里是西戎部落重要的聚集区，盘踞着众多的西戎部落，牧马放羊、相互攻战。西周破灭，秦人崛起，秦武公灭冀戎，将势力拓展到甘谷；秦穆公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里成为秦国称霸重要地区。可以说甘谷县是研究史前文化、追溯秦文化、秦人历史始终绕不开的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当下极具盛名的毛家坪遗址还仅仅是甘谷县磐安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当地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掩藏着诸多秘密。

　　　　发现历程

　　1947年，著名学者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调查时意外发现了毛家坪遗址。后经甘肃省考古专家张学正等人的实地考察，最终确定了毛家坪遗址为周代文化遗存（此时周秦文化在甘肃还很难明确区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秦人、秦文化会是该遗址留下的主要历史气息。1982年、1983年尚就读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赵化成受导师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派遣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青年干部宋涛先后两年在毛家坪遗址进行发掘，从而揭开了毛家坪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当时限于条件，仅仅发掘了200平方米、20多座墓葬，比起现在动辄上千平方米、数百座墓葬的大型发掘项目是小之又小，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同凡响。当时学术界对秦人墓葬的认识多是陕西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墓的资料。而这批毛家坪的秦人墓葬从形制上看与关中地区春秋时期秦墓一致，但其出土的陶器却有明显的西周风格。经多方证实，赵化成教授在《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中明确提出这批墓葬属于西周时期秦人墓葬的论断，正式将秦文化考古拓展到了西周时期，开启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这在秦文化考古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楚简疑云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简”（称“清华简”）《系年》记载： “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是秦人的先祖，商纣的臣子），商盖即商奄（在山东曲阜一带）。李学勤先生将楚简中的“邾圄”隶定为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认为秦人本是来自山东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 “朱圉山”为古代名山，在今甘肃甘谷县渭河南岸，因其红色砂岩而得名，《禹贡》将其与鸟鼠山、太华山并列。

　　经考古调查发现，朱圉山附近最大的一处秦文化遗址就是毛家坪遗址，那么毛家坪秦文化遗存是否属西迁的商奄之民？这还需再次发掘才能确认。再加上早期秦文化的序列编年、甘肃东部的西戎文化等重要学术问题也要求再次发掘毛家坪遗址，以获得答案。

　　　　再次发掘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是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2004年组建的从事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的专业研究团队。联合考古队的课题组组长兼首任队长正是上世纪80年代首次发掘毛家坪遗址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从组建至今十余年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陇山东西两侧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足迹遍布陇南、天水、宝鸡等地，并选择礼县大堡子山、鸾亭山、西山、清水县李崖遗址等重点遗址进行发掘，成果丰硕。2008年后“清华简”被解读，提供了秦人东来说的文献证据，但是秦人西迁朱圉山，尚缺乏考古证据，2012年在赵教授的提议下，联合考古队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起点——毛家坪遗址。

　　　　辉煌成果

　　2012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正式发掘毛家坪遗址。历时3年，累积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5座。共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组），这极大丰富了甘肃东部以及周代秦文化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金戈铁马——子车戈与全身覆盖彩绘漆甲的战马战车随葬坑。

　　子车戈出土于自毛家坪遗址中等级最高的墓葬，编号为M2059。M2059为典型的秦文化墓葬，墓口呈东西向长方形，墓壁平整光滑，墓壁四周各开有壁龛，龛内均有殉人，经鉴定殉人均为年龄在17-32岁之间的女性，可能是墓主的侍妾。随葬品主要集中在墓室西侧头箱内，主要有青铜器15件：5鼎、4簋、2壶、1甗、1盘、1匜及青铜器兵器，陶器有喇叭口罐等16件。对照当时的列鼎制度，墓主的身份很可能是大夫一级。墓主所用木棺分内外两层，棺上放置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兵器3戈2剑，其中紧贴墓主右臂的铜戈就是子车戈。

　　何谓“子车戈”？所谓“子车戈”是指该戈胡部刻有铭文，为两排14字。经专家解读为：“秦公作子车用，敢美武灵戮威不廷”。寥寥数字，点明墓主为子车氏家族成员，该戈为秦公专门为其制作，用于杀戮那些不愿臣服秦公的人。《史记·秦本纪》亦载其事：“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黄鸟》曰：“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下葬时，以大量活人殉葬，其中便包括近臣子车氏三兄弟，秦人作诗咏叹，便有了《诗经·黄鸟》篇。“三良从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不断在后世文学和史学著作中被提及和争论，从《诗经》《左传》《史记》《汉书》，到曹植、陶渊明、柳宗元、苏轼等诗人，都从不同角度留下“叹黄鸟，缅三良”的篇章，并逐渐形成了“黄鸟悲鸣”的文学意象。子车戈的出土则是子车氏相关文物的首次发现，也是文献中“三良从死”故事的注脚，更使得一段失落的历史在文物上重现。

　　毛家坪遗址还发现有5座车马坑，其中M2059的附属车马坑（编号K201）最具代表性。K201位于M2059东南侧，是一座长10米、宽4米的东西向长方形土坑。坑内随葬有3辆车，从东向西分别为1号车、2号车、3号车。1号车为引导车，马头藏于前面的壁龛内，马衔、马镳齐全，车厢略有塌陷。3号车为从车，车轮、车轼、车舆痕迹明显，车轼上绘有白底青黑色勾连蟠虺纹，出土时宛若新成，车舆前还发现铜环、铜泡、箭镞与弓的痕迹。坑的西北角有一藤条筐，内放牛头和羊头，当为祭祀之物。2号车为主车，作为墓主专车使用，其豪华程度远超1号与3号车。该车有左右服马，两匹马均身披髹漆的彩绘漆甲。马头裹有马胄、马身覆盖彩绘甲片，上髹红漆，绘黑彩，为勾连蟠虺纹；甲胄上缝缀铜泡、勾云形铜饰。车舆侧板外蒙裹牛皮，牛皮上髹棕黑色漆，再以红彩勾勒出虎、豹、马、兔等动物图案，寥寥数笔却使各种动物生动而传神。堪称神来之笔。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遥想当年，战车纵横疆场，秦戎鏖战正酣，子车氏成员披坚执锐，奋勇征战，为秦国立下赫赫功劳，受封于此地，为秦公驻守边塞，保家卫国，何等的意气风发。现在随着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渭河上游春秋中期秦人高等级贵族墓葬及其附属车马坑正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侯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