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宫赋》描绘的阿房宫雄伟而恢弘，在很长时间里它构成了人们对阿房宫的基础认识。于是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在经过2002年10月至2004年7月近两年艰苦工作，提出阿房宫仅为现认识的阿房宫前殿遗址、阿房宫未经火烧等结论时，产生轩然大波就自在情理之中。一些学者提出，2002~2004年阿房宫考古工作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宫赋》描绘的阿房宫雄伟而恢弘，在很长时间里它构成了人们对阿房宫的基础认识。于是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在经过2002年10月至2004年7月近两年艰苦工作，提出阿房宫仅为现认识的阿房宫前殿遗址、阿房宫未经火烧等结论时，产生轩然大波就自在情理之中。一些学者提出，2002~2004年阿房宫考古工作时间短，且遗址所在历经土地整治，到2002年工作时已非原貌，相关结论当可存疑。

　　

　　虽负责阿房宫前殿遗址土地平整活动的村民，曾出来解释台基上的平整不仅规模小，且仅在台基上拉高就低，未将夯土运走，但质疑与疑惑依然存在。于是复原遗址原貌，寻找大规模土地平整前，由考古学者对阿房宫开展考古调查的认识，就成为评判阿房宫考古队意见是否成立的重要证据。

　　

　　2011年，在阿房宫考古队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建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开始相关遗址的考古工作。而在建设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过程中，考古队逐渐收集了一批1930~1950年代阿房宫区域的大比例测绘地图，使重构被土地平整等破坏后阿房宫遗址区原貌的工作成为可能。非常幸运，考古队还同时收集了1930年代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50年代初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开展的阿房宫考古信息，获得了如苏秉琦等著名学者得出的阿房宫所在认识，为前述疑问的答辩提供了契机。由于地貌复原所涉较多，在此仅阐表过去几不为人知的苏秉琦等先生阿房宫调查，不当处，恳教于方家。

　　

　　

一、阿房宫的所在与特征

　　

　　阿房宫修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作为有关阿房宫的最早期资料，上述描述表明，秦始皇是在渭南上林苑中名“阿房”之地率先营建朝宫前殿，因建于阿房暂名阿房宫。

　　

　　阿房宫的位置，除“渭南上林苑中”外，以下记载较详细。《汉书·扬雄传》有“背阿房，反未央”，表明阿房宫在未央宫南，《水经注》载“池水北迳镐京东，秦阿房宫西”表明阿房宫处镐京东北，《魏书·高祖记》“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的顺序，显示阿房宫位于未央宫与昆明池间。阿房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昆明池以北的地望，历无异议。

　　

　　可能因汉人认为阿房宫在哪并不是问题，因此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文献都没有记相关记述。但后来有关记载逐渐增多。如《水经注》引《关中记》，“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宋《长安志》卷一二“阿房宫一名阿城，在县西二十里”、《类编长安志》卷七引《地理志》均于此相同），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谓阿房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一十四里”，并谓“宫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宫城东面也”，《元和郡县志》同。此处“二十里”与“一十四里”的差距，并非古人对阿房宫所在认识有歧，乃因测量起点不同。《关中记》传西晋潘岳著，其言长安为汉长安，《括地志》为唐著，是时长安为汉长安东南的唐长安。因二书所述长安不同，《关中记》中的“长安西南”到《括地志》就成为“长安西北”，“二十里”与“一十四里”的差异自然产生。

　　

　　阿房宫虽没有建成，但从文献看，它大体具有两方面特征。

　　

　　一是长条形建筑。《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是一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条形建筑。此外《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阿房宫东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万人”，《汉书·贾山传》云阿房宫“东西五里，南北千步”等，虽所记规格不同，但都显示是一东西长南北窄建筑。

　　

　　二是三面有墙。文献中阿房宫亦名阿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谓“秦阿房宫亦曰阿城”，《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阿城，本秦阿房宫也，以其墙壁崇广，故俗呼为阿城”，《魏书·元暐传》等亦有记述。而《长安志》更载“西北三面有墙，南面无墙。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崇八尺。上阔四尺五寸，下阔一丈五尺”。

　　

　　因此阿房宫应有以下特点：营于渭南上林苑；建设仅阿房的前殿；仅完成宫周三面墙建设；是一座东西长南北窄长条建筑。故在长安城南、昆明池北地域内，若找到一东西长南北窄、三面有墙且时代为秦的建筑遗址，那为秦阿房宫的可能性就为最大。

　　

　　

二、苏秉琦先生的阿房宫调查与认识

　　

　　民国二十二年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开始其在陕西的考古工作。当年工作集中于渭河两岸，由徐炳旭、常惠先生负责，进行以探寻“周民族与秦民族初期的文化”为目的的区域考古调查（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徐炳旭、常惠《陕西调查古迹报告》）。而该院史学研究所“后三年半的工作重点，是在斗鸡台的发掘”，由苏秉琦等先生负责。历经多年后，斗鸡台发掘报告终始出版（据《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前言，报告编写于民国二十八年，成稿于民国三十三年，改成于民国三十四年，“饱经患难”，出版迟至民国三十七年）。正是这部经典性的考古报告，为我们保留了一份1930年代初期国难日重情况下，考古学者进行阿房宫调查的珍贵记忆。

　　

　　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一章《绪论》三“遗址的选择与发掘区确定”中，苏先生记述了民国二十二年古迹调查过的七处“重要遗址”，其第七处即“阿房宫遗址”：

　　

　　地在今长安城西二十余里之阿房宫村附近。其地残砖瓦不少。村南有大土台，俗名“上天台”，通常认为即阿房宫址。根据调查，其遗址所在，约尚在台西二三里，古城村之东南。

　　

　　苏秉琦先生不仅明确认定“通常认为”是“阿房宫址”的“上天台”非阿房宫，且更明确指出阿房宫“遗址所在，约在台西二三里，古城村之东南”——这是我们目前所见第一次由考古学者在调查后认定古城村东南台基即为阿房宫的见解——与七十年后阿房宫考古队进行近两年考古后得出意见完全一致。由于民国二十二年陕西考古调查由徐炳旭、常惠负责，那上述关于阿房宫的意见，是否仅为苏先生转述而与己无关？相关资料显示并非如此。

　　

　　徐炳旭、常惠先生在完成调查后，即在该年八月完成报告，并于十月印行《陕西调查古迹报告》。该报告“（乙）关于秦之遗迹”的第四部分，即为“阿房宫”：

　　

　　四月二十六日，旭考查丰镐村后，上车北行，向阿房宫故址出发。过聚驾庄，东北行。下土濠，观断崖，有墓塌出，露白骨，但墓似非古。

　　

　　再前，登一极大之塚，但似非墓。上绝无陶片，时露版筑迹。其版筑法与仓颉造字台者相类。

　　

　　西面塚腰，有大石突出。西北有一腿伸出，似当日之台背。上亦有石。此塚疑古阿房宫中之一高台，台基处略有陶片。

　　

　　下塚正北行，未远，得一堡。问村名，知即名阿房宫，遂入观。有妇人问，来作啥的？引路人代答：老远听说阿房宫，进来看看阿房宫啥样子。妇人言：人都快饿死了，还看阿房宫哩！村中房屋已拆毁过半！入人空院中一观，旧砖瓦异常的多，拾得数片。村人争问，要这些作啥？答言，不做啥，看着好玩，你们有没有？要有就全拿来，我们可以出钱。他们听说破砖乱瓦可以换钱也，就大家各处的搜。不多时，搜得瓦当，回文砖，各种绳纹砖不少。旭辈乃用不多的钱购的一大包，以备将来比较的研究。大体看来，砖文，瓦当文，与丰镐村及未央宫附近所得，相类之处甚多。

　　

　　考之地望，证之实物，此地为古阿房宫一部分之遗址，当属不虚。

　　

　　其考察顺序，由南而北经丰镐村、聚驾庄、上天台，最后到阿房宫村。其调查认为“上天台”、阿房宫村均为“古阿房宫一部分”，不仅没有提到从丰镐村向北到聚驾庄时，必能看到的巨大夯土台基（即苏先生所言古城村之东南），更将阿房宫指认为“上天台”及其北的阿房宫村，与前述《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提到的阿房宫所在地意见完全相反。因此，《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虽记述的是民国二十二年由徐炳旭、常惠进行考古调查的地点“阿房宫遗址”，但对何为阿房宫，却与其认识不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的相关记载，明显是经过苏先生实地调查后的新认识、新判断。

　　

　　1951年4月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石兴邦等先生开始了在新中国成立后陕西地区的第一次考古调查（《科学通讯》第二卷第九期），此后调查一直进行。1956年，作为调查工作的成果，苏秉琦、吴汝祚先生在《考古通讯》1956年2期发表《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一文。虽该文主要讨论的是文化一（仰韶）、文化二（文化性质及名称未定）、文化三（周）等的特征与分布，但在其附《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分布图》中，却不仅于镐京观东北、关庙西北、三桥镇东南用与表示唐长安城外郭城范围一样的虚线，画出一东西长南北窄的范围，且在范围内清楚标注“阿房宫”，显示其即为苏先生调查认定的阿房宫所在。虽该图未标明“阿房宫”周围村庄名称，但据1932年西京筹建委员会万分之一地图、1950年代五千分之一地图等地图资料，结合图中经“阿房宫”范围的道路，可确定其所绘“阿房宫”，即是前述位于“古城村之东南”的“阿房宫遗址”。

　　

　　也就是说，苏先生的阿房宫调查，虽可能都不是专门开展（《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载民国二十二年的陕西调查“共出发两次”，其中一次为徐炳旭、常惠开展，但第二次是否或即由苏先生完成，尚难确定），但其关于阿房宫位于何处的认识，却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至1956年，二十余年不曾动摇。由于民国二十二年调查时正值灾难，1950年代早期考古调查时尚百废待兴，遗址所在地均未开展大规模的建设，保存情况远甚于今，故苏先生在实地调查后提出阿房宫所在的相关文字与图像意见，就显得弥足珍贵。

三、阿房宫遗址

　　

　　几乎与苏秉琦等先生发表《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同时，1956年4月2日，为做好文物保护，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到该年8月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即颁发“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颁布“陕西省第一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名单”。名单中，第一为半坡遗址，之后即阿房宫遗址。

　　

　　与其他遗址表述不同，该名单中的阿房宫遗址有两个，以阿房宫遗址（一）、阿房宫遗址（二）排列。据名单“说明”，阿房宫遗址（一）“北至车掌村，东至皂河岸，南至上天台南300公尺，西至车掌村西200公尺”，阿房宫遗址（二）“北至古城村，东至上天台（巨家庄东），西至吴村，南至上堡子”。虽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径以“阿房宫遗址”出现，不再区分（一）（二），且未“说明”范围，但其所指自应与陕西省第一批省保单位的范围无大差异。

　　

　　从陕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对（一）（二）两个阿房宫遗址的“说明”看，“阿房宫遗址（一）”大体即徐炳旭、常惠等先生调查并从俗认定的以阿房宫村为中心的“阿房宫遗址”，而“阿房宫遗址（二）”则完全是苏秉琦先生在20年间至少两次调查并一致确定的“阿房宫遗址”。名单二者并列的情况，虽没有否定以“上天台”为代表的，以阿房宫村为中心的“通常认为”，但却第一次以政府法令的形式，认可了苏秉琦先生调查判断的阿房宫位置，“得到国家法令上的固定”，这在阿房宫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此以后，历次公布的阿房宫遗址保护范围，都无二致的将前述范围包含在内。当然，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在阿房宫遗址上以（一）（二）区别公布表现出的既尊重传统认识也尊重最新考古调查成果“信信疑疑”“传信传疑”的做法，无疑是一种慎重而明智的选择。

　　

　　虽1956年陕西省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名单，对阿房宫所在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但持不同意“阿房宫遗址（二）”为阿房宫看法者大有人在。如在1957年7月由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编著出版的《西安胜迹志略》中，就径直认为阿房宫遗址“在今城西三十里，三桥镇迤南有阿房村，即秦阿房宫所在地”，“现在阿房村内有一古坟形的丘陵，周围约广六百二十尺，高及四十一尺，就是阿房宫的遗址”。但此后，相关认识逐渐变化。

　　

　　1959年9月，在由陕西省博物馆编、著名学者武伯纶先生主要写就的《西安历史述略》中，即指出“今西安西郊约二十华里有阿房村，附近有一大土台基，农民称为始皇上天台，全为夯土筑起，台基依稀夯土迤逦不断，直至古城村，有高至数丈的，农民即在夯土中穿窑洞居住，其范围大小亦与宋敏求所说相仿佛，应即阿房宫所在”，认可了古城村东南遗址即宋敏求所说阿房宫。

　　

　　到1963年7月，在由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编著出版的《西安胜迹志略（修订本）》中，虽指出“城西约十五公里处有阿房村，即阿房宫的所在地”，指出“在现在阿房村南附近有一个丘陵（当地人称‘上天台’）”，但与首版差异最大的是，它指出在“村的西南另有一个东至巨家庄、赵家堡，西至古城村，面积约二十六万平方公尺的长方形台地（当地人称‘郿坞岭’），就是阿房宫范围内最显著的建筑遗迹”。二书均将苏秉琦先生所述“古城村之东南”遗址进行了着重强调。这两种著作中对阿房宫所在的描述，虽大体与陕西省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名单中阿房宫遗址（一）（二）并列叙述的方式一致，但最后均强调了在古城村东南的才是“阿房宫所在”或“阿房宫范围内最显著的建筑遗迹”，表明苏先生的前述判断，在得到法令支持的同时，得到越来越多陕西省主要文史研究机构、以武伯纶先生为代表的陕西省市著名学者的认可。

　　

　　2002年10月至2004年7月，在经过将近两年勘探试掘后，阿房宫考古队确认古城村东侧、聚驾庄、赵家堡西侧的巨大台基即阿房宫前殿遗址，其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存高12米，台基北侧有墙体残存，中间部分宽15米、东西两侧宽6.5米，南沿平齐。调查得知，直到解放后在台基西侧、东侧还可依稀见到墙体存在，考古队判断“现认为的前殿遗址台基就是秦阿房宫前殿遗址之夯土台基”——它无论从地望还是从建筑形制、特征都完全符合前述文献中的阿房宫特征——与苏先生认可的“阿房宫遗址”判断完全一致。于是，长达70年的阿房宫认定学术之旅至此完成。

　　

　　而后，经阿房宫考古队2005~2006年的考古勘探与试掘，在民国二十二年已被苏秉琦先生否定非阿房宫的上天台，也确认是始建于战国秦沿用至汉的建筑遗址，与阿房宫无涉，证明苏先生早期调查意见确切无疑（徐炳旭、常惠先生虽指出上天台及阿房宫村所出遗物与丰镐村、未央宫所得相类，且判断丰镐村、未央宫所见为汉代遗存，但依然认为上天台及阿房宫村为阿房宫遗址之误甚明）。

　　

　　据《西安市地名志》，曾被认为是阿房宫所在的阿房宫村，其实“相传，原名磁门村。清顺治年间以村南侧有秦阿房宫前殿遗址而得名”，虽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位顺治时人依什么将上天台判断为秦阿房宫（可能与其名“磁门村”而文献中阿房宫又有磁石门的记载有很大关系），虽其与阿房宫两千余年历史相比并不长远，但该村名的影响却实在巨大。不仅如徐炳旭、常惠等先生沿其说而未变，且直到晚近历次公布文物保护单位范围时，仍将其列入“阿房宫遗址”——虽上天台遗址肯定应予保护。

　　

　　现在看来，苏秉琦先生在近80年前国难日重情况下完成考古调查，提出“诸人皆醉我独醒”的不“从众”式的先验性判断，并坚持二十余年不动摇最终为社会逐渐接受的学术自信，是那么的珍贵！

　　

　　仅此此文，纪念苏秉琦等先生开展阿房宫考古调查八十年！

　　

- 完-

亚洲考古发布（Asian archaeology）

综合整理出品｜转载请注明来源

来源 丨《中国文物报》2012-10-26第5版

以上图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本文仅用作学习之用，如有侵权，即作删除处理，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