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为《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第二讲《石刻史料的收集》增补后缩编版）

上一讲我们谈的是中国传统的文献，主要是指流传下来的古籍，它们一般的外部形态是刻本，其中也有一些是抄本，不过是古书的稿本或者是从稿本或刻本抄录下来的抄本。这其中也有一些属于传统金石学的著作，不过因为金石材料有自己的特征，特别是近年来大量增加的石刻材料，更多的是属于出土文献，其整理发表的方式与传统的古籍不同，所以我们这里独立出来专门来谈。作为出土文献，与之类似的还有先秦、秦汉、三国时期的简牍，以及中古时期的敦煌、吐鲁番和西北其他一些地方出土的文书资料。

访碑，是中古史研究生的必修课

中国自宋代以来，就有发达的金石学，所研究的资料包括金属器皿上的铭文和砖石上的铭刻。作为金文的主要材料，先秦时期的钟鼎铭文是研究商、西周、春秋、战国历史的重要资料。但这类资料比较集中，而且文字数量不多。秦汉以后，金文资料也有，比如越南发现的唐贞元年间的《青梅社钟铭》，长安等地发现的中晚唐节度使的进奉银铤，都是非常关键的材料。但它们数量不多，文字也不够丰富，所以只能帮助我们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全面地改写历史内容。石刻史料就不一样了，其数量极其庞大，延续时间很长，而且种类繁多，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有不少石刻资料甚至可以改写我们已知的历史，因此已经是现在史学研究所不可不予理会的文献材料。

以传统的金石学方法，对石刻史料所做的集大成式的概说，是清末叶昌炽的《语石》，这是每个古代史研究生都应当阅读的著作，阅读时应当使用柯昌泗的增订本：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这种以札记的形式所写的书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容易记住，但其中许多总结性的文字是非常经典的结论，是我们搜集、使用石刻史料时要作为前提的一些提醒。

现代人所写的石刻学论著也有不少，文章可以看黄永年《碑刻学》（作者《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毛汉光《石刻分类与石刻集释》（《汉学研究》第7卷第2期，1989年），专著可以看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和《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徐自强、吴梦麟《古代石刻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现在研究石刻本身的人，多是考古专业出身，比较重视新出土的石刻材料，对于传统的金石学，特别是“金石例”一类著作，介绍不足，这方面可以参看叶国良《石学蠡探》（大安出版社，1989年）和《石学续探》（大安出版社，1999年）、程章灿《石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99年）中的相关文章。朱玉麒在华东师范大学指导的博士——杨向奎先后出版两本书：《唐代墓志义例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7月），《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是系统介绍墓志撰写义例的书，很有参考价值。如果你知道了石刻撰写的体例，就能够了解不同类别的石刻文献的撰写规则和文字的大致脉络，这样对于一些缺失文字的推补，就有了一定的根据。同时，使用石刻材料的时候，如果是考古发现的资料，一定要和考古学相结合，比如墓志实际上是墓葬的随葬品之一，是墓葬的组成部分，看墓志的时候最好能够同时关照同一墓葬出土的其他资料，才能更好地利用墓志文献的记载。

一

传统的石刻文献

传统的石刻文献主要是指中国古籍中专门收集、整理石刻资料的著作，有目录，也有录文集，还有专门辑录石刻跋文的书，也有把后两者合在一起刻印的。主要的著作提示如下：

《集古录》十卷，宋欧阳修撰。《集古录目》，二十卷，宋人欧阳棐编。

《金石录》三十卷，宋赵明诚编，李清照于1132年编定。

《舆地碑记目》，南宋王象之编《舆地纪胜》一百卷中之金石门，成于1227年。

《宝刻丛编》二十卷，宋陈思编。

明赵崡著《石墨镌华》八卷；清吴式芬著《捃古录》二十卷；清缪荃孙著《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清孙星衍编《寰宇访碑录》十二卷。缪荃孙的金石学著作，今已整理收入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凤凰出版社，2013年），包括《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艺风堂金石文字续目》、《再补寰宇访碑录》，以及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未刊稿本《金石分地编目》十六卷。

古人对于碑石的录文或附有跋语的录文集，主要有以下这些：

《古刻类抄》一卷，明陶宗仪著。

《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清王昶著。《金石续编》二十一卷，清陆耀遹编著；《金石萃编补正》四卷，清方履篯编著；《金石萃编补略》二卷，清王言编著；《希古楼金石萃编》十卷，刘承幹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陆增祥编著。

古代金石学发达，除了上面这些录文总集外，还有就某些专题，特别是某个地域的金石合集，各种地方志中，往往也有金石门，收录当地的金石材料。

另外，前人还有许多专门研究或考释金石文字的著作，像清朝就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六卷，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六卷，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八卷，武亿《授堂金石跋》二十四卷。

台湾的新文丰出版公司曾经把有关石刻的古籍以及地方志中的金石志收集在一起，影印为《石刻史料新编》，4辑，总共收宋到1980年代石刻史料书1092种。高桥继男编《〈石刻史料新编〉（全4辑）书名·著者索引》，附载于他的《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1049—2007）》（汲古书院，2009年）。

金石文字非常零散，需要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加以翻阅，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有关的材料辑录出来。如果是你知道某种石刻，想了解传统金石书中到底哪本书著录或抄录了该石刻材料，我们应当感谢杨殿珣先生编成的《石刻题跋索引》（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重印本），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但该书是分类著录的，有些石刻因为原书著录时的分类不同而被归入两类；还有就是一种石刻往往名称很不一致，所以也有一种碑刻分在两处的情形。

二

新出土的石刻史料

民国以来新出土的石刻史料现在越来越蔚为大观，特别是墓志，增加的速度惊人。

石刻作为文献材料的同时，往往也是一种书法作品，有的还出自书法名家之手，特别是碑刻，更是如此，墓志也不乏其例。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盗墓比较猖獗的地区，如河南洛阳一带，从民国初年到今天，大量的墓葬被盗掘，许多墓志通过数次转手，或经地下交易，或经古玩商店，流入民间收藏者的手中。民国年间，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官员大力收购，其中出土最多的洛阳地区的墓志，主要为坐落于新安县铁门镇的张钫千唐志斋、陕西三原县于右任鸳鸯七志斋（后归碑林博物馆）、江苏苏州李根源曲石精庐所收藏，其中以千唐志斋收罗最富。此外，一些公立机构如图书馆或博物馆，也有多少不等的收集，如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西安碑林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等处，都有收藏。

这些民国年间出土的碑志材料，大多有拓本流传，虽然各个地方收藏的拓本质量相差很大，但作为文献来说，这些资料对于学术界并不陌生。像千唐志斋就曾有整套的拓片出售，许多学术机构都有收藏，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就曾整理过所藏千唐志斋的拓片目录。但一张张拓片要展开阅读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要把这数千张拓片都看一遍，也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到的事，所以解放前的研究者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收藏陆续有了整理，有的以图录的形式整体刊布出来：

《千唐志斋藏志》上下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

《鸳鸯七志斋藏石》，西安碑林博物馆赵力光主编，三秦出版社，1995年。

《曲石精庐藏唐墓志》，李希泌编，齐鲁书社，1986年。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索引》一册，1992年。参国家图书馆编《铭刻撷萃：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金石拓片图录》，中国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函6册，赵万里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

《唐代墓志汇编附考》，18册，毛汉光主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4—1994年。

饶宗颐编《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

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文物出版社与日本中教出版，2000年。

从1949年到1980年代末，随着基本建设和城市发展，许多城市周边的墓葬由考古工作者做了清理和发掘，其中发现的墓志大多数保存在各省、市、县的考古所、文管所等单位，拓本流传在外的很少，而有些大一点的墓葬发表过简报，大量的普通墓志没有经过报道，即使是在简报中发表，有时也只是简单地摘录墓主人身份、埋葬年代等词句，全文没有发表。1990年代以后，墓志又开始大量出现在古董市场，为公私收藏者所得的原石或拓片数量剧增，这其中大量是珍贵的文献资料，个别也有一些赝品或翻刻复制的拓片，所以应当有所留意。

同样是从1990年代开始，一些大型的石刻文献图录、图版附录文的合集、只有录文的文献合集等著作开始大量出现，其中也有不少重复劳动，但现代出版也由于制图、排版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出版社好大喜功，愿意出版大部头的著作，哪怕是重复劳动，也在所不惜。这样就苦了我们学者和研究生，要仔细去对比本是一方墓志的三、五个照片和几种不同的录文。我这里尽量给出各种不同合集的异同，以节省大家的翻检之劳。叙述的顺序大体按照一种书第一本的出版时间先后，以看出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先后。有些方面只能分组叙述，以免过于零散。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总编辑委员会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

《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洛阳新获墓志》，李献奇、郭引强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

《洛阳新获墓志续编》，乔栋、李献奇、史家珍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

《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洛阳市文物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杨作龙、赵水森等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邙洛碑志三百种》，赵君平编，中华书局，2004年。

《河洛墓刻拾零》2册，赵君平、赵文成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赵超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8年修订本。

《昭陵碑石》，张沛编，三秦出版社，1993年。《咸阳碑石》，张鸿杰主编，1990年；《安康碑石》，张沛编，1991年；《高陵碑石》，董国柱编，1993年；《华山碑石》，张江涛编，1995年；《楼观台道教碑石》，吴钢主编，1995年；《汉中碑石》，陈显远编，1996年；《重阳宫道教碑石》，刘兆鹤、王西平编，1998年；《潼关碑石》，刘兰芳、张江涛编，1999年；《澄城碑石》，张近忠编，2000年；《咸阳碑刻》，王友怀主编，2003年；《榆林碑石》，康兰英主编，2003年；《户县碑石》，吴敏霞主编，2005年。吴敏霞主编，宋英编著《长安碑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全唐文补遗》第1—9辑，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4—2007年。《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吴敏霞等编《全唐文补遗·总目索引》，三秦出版社，2014年。

《新中国出土墓志》，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地方相关部门合作，文物出版社出版。①《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2册，1994年；②《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上、下2册，2000年；③《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2002年；④《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上、下2册，2002年；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上、下2册，2003年；⑥《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下2册，2003年；⑦《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上、下2册，2004年；⑧《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壹]（常熟）2册，2007年；⑨《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上、下2册，2008年；⑩《新中国出土墓志·上海、天津》上、下2册，2009年；（11）南京博物馆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南京，2014年；（12）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叁]上下册，2015年。

《西安碑林全集》，共25函，高峡主编，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

《全隋文补遗》，韩理洲辑校编年，三秦出版社，2004年。

《全唐文补编》3册，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2005年。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8册，毛远明编著校注，线装书局，2009年。

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隋代墓志铭汇考》6册，王其祎、周晓薇编著，线装书局，2007年。

王连龙《新见隋唐墓志集释》，辽海出版社，2015年；

刘文编著《陕西新见隋朝墓志》，三秦出版社，2018年；

尚民杰《唐长安家族葬地出土墓志辑纂》，商务印书馆，2018年；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2年；

刘凤翥等编著《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三册，线装书局，2007年。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全2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

经过考古发掘的墓志合集，比较少见，可喜的是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临城县文物保管所编《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文物出版社，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文物出版社，2016年。

一些私立博物馆也公布了丰富的收藏：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齐渊编《洛阳新见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

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 二零一五》，中华书局，2017年；

叶炜、刘秀峰主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文物出版社，2016年。

近年来，一些收藏人士也把手中的拓本辑印成书，重要的有：

赵文成、赵君平编著《新出唐墓志百种》，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新出墓志搜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

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高永坤等编《洛阳石刻撷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郭茂育、赵水森编《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郭茂育、谷国伟、张新峰编著《新出土墓志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事实上，现在各地都在整理地方出土的石刻材料，因为数量太多，我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选择一些例子。如:

《山西碑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武威金石录》，王其英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王鑫、程利主编，燕山出版社，2003年；

《宁夏历代碑刻集》，银川美术馆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历代碑刻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

《沧州出土墓志》，沧州市文物局编，科学出版社，2007年。

王丽敏主编《曲阳北岳庙名碑典藏》（全8册），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

李恒法、解华英编著《济宁历代墓志铭》，齐鲁书社，2011年；

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著《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元拓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

章国庆编著《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王大方、张文芳编著《草原金石录》，文物出版社，2012年；

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晋阳古刻选编辑委员会编《晋阳古刻选·隋唐五代墓志》，文物出版社，2013年；2010年开始，山西三晋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以县为单位陆续出版，收罗极富，但水准不一。

郭宏涛、周剑曙编著《偃师碑志选粹》，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张异宾、柯君恒主编《南京大学珍藏金石拓本》，科学出版社，2015年。

也有学者或单位做某个专题的辑录，如: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刘景龙、李玉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吴元真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

《房山石经》，30册，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华夏出版社，2000年。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巴蜀道教碑文集成》，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

《巴蜀佛教碑文集成》，龙显昭主编，巴蜀书社，2004年。

《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吴文良著、吴幼雄增订，科学出版社，2005年。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赵卫东等编《山东道教碑刻集》，按地域分卷出版，齐鲁书社，2010年；

孙勐、罗飞编著《北京道教石刻》，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

张乃翥辑《龙门区系石刻文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铜川市药王山管理局编《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全8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法]吕敏（Marianne Bujard）主编《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3卷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周边地域的石刻材料，一般来讲收集比较困难，史料价值也相对较高。这类石刻史料的整理著作，可以举几个例子：

《辽代石刻文编》，向南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侯灿、吴美琳著，巴蜀书社，2003年；

《吐蕃金石录》，王尧编译，文物出版社，1987年（今收入《王尧藏学文集》卷二《吐蕃金石录·藏文碑刻考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耿世民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中国回族金石录》，余振贵、雷晓静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李永强主编《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河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

戴良佐《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

虽然还有大量的有关石刻的图录、录文集没有提到，但已经可以看出最近二十年来石刻文献整理的成果之巨。在丰富多彩的出版物背后，也有很大的隐忧，就是许多工作做得不到家，拓本重复影印，辨伪工作不够，录文大多没有校记，许多材料来源交代不清，像《唐代墓志汇编》那样交代所据拓本或照片的来源，像《隋代墓志铭汇考》把前人研究成果尽可能汇聚起来的著作，实在是不多见的。那么我们一方面只好自己翻阅、比对，要利用的材料需要核对不同的拓本图版，文字也需要核对几家录文，对照图版，择善而从。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拓本的质量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比如洛阳出土唐咸亨元年（670）《康敬本墓志》，原为千唐志斋藏石，《千唐志斋藏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所刊图版相近，均为残泐之本，《唐代墓志汇编》据以释录，缺字很多；唯《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所刊图版为善拓，文字比较完整，《全唐文补遗》大概即据此图版释录，所得文字较《汇编》为多。具体的文字对照，见史睿《金石学与粟特研究》，荣新江与张志清合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34－40页。我不知道原石藏在千唐志斋，其拓本各处多有，为何只有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所编《辑绳》用了这个善拓？我想其他一些收藏单位也应当有同样的善拓，只是发表的时候没有仔细校对而已。

校读碑志，是件苦差事

三

石刻资料目录

面对如此繁复的石刻史料集，怎么知道哪一方墓志收录在哪本图录或录文汇编中呢？目前，有关唐代墓志的最方便的对照手册是气贺泽保规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1997年），他也在不断更新，2004年出版《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明治大学东洋史数据丛刊3，汲古书院），最近，又有更新的版本：气贺泽保规编，落合悠纪、堀井裕之、会田大辅（编集协力）《新版　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增订版）》（明治大学东洋史资料丛刊5，明治大学石刻文物研究所，2009年10月），把主要的刊布唐代墓志的图版和录文集做了清晰的对照表，使我们得知一方墓志收入到哪些书中；最前面的《石刻题跋索引》，可以据知相关墓志在旧金石书中的著录情况。而一种墓志在新刊合集中的有无，从收集资料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因为如果一方墓志只见于最新出版的图录当中，那它很可能就是一篇新的材料。当然，要确定这一点还要看是否已有考古报告和先期的研究论文。此书最新版为《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2017年）。

按照时代编纂的石刻目录还有《汉魏六朝碑刻总目提要》，毛远明编，线装书局，2007年；刘琴丽编《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梶山智史编《北朝隋代墓志所在総合目录》，明治大学东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13年；《唐末至宋初墓志目录》（Tomb Epitaphs from the Tang-Song Transition），谭凯（Nicolas Tackett）编，上海：非卖品，2005年。后面一种出自一位美国学者之手，虽然有为个人研究的目的，但其所著录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唐代墓志，就有其他图录、录文集所不经见者，值得表彰。我把它特别列出来，其实也是给北大的学子一点启发，一是要按照自己的研究主题编史料目录，二是要知道就在你自己的身边，就有还未发表的新资料。洪金富主编《辽金石刻拓本目录》，台北文盛彩艺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

今人所编的石刻材料的目录，更多的是馆藏目录，下面列举一些主要的馆藏目录：孙贯文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草目》，油印本，后分载《考古学集刊》；胡海帆、汤燕、陶成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中华书局，1990年；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索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毛汉光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毛汉光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历代碑志铭、塔志铭、杂志铭拓片目录》，中研院史语所，1987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墓志拓片目录》，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2年。还有一些特藏的目录，如王福才编著《山西师范大学戏曲博物馆馆藏拓本目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以及捐赠目录，如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戚叔玉捐赠历代石刻文字拓本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胡海帆、汤燕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徐国卫捐赠石刻拓本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对于研究隋唐长安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研究隋唐史的人来说，有关石刻材料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书是《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陈忠凯、王其祎、李举纲、岳绍辉编著，线装书局2006年出版，收录2005年12月以前入藏西安碑林的各类碑刻。其中著录了这些碑石原在长安的位置，如颜真卿书《多宝塔碑》原在长安安定坊千福寺中。我们可以据以把其中的碑志放回到原来隋唐长安城的空间里，再结合碑志所处的原本场景，相关的碑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长安某些局部甚至更大的历史内涵。更大范围的目录，有吴敏霞主编《陜西碑刻总目提要初编》，科学出版社，2018年。

一位研究生在收集自己的研究资料时，逐渐地会从已知的文献材料，进入到探寻未知的文献材料，馆藏石刻目录（其他古籍目录也是一样）有时候会提示一些未刊的碑志资料，这当然需要把馆藏目录和已刊的合集目录仔细对照。有些没有出版的馆藏目录，如果有机会，也应当仔细浏览。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现并入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先生在帮助校图书馆整理墓志拓片时，把一些目录抄示给我，我发现其中有玄奘大弟子普光的墓志，对照气贺泽保规和我们长安读书班所编的墓志目录，都没有任何见到普光墓志的记录，所以请杜先生撰写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唐研究》第５卷上。现在我们到西安南郊杜曲镇东南少陵原畔上的兴教寺参观，玄奘舍利塔院内只有窥基和圆测的舍利塔伴奘师塔侧，其实这里原本有普光的舍利塔，不知何时倾圮，墓志为我们补充了不少有关普光法师的事迹。

在利用墓志史料时，最好能够知道墓志的出土地，但有很多不是正规考古发掘的墓志，其来源很难得知。解放前洛阳的书估郭玉堂是个有心人，留意于此，撰写了《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他在马衡、徐森玉先生到洛阳为故宫博物院、北大文科研究所购买墓志或拓片时，曾提供帮助，也从两位金石学大家那里学了一些本领，这本书颇有学术参考价值。气贺泽保规曾对此书加以整理，成《复刻〈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郭玉堂原著）——附解说·所载墓志碑刻目录》（汲古书院，2002年）。国内则有郭培育、郭培智的整理本《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象出版社，2005年），但他们没有利用气贺泽保规的整理成果，十分可惜。关于洛阳出土墓志的情况，现在我们还可以参看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朝华出版社，2001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余扶危、张剑主编《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对于考古发掘到的墓志资料，其原考古报告或简报所在，可以查荣丽华编《1949—1989年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中华书局，1993年）。可惜的是这项工作没有续编出版。

在阅读石刻史料时，会遇到别字问题。因为石刻产生的时代，汉字还没有非常规范。遇到不认识或不确定的字，可查阅清人赵之谦原著、马向欣编著《六朝别字记新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秦公与刘大新著《广碑别字》（国际文化出版社，1995年）等字书。近年来也有一些专著研究石刻文字，可以参看：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吴钢辑《唐碑俗字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曾良《隋唐出土墓志文字研究及整理》（齐鲁书社，2007年）。

最近，高桥继男先生出版了所编《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1949－2007）》（汲古书院，2009年），详细罗列了1949年以后各地出版的有关石刻史料的图书目录，对于我们查找具体的某一地区或某一方面的石刻图书很有帮助。其增补之作为高桥继男编《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2008-2012前半）稿》（汲古书院，2013年）。

四

小 结

有关石刻内容的考释文章很多，形成书的也有一些。这里推荐一本给大家参考，即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也请参考陆扬的书评论文《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期）。陆扬、叶炜主编得《唐研究》第23卷“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也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石刻的论文。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学者利用碑志研究历史的论文集，都很有启发，如姚平《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黄楼《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科学出版社，2017年），都值得关注学习。这对于研究生使用墓志来研究历史问题，应当会有帮助的。

总之，石刻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唐人墓志的传记资料，远远多于两《唐书》的史料，而一些不见经传的人物，恰恰是新的史学思潮所关注的一些社会群体，如妇女、地方士人、下层民众等。

不少新发现的墓志可以填补历史的某些空白，如上举《榆林碑石》，所刊几乎全是靖边县统万城（夏州）周边新出土的墓志，除个别有所报道外，几乎没有公布过，所以价值最高。在该书出版前，主编康兰英女史曾将几乎所有拓本交给我，希望合作研究，我也根据内容拟定了一些围绕统万城的研究课题，分给研究生去做，但终因我分身无术，最后放弃了这个研究计划，感到很对不起康老师。统万城曾经在行政上归内蒙古乌审旗，所以乌审旗文保所也收藏有统万城的出土墓志，我曾在《唐研究》上发表过北京大学城环系邓辉先生与乌审旗文保所白庆元合写的《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志铭考释》（《唐研究》第8卷，2002年），所以对此也有所关注。此后乌审旗文管所发现的资料，见杜建录、白庆元、杨满忠、贺吉德《宋代党项拓跋部大首领李光睿墓志铭考释》，《西夏学》第1辑，2006年。后来，周伟洲先生写出《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利用这中间最重要的资料，填补了拓跋氏世袭情况，以及他们从青海到宁夏的迁徙历程，为党项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比如我近年关注隋唐长安研究，其中一个出发点就是西安周边出土的大量墓志开始发表出来，使得我们对于原本生活在长安的许多重要人物，有了比以前更为充分的了解，甚至一个家族墓地出土墓志，也可以构建他们在长安城中居住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我曾以2003年发表的1976年陕西蒲城县唐睿宗桥陵出土的《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墓志》，辅以《金石录》卷五著录的景云二年（711）徐彦伯撰、张庭珪八分书的《唐左仆射刘延景碑》，1989年8月西安市雁塔区裴家孔村征集、《全唐文补遗》第3辑的《大唐监察御史裴炎故妻刘氏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4辑发表的《鸿胪少卿阳济故夫人彭城县君刘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所刊《大周故润州刺史王美畅夫人故长孙氏墓志》，重构了相王（睿宗）与刘氏、王氏的亲属关系表，从而使我们可以理解《长安志》卷七安仁坊的下述记载：“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这其实是韦述开元十年所撰《两京新记》的文字，描述的是开元初的情形。

石刻史料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任何研究中古史的人也无法避开这些材料而撰写自己的博硕士论文了。

重阳宫碑林（2008年）

（202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