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中国的元宵节刚刚过完，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养病休息两个月了。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中午12点30分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下午，曙光兄发来微信讣告，我泪目潸潸写了一首《远方送行者的挽歌——追念张文彬老师》：“萧条二月天，哀挽出墨城；春风草恸哭，异口同哀声。”2018年“十一”前我最后一次去协和医院看望他，无情 ...

2019年中国的元宵节刚刚过完，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养病休息两个月了。2019年2月20日星期三中午12点30分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下午，曙光兄发来微信讣告，我泪目潸潸写了一首《远方送行者的挽歌——追念张文彬老师》：“萧条二月天，哀挽出墨城；春风草恸哭，异口同哀声。”2018年“十一”前我最后一次去协和医院看望他，无情的病魔已把他一点点地煎涸熬枯。在他住院的七年时间里，虽然肌体精力被慢慢耗减至尽，但每当我到病房看他，他总是以当时病态下最得体的形象打招呼。后来他虽有意识而不能交流，我仍能感到他心中的睿灯不灭。一年来哀思如潮，写文示人。

张文彬

学者心胸

　　我原先与文彬先生并不相识，在老北大历史系的前辈学者口中听说过他，又因为他与我的授课老师是北大同学，所以我们一直尊称文彬为老师。1992年洛阳举行“龙门石窟1500年周年庆典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会议不负担我们年轻学人的住宿费，还要多交钱，引起大家不满，有人告状给正在参会的省委宣传部长文彬，他立即让龙门石窟管理所减去大家费用，并专门挨着房间来给大家道歉安慰，平息人们的怨气，鼓励大家为龙门贡献学术智慧。

世纪之交时国家文物局从全国高校引进专业干部，2000年暑假后我报到时，文彬先生带着人事司领导亲自把我送到文物出版社，并在全社干部大会上对大家热情洋溢地介绍我的工作简历和学术成就，特别表扬我对昭陵六骏名号和突厥葬俗的解读。他说学术与出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说自己年轻时的愿望就是能当上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读书、编书、出书、赏书是一条龙，文物出版社的金字招牌需要后人继续描金添彩。针对我一度想返回高校的思想，他要求我放弃过去的荣誉和薪酬，一切从零开始，相信文物事业的前途。

他爱书，他会利用午休时间从红楼走到三联书店看书、买书，他出差到上海一下飞机竟直奔福州路上海书城买书。他多次对我说半个世纪前首任局长郑振铎前辈建立的资料室不能荒废，要不断后续添补，不能流散放任丢失，所以屡次催促文物出版社出版新书要赶快送复本到局资料室。他退休后每逢到我的办公室，一定要带走一些他中意的专业图书，他家里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是向夫人“申请经费”买来的，后来他住院时，我看望他经常带几本新出的文物图录，他已经举不起沉重的图录，我就一页页翻给他看，每次他都露出满意的笑容，令人既感动又心酸。

他一生痴迷于书，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社科，他都收集。每次出国，别人不要外国图录或考古报告，他都装箱带回，送给国家文物局资料室。河南考古研究院有一间大房子摆满了文彬先生捐赠的专业图书（他给洛阳考古研究院也捐了一批），他殷切期望考古人能多看书，去过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评价这是一个学者领导的“功德”。

文彬先生在繁重的政务忙碌之余，稍有闲余即读书看报，他总是说专业不能丢啊，否则怎么应对一个大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文彬局长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当新时代的‘向达’，向达做过北大图书馆馆长，你做过西大图书馆馆长，要走学术的路子，后出转精，超越前贤。”我说我们这一代经过“文革”的人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和锻炼，无法追赶向达等前辈，他鼓励说：“你出不去看世界做研究，但是你做的研究要让世界看到中国。全国博物馆里沉睡的多少文物急需人们解读，现在没研究和错误的很多，你们这一代应该把它纠正解读出来。”他对我说曾想把故宫博物院交来的200万美元用来组织有专业的人出去访学交流参观，看看世界文博的精品，他说现在不同以前了，要有世界眼光和跨界视野。

文彬先生多次说，1990年自己跨入政界后，学术研究中断了，很遗憾，因此更鼓励年轻干部“双肩挑”，一定不能放弃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他对我说：“你在国内发文章已经很好了，不要追求数量上的增加，而要写出证明自己水平的论文。大师不是自封的或是靠人吹嘘的，而是用扎实的、后人很难超越的学术成果证明的。”许多年过去了，他的这些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畔。

　　忧国忧民

　　在职时的文彬先生曾带领我们这拨当时的干部，针对文物系统遗留问题多，不惜力、不疲倦地做了许多探索工作。我多次聆听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从考古大会到青岛学习，从文物法修改会到博物馆年会，他每次都是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无论是三峡考古、敦煌保护，还是文物法规建设、打击走私盗窃，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在一次国家文物局党组扩大学习会上，他轻拍桌子对大家说，“我们的担子重呀，不能对不起这个职位，当官不为国效力，不如回家卖红薯”。

在他担任局长的六年时间里，面对国内外“文物无国界”的喧嚣，他说“文化交流可以无国界，但是文物归属一定有国界”。针对文物行业有人参与买卖和收藏文物，他持严厉批评态度，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制度，组织制定《文博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和《国家文物局机关工作人员守则》，明确个人不准买卖和收藏文物，扭转了行业作风。他说文物工作的专业性要以公益性为前提，针对国内城市建设如火如荼的局面，他最早提出要重视“城市考古”这个急需解决的难题，超前的眼光和判断被后来全国各个城市考古项目所证明。

特别是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积极参加博物馆理事会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各类活动，对世界局势巨变、国家发展命运、社会变化的关心仍不减少，每次我们见面都是谈国内外最新动态，一听到学术研究有些新动向，他总是说你快给我找一份看看，对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社会的兴衰演变、国内外考古文物的新发现，都很挂心，甚至连《简牍研究》《唐研究》等专业辑刊上一些文章的差错都一一指出。

他不赞成以大跃进式浮夸作风来显示文博事业的发展，他说与世界发达先进国家相比，我们有许多不足，甚至是差距很大，我们要正视这个差距。每当各地上报墓葬文物被盗的情况，他都痛心疾首气愤不已。老专家对他汇报假文物盛行时，他屡次指示在全国古玩市场进行调查整顿。我对他汇报文物图录中鱼目混珠赝品屡出，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中国人说日本人爱造假说谎，可是日本人说我们文物爱造假，这引起对中国人的民族性讨论，这是我们的耻辱。在他任内，顶住压力，首次以法律武器为我国追回几千件（套）走私文物，首次使中国文物相关的政策法规得到完善。北大有的老教授说在世纪之交几年里，文彬带领大家一起理顺了文物事业发展的脉络关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个评价尽是实情。

文彬先生始终坚持大的方向要领军正确，小的细节也是力求不错。我在中国文物研究所任职时，他特别嘱咐要把去世不久的中国古代服饰修复专家王予予的女儿调来，他说王予予手中考古现场提取修复的宝贵经验应该整理出来，这是绝学，比工匠修复还要重要，需要传承下去。可惜王予予女儿后来不愿来，成为他老人家的一个遗憾。

2012年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躺在病床上，还拿起笔写到：“我陪同国务院领导视察开封时，曾经有一份简报，能不能找出来，整理成正式报告启迪后人。”“中央领导对东南亚问题很重视，你们是否考虑尽快出版一本东南亚文物的图录，为国家战略服务提供帮助。”

文彬先生一生经历丰富，辗转多重角色。人虽老，传奇不老。现在有些老专家见到我还谈起文彬先生对边疆考古、水下考古的预判，有种超前意识，从国家大局考虑主权之争，要求学术界提前介入研究。他做了很多奠基性、前瞻性的铺垫决策，比如，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考古大会两年一次成为定制，又比如，针对全国文博教育薄弱窘况，投入经费与北大联合建立文博学院，培养急需人才。他几次对我说，一个单位要发展，首先是“人”的问题，对老专家要恭敬和珍惜，对年轻学者要创造条件积极扶持。他推动建立老专家休假制度，每年分批邀请宿白、朱家溍、安金槐等各方面名家去休养，他说对人的敬重就是对知识的尊重，每当听到拔尖人才的流失，他都非常痛心，凝重的表情令人动容。

　　谦谦君子

　　文彬先生温文儒雅，为人厚道，低调善良，在去年他的追悼会上，挽联中写上了“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廉”这几个字。如果说他温暖质朴、敬业博学，那么他更务实亲民，脚踏实地。他从不强求别人认同自己的意见，与他谈话总能进退自如，轻松受益。

他当局长时，电话可以直接拨进他的办公室，他多次对秘书处讲，直属单位领导和各地文物局领导都是文物系统的“封疆要员”，我们每一项工作都要靠他们落实，他们来不要阻挡。我向他反映《文物》月刊没有经费保证正常出刊，他力排众议从局宣传费中给予每年度的支持，《文物》月刊多年来取得很多国家期刊荣誉，享誉海内外，离不开文彬先生在最困难时的帮助和扶持。

在国家文物局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因为大家批评一些滥竽充数的文章，外界传说评职称门槛增高了。文彬先生总是循循善诱，引导评委要多了解地方实际，很多在边远基层工作的人，不同于高校或大城市文博单位，即使他们能写一篇小文章，也要怀有理解的善意，期望他们能把精力放在保护遗产的祖国大地上。

我对他汇报别人评价我书生气十足，说话直率太认真。他说就是应该多保持你的本色，我们文博系统书生气人多一些，专业水平就能提高一些。你若是官场混出的人物，我们在北京就能找，何必把你从西安引进调来呢？针对当时全国文博六万从业队伍本科学历不足百分之三十的窘况，他说原先准备从全国高校选调十个领导干部到国家文物局系统工作，后来遭到很多人反对，议论他当过大学教师，对教师出身的人有偏爱，这件事只好无疾而终。

每逢遇到有争议、有分歧的问题，包括有的专家说一些偏激出格的话，他总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也是专家学者，要用专业水平进行指导，不要盛气凌人地指责。他常说：“闲谈不说他人非，历史自有后人评。”“文革”中洛阳博物馆曾有造反派打过他，后来清理“三种人”，组织上来调查处理，他说过去的事向前看，以大局为重，宽恕了那些陷入泥潭的人。

文博系统一些老先生曾评价文彬先生作为历史考古科班出身的局长，真正懂得文物考古作为历史遗产的重要性，有掌握文物工作正确方向的眼光。当时关于流散文物、文物市场等方面政策曾引发了不少争论，文物市场是否开放还是从严治理成为焦点之一。文彬先生反对不合法的文物买卖，不允许前面博物馆后面文物商店经营，制止了这一被人诟病的现象继续蔓延。他反对将古遗址和博物馆交给旅游市场公司经营，西安兵马俑博物馆、武则天乾陵遗址等被交给陕西旅游集团去经营，他坚决不同意，为此当地领导公开非难他，为此好几年他都没有去过陕西，他对我说：“你是西安人，你们陕西某些人对文物太不珍惜了。这些文物不是陕西人的，是全国人民的，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后来他去陕西考察文物和文化遗产，回来后见了我激动地说：“陕西文物真是可遇不可求，实属民族幸运之神眷顾，是上苍赐予的礼物，保护研究好是我们的使命与共同的责任”。

从年龄上说，我们是忘年交。大家评价他“光明磊落”“正人君子”“廉洁淳朴”，恐怕不仅源自他高尚的品格，更可能来自于大家对一位学者型领导的尊重和敬仰。文彬先生经历过风风雨雨，可他始终保持一个学者的初心，我多次劝他把自己经历的大事写下来，作为共和国变局的亲历者、见证者、实践者，留下一部传记，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普通干部，不值得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013年，为表彰文彬先生对中国博物馆和国际博物馆事业的贡献，国际博物馆协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今天在追思文彬先生涅槃一周年时，我祭赞他的一生：对国家称得起恳恳尽忠，对事业称得起鞠躬尽瘁；对内经得住正邪斗争，对外担得起国际声誉；对学生不枉深情苦心，对自己则是问心无愧！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原文物出版社总编辑）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