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济寺塔始建于西夏，坐落在大罗山东麓的宁夏同心县韦州镇。公元1391年，朱元璋的第16个儿子朱受封到韦州当庆王，看到西夏古城里康济寺，是一座孤塔，大殿柱廊全无，成为仅剩碎砖烂瓦和长满青苔的遗址，就捐资兴修了一座大殿——千佛殿。后来，这个寺的和尚，发起化缘募捐，重修培身，两殿两廊，修整得金碧辉煌。又历经几代，在九级塔上又增高四级。

组成

康济寺塔由塔身、塔座、相轮宝顶三部分组成。塔的底层较高，二层以上被层层密檐平座紧箍向上，逐级收缩，与塔刹宝顶有机结合，形成刚劲有力的抛线外轮廓，显得凝重柔美，体现了我国早期密檐式佛塔的风格。毗邻有覆钵式砖塔一座，高度约为康济寺塔的一半，具有藏式风格。

空心砖塔

康济寺塔建筑结构系平地而起密檐式空心砖塔，原为九层，明嘉靖六年（一五二七年）重修时，又在原塔上增建层成为十三层，但保留了该塔原形。明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年）增建的四层毁於地震，在复原时仍保持十三层；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第三次对该塔进行了维修。该塔最後一次整修是「改革开放」後的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宁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组织有关人员对康济寺塔进行加固维修时，从塔中清理出土了佛教、道教的铜质像二十七尊，以及佛、道教经卷、题记砖等文物。

康济寺塔属佛教文物，而康济禅寺在清朝同治年间，因马化龙反清灭佛，焚寺逐僧，遂使庙宇化为灰烬，仅於古塔独存，以致佛教活动停止至今。

建筑结构

康济寺塔是一座平地而起的八角形密檐式十三层空心砖塔。塔原高39．20米，加固修复后的高度为42．70米，由塔身、刹座、相轮宝顶三部分组成。塔的底层较高，第二层以上被层层密檐平座紧箍，往上收分与刹座宝顶有机结合，形成刚劲有力的抛物线外廊，显得宏伟、凝重，体现了我国早期密檐式佛塔的风格。

塔身

塔身通高35．58米。塔体是在夯实的黄土地上用黄泥浆将长31厘米、宽15．5厘米、边长33厘米、厚7．5厘米的长方形、正方形砖混合往上平砌，并按一定尺寸和收分比例，在塔身上砌出叠涩腰檐和平座，用以增加塔身厚重、密实、多变的形体。除了底层南面辟有通往塔心室的券门和第十三层塔身各面砌装有垂柱帐形砖雕假门龛及角柱，其余各层塔身均为素面，无门龛。每层檐角均装有角术，挂有铁铎。塔心室高33．8米，随外形往上内收至十三层合拢。其内壁共砌出四道台檐，并在其间装有四道交叉梁。

塔刹

塔刹基座是一个八角形两级束腰须弥座式砖砌体。基座底面直径3．66米，顶面直径1．3米；座底八角形，边长1．52米，座顶八角形，边长44厘米；基座通高3．62米，用长方形和各种异形砖与塔身连接后平砌而成。基座原来砌装有中心柱木，用以固定宝顶。其中凸腰肚下东南西北各斜面留有高33厘米，深1．43米的方洞，通往塔的中心柱，外口用单砖封掩。

宝顶维修前已塌毁，残留有黑色和棕色釉的瓷片。说明该塔宝顶原是用陶瓷构件套装在塔柱上的，其形制无法考证。金属宝顶，是1985年加固修缮时重新设计制作的。新装宝顶由相轮、宝盖、宝瓶三部分组成。相轮九级，底轮直径1．5米，顶轮直径89厘米，通高2．24米，宝盖直径1．5米，厚36厘米，与宝瓶焊装；宝瓶高80厘米，直径50厘米。

塔史沿革

康济寺塔始建于何时?现存的塔何年所修?长期以来，未有定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1963年2月23日审定公布康济寺塔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暂断为明代。随后的介绍文章，也大都以明塔立论。为了彻底搞清康济寺塔的年代，1984年至1985年间，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同心县文物管理所结合加固修缮工程，对此塔进行了认真的勘查和记录。从收集到的资料和修缮施工中的出土文物分析，康济寺塔始建于西夏，明代曾两次重修过塔身上部和刹顶，但其形制仍保留了西夏密檐式佛塔的风格。那么，断定康济寺塔为西夏时所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据史书记载

明初太祖朱元璋派西平侯沐英统领各路兵马荡除西北残存的元代武装而途经韦州古城时，曾见到东南隅的康济寺内有一塔。又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皇十六子朱栴为庆王而居韦州时，常从王府到寺院内观赏这座古塔，并赋诗抒怀。

重修勒赐康济禅寺

据《重修勒赐康济禅寺浮图碑》记载

记载据塔前现存明万历壬午年(公元1582年)《重修勒赐康济禅寺浮图碑》记载：明太祖立国之初，康济寺内已有“浮图九级未及成”，明嘉靖辛酉年(公元1561年)发生地震，使丁亥年(公元1527年)已修复的四级“倾颓若昔，前功用虚”。此碑记说明了原来修建的九级浮图，虽经地震摧残，终未损坏，而倾废的只是明代丁亥年增修的九级以上部分。

西夏文墨书题记

1985年于两块砖上发现了西夏文墨书题记

在加固和修缮残损的塔檐时，发现塔身第九层以下与第十层以上所用砌砖的规格、泥浆和砌筑方法迥然不同。这说明第十层以上是后来增砌的。第九层以下塔身所用的长砖(31．5×15．5×7．5厘米)和方砖(33×33×6厘米)背面都有一手印痕。这与银川西夏王陵、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等西夏建筑遗存所采用的手印痕砖相同。另外，在翻修第九层叠涩挑檐时，于两块砖上发现了西夏文墨书题记。

从以上资料可知，康济寺塔的始建年代应早于明而晚于唐。因西夏文字创造于元吴立国之后，遍查史志、碑记和修缮时发现的遗迹、遗物，又均无元代的记述和实物，故此塔只能是西夏立国之后所建。

西夏立国之初，元昊穷兵黩武，与北宋争战不息。他在韦州建筑军事据点，又在兴庆府和贺兰山东麓广建宫室，耗尽人财物力，故无可能在韦州建寺院和立浮屠。西夏中、晚期，宋与辽、宋与金矛盾尖锐，而辽、金与西夏修好，故西夏的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为了缓和矛盾，施行教化，西夏统治者崇奉佛教，输入经典，聘请高僧，在其境内修建了许多佛寺禅院。

确切地说，康济寺塔应是此时所建。史书还记载：“宋重和元年(西夏雍宁三年，公元1118年)春二月，熙河、环庆、泾源地震旬日不止，坏城壁、庐舍，居民压死者甚众，人心慌乱。”“西夏天庆四年(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首都兴庆府地区又发生大地震，经月不止，人畜死亡者以万计。”接着，夏州地裂泉涌，“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毁民居数千”(《西夏书事》卷三五)。这两次较大的地震对西夏东南部地面建筑和人畜造成严重损害。康济寺塔应是在这两次强烈地震之后的西夏仁宗仁孝(公元1140年至1193年)的后期所建，否则，也将遭受毁坏而不复存在。

修葺历史

,第一次修葺

康济寺塔建成后的第一次修葺是在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这可以从1985年在加固和修缮此塔时发现的《金刚经》和《陀罗尼经》卷上捐修人“大明嘉靖六年初九日修葺”的题款中得到证明。这次修葺是在西夏时所建的“九级之上更增四级，升顶缀铃，凡三载乃成”。明嘉靖六年增修的四级及宝顶，又被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的地震毁坏，使之前功尽弃。

第二次修葺

是在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这次修葺仍在西夏所建的九级塔身之上，又复增四级，升顶于巅，缀铃于角，并勒石立碑以志其功。从保存在塔前的明万历石碑和1985年从塔顶佛龛内发现的20块刻有大明万历九年四月二十日重修宝塔施财功德主姓名的方块砖可以说明，这次大规模修葺仍是民众捐资。仅从塔上装藏内没有发现明万历以后的遗物来分析，保存至今的塔体是西夏始建和明万历九年增修的遗构。

第三次修葺

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这次修葺，可以从塔身第三级东壁上的“乾隆三十一年重修”题记得到佐证。这次修缮仅是粉装，即采用砖石、草泥将底层损坏部位填塞修补，并在塔身八面塑造了23尊护塔罗汉像。

1964年砌护塔台座

1964年在底层塔身圈砌了护塔台座

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为了稳固康济寺塔塔身，防止继续损坏，当地文化部门采取应急措施，用青砖、白灰在底层塔身圈砌了护塔台座。

大规模的加固修缮工程

1984年至1985年大规模的加固修缮工程

是在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由区文管会与同心县政府密切配合，组成文物专业人员完成的。1984年，同心县人民政府正式划定了康济寺塔的保护范围，并由县文物管理所主持完成了拆迁和保护的整修任务，为加固施工做好了各项准备。

1985年，在国家文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怀英、杨玉柱的设计和指导下，区文管会制定了施工方案，聘请云南大理市古塔修缮队组织施工，将塔身、塔檐的残毁和损坏部位进行挖补修复，重新制作了塔檐角木铁铎和金属刹顶，装设了避雷器。为了达到抗震的目的，在塔身的隐蔽处采用了加固措施：其一，拆除了底层台座，在底层沿塔四周围散水下浇注了50×70厘米的混凝土梁一道，并与底层塔身损坏部位所填补的高压灌注的聚合物水泥沙浆连接在一起；其二，每隔两层，在叠涩腰檐上部剔出一砖厚的深槽，浇注15×15厘米钢砼圈梁一道；其三，在塔心室内壁也每隔四层加钢砼圈梁一道，并装置了双道十字横梁，以达到整体加固的目的。

出土文物

1985年，在加固和修复康济寺塔的施工中，除了有此文前面提到的第九层以上与第九层以下塔身砖质、砌法不同，第九层塔檐两块半方砖上有西夏文墨书题记，第三层塔身东壁上有“乾隆三十一年重修”题记，底层残破塔身八面有23尊泥塑罗汉等发现外，还从第十三层塔身五个侧面的假门龛内室及第一层塔檐转角的朽木洞中，发现了一大批珍贵文物。

佛教和道教造像

佛教和道教铜质造像，共发现27尊，其中释迦牟尼佛11尊，弥勒佛3尊，菩萨像7尊，弟子像4尊，无量祖师像1尊，老子像1尊。

佛教和道教经卷

维修时于塔顶刹座下的五个佛龛内共发现佛教和道教经卷15种，29册，均为经折装，有木旋、面印、烫金和手抄4种版本，其中大部分佛经为明代刊印。

藏、汉文咒语条

藏、汉文咒语条，共计36条。其中17条为藏文咒语，19条为汉文咒语，系用毛笔直接墨书于黄、红色绵纸上。咒语条大小不一，一般长15—25厘米、宽5—10厘米。最长的一条49厘米，宽10厘米。咒语条发现时与五谷杂粮(麦子、稻子、荞麦、糜谷及莞豆)、五色布(红、黄、蓝、白、青)、藏红花、金代货币“大定通宝”、明代货币“嘉靖通宝”和“万历通宝”等一起用黄绵纸包好再用丝带捆扎，放在铜质造像腹内。佛像拓片两幅，大小相同，长40厘米、宽32厘米，是在黄裱纸上各拓一佛像，可惜已模糊不清。

题记砖

塔顶刹座下的5个佛龛内，共发现24块题记砖。其中4块为西夏文砖，规格为35×35×7厘米。砖上的文字系用毛笔直接竖写在方砖上。西夏文字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西夏文字专家史金波先生考证，皆为西夏时期的人名姓氏。

汉文砖的规格均为33×33×7厘米，砖的正面文字有手书和刻文两种。通过对康济寺的考究，剖析塔的构造特征，研究古塔出土的文物，不但弄清了该塔的历史沿革、内容，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韦州地区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西夏崇信佛教，在其境内各地修造了许多佛寺禅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康济寺塔就是被保存下来较完整的古代建筑。这处建筑吸取了我国早期佛教建筑(密檐佛塔)的造型特色，揉入了党项、藏族崇尚的密宗仪轨习俗，使之成为西夏境内东南边重镇军民部队膜拜祷告的重要场所。

综观西夏王国历史，韦州地区乃是古代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繁荣昌盛的地方。康济寺塔和它出土的文物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保护和研究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和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塔里的砖上还有很多明朝万历九年（1581）的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