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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精选|日本正仓院藏碧琉璃多曲长杯
2002一2013 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批次公布《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195件（组）文物是不能出境展出的。其实，这种“不能出境”文物，不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9000余件盛唐文物，几乎全部不出境；非但不出境，每年的展期也少得可怜——仅 17天。
2017年正仓院展出的诸国宝中有一件重量级文物——唐代碧琉璃多曲长杯。仅仅是看图片，就让人浮想联翩。
琉璃之珍
碧琉璃，是一种蓝绿色的玻璃，在中国古代是稀罕物。唐人李涉《题水月台》日:“水似晴天天似水,两重星点碧琉璃。”欧阳修《浣溪沙》词曰:“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瑠璃滑净无尘。”
中国境内出土的玻璃器物成分主要有两种：本士的铅钡玻璃和舶来的钠钙玻璃。（参见本刊2017年11月刊《蜻蜓眼玻璃珠的前世今生》)玻璃及玻璃的制造技术，最初应是从域外传来的，本土进行仿制。《魏书.西域传.大月氏》载:“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来者.....自此中国琉璃遂贱。”
从考古发现来看，碧琉璃质地的器物在国内并不鲜见，出土地域广泛，遍布海、陆丝绸之路。时间跨度也很大，从战国秦汉，到隋唐盛世，直至明清。1985 年，西安隋代寺院住持墓曾出士一套完整的碧琉璃棋子，颜色和质感都相当好。
多曲造型
这种多曲造型的长杯，考古发现的并不多。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有几件，如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和水晶八曲长杯，皆晶莹剔透。前者的忍冬纹在中亚粟特银器上常见；后者是我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水晶容器。
以目前所见，白玉、水晶、琉璃等材质的多曲长杯很少，但唐代金银器中却不乏其类。本次正仓院同期展出的一件唐代铜鎏金八曲长杯，光素无纹，可以和水晶八曲杯相比较；而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唐代银鎏金摩羯纹八曲长杯，和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类似。陕西富平县房陵公主墓壁画中细致描绘了一个宫女，一手执壶，一手执多曲长杯。据研究，宫女所执应为银制品。
长杯渊源
关于这种形制，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认为这种 形制是唐代中国工匠以波斯萨珊银器为蓝本制作而成；另一种认为其装饰纹样是对南北朝就已经流行的忍冬纹的直接继承，为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参见本刊2016年9月刊《洛阳伊川唐墓出士四曲双鱼纹长杯一一萨珊波斯与印度佛教风格的融合》）
其实，同一形制可以借助不同材质蔓延开去。依据金属形制制作的瓷器多曲长杯，唐代就很多。唐代釉陶器中还有一种海棠盘，形制与此类似，略有变化：于八曲之上，平出折沿。
“多曲”的原型，极有可能来源于花瓣，我更愿意称之为“ 海棠盏”。唐宋时期的很多器皿都是花瓣造型，这种风格对日本影响至今，如日本九州“有田烧”菊瓣及锦地纹碗。
这种“长杯”的原名，我们不得而知。古代文献上并无“长杯”字样，“长杯”乃我们现在的命名，唐人究竟如何称呼此物，我们并不知晓。考古中不知其名的器物比比皆是，如2008年南京中华门外长干寺地宫考古发掘时,曾出土了两件遗物:一为白色水晶杯，一为蓝色琉璃瓶，根据不同形制采用不同命名，本是约定成俗。可等到相当于随葬物品清单的墨书绢袱出土后，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原来，上面分明写着“水晶盃一支，碧琉璃盃一支”。形状大相径庭的两件器物，竟然都叫一一“盃”(即杯)?!
唐代宗时期有一个大臣叫路嗣恭(原名剑客，曾与郭子仪一道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后任岭南节度使、兵部尚书)，平定岭南之后，将一枚直径九寸的琉璃盘作为战利品进献给皇帝（岭南自古以来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此琉璃盘估计是域外之物）,代宗本以为是最珍贵的宝物。可是等到后来抄了元载（唐代宗时的权相，被称为唐朝第一贪官）的家，查获了一枚路嗣恭送给元载的琉璃盘，直径竟然达到一尺。皇帝对此颇为不爽，就和李泌（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元老，世称李邺侯）说起此事。李泌开解道:路嗣恭虽然有能干的名声，但陛下并没了解他。其为人小心谨慎，害怕得罪有权有势的元载, 如此行事，也是迫不得已。况且新近又立下大功，陛下绝不能因为一件琉璃盘而向他问罪啊。
一件小小的碧琉璃，就有如此众多的含义。在博物馆，只要我们沉下心，哪怕在一件文物面前仅仅逗留一分钟，都会有很多收获。
作者： 毛婉宁，资料来源：《溶溶春水浸春云小记 日本正仓院藏碧琉璃多曲长杯》，载《大众考古》2018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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