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西藏网讯 吐蕃王朝兴起和建立于青藏高原，随着与中原地区及周边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增进，其经济文化发展逐步达到相当水平。金属制作工艺是吐蕃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吐蕃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经常作为向唐朝纳贡的礼品见诸史料记载。从金属器物的种类及装饰纹样上，可感受到吐蕃时期多元文化的并存互通。图为青海都 ...

中国西藏网讯 吐蕃王朝兴起和建立于青藏高原，随着与中原地区及周边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增进，其经济文化发展逐步达到相当水平。金属制作工艺是吐蕃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吐蕃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经常作为向唐朝纳贡的礼品见诸史料记载。从金属器物的种类及装饰纹样上，可感受到吐蕃时期多元文化的并存互通。

图为青海都兰县热水血渭一号古墓葬盗掘案现场平面示意图。图片拍摄自国家博物馆《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摄影：孔夏

　　

都兰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约10公里的热水乡，是吐蕃统治时期一处文化遗存，其中热水一号大墓（也称血渭一号大墓，别称“九层妖塔”）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海都兰“3·15”遭盗窃的墓葬，位于血渭一号大墓不远处。在此次案件中，涉案文物达646件，其中一级文物16件。追缴的金银器等文物，为研究唐代吐蕃的社会生活和当时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生动反映了吐蕃与唐代中原地区以及周边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图为人物纹贴金锡盘（唐·吐蕃，公元7—9世纪），青海“3·1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一级文物。此锡盘受损严重，残存四分之一。通体贴金，浅腹平底。中心为花草团窠人物，头戴花冠。四周环绕宴饮人物，或坐于毯上，或立于帐旁，或相拥相伴。外围有胡人牵马、奔马骑射图案，间杂以山石、花草、飞鸟、奔狮等。盘缘饰三角形花瓣。图片拍摄自国家博物馆《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摄影：孔夏

图为玛瑙长杯（唐·吐蕃，公元7—9世纪），青海“3·1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一级文物。此杯由整块酱黄色玛瑙制成，器壁厚重，琢磨光滑，通体呈玻璃光泽。这种长椭圆形多曲瓣状的杯流行于3至8世纪伊朗高原地区萨珊王朝统治时期，是其具有代表性的器皿之一，被称为萨珊式多曲长杯。北魏时传入中国，并对唐朝金银器的制作产生影响。唐代工匠通过模仿和改造，使其曲瓣减少，不明显凸鼓，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反映了外来文化在中国的融合过程。图片拍摄自国家博物馆《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摄影：孔夏

图为金胡瓶（唐·吐蕃，公元7—9世纪），青海“3·1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一级文物。此套胡瓶器身大小依次递减，皆素面，侈口，细长颈，鼓腹，矮圈足。器身为捶揲而成，颈腹部和圈足有套焊痕迹。捶揲法是传统金属加工的主要工艺之一，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西亚、中东地区。捶揲即锻造、打制，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对金属坯料施加压力，使其变形以获得所需造型。捶揲法制造器物因耗用材料少，不需要多人分工合作，在金银器制作中极为盛行。唐代金银器皿中碗、盘、碟、杯等大多采用捶揲技术制成。图片拍摄自国家博物馆《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摄影：孔夏

图为带把金杯。（唐·吐蕃，公元7—9世纪），青海“3·1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一级文物。带把杯，有学者称为“鋬指杯”，出现在7世纪到9世纪初的粟特地区，杯体有八棱状、圆筒状和底碗状。绝大部分杯体下部有横向内折痕。发掘出土和世界各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带把杯共30余件，造型与特式带把杯基本相同。图片拍摄自国家博物馆《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摄影：孔夏

图为金覆面（唐·吐蕃，公元7-9世纪），青海“3·1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二级文物。覆面是葬礼中覆盖在死者面部的遮盖物。此组覆面由眉毛、鼻、眼、嘴组成，一眼缺失。各部分均施以方格镶嵌绿松石，绿松石大部分已经脱落。图片拍摄自国家博物馆《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摄影：孔夏

图为动物纹带把锡杯（唐·吐蕃，公元7—9世纪），青海“3·1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一级文物。此杯形体低矮，敞口，浅腹，圈足，一侧有横平的指鋬，上饰卷草纹，下部为指环。鋬指和圈足系焊接而成，有绿色铜锈痕迹。外侧近口沿部饰联珠纹扉棱一周。腹部有两组带角的对羊回望身后，中间间隔卷草花枝。这件鋬指杯器型特别，是吐蕃时期典型器物的代表之一，无论从形制还是纹饰，均明显受到外来的影响。图片拍摄自国家博物馆《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摄影：孔夏

图为团窠纹贴金锡瓶（唐·吐蕃，公元7—9世纪），青海“3·15”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追缴，一级文物。此瓶整体铸造而成，侈口，细颈，圆鼓腹，平底。腹部有4个花形团窠，内饰鸟形，鸟翅上饰联珠纹。这种身上装饰联珠纹的立鸟形象常出现在都兰吐蕃墓出土的丝绸图案上，学者指出这种立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和朱鸟纹不同，带有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而联珠纹尤其是联珠圈纹亦是萨珊波斯人喜爱的花纹，常被应用于宫殿建筑的浮雕上。图片拍摄自国家博物馆《众志成城 守护文明——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摄影：孔夏

李特文斯基和张广达先生曾对七、八世纪亚洲东部的历史变迁做过以下评述：“由于巧合，唐朝、吐蕃和阿拉伯人几乎同时作为强权而兴起，几乎同步走上了扩张和征服的道路。七、八世纪对于这个地区的文化史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三大强权与几个突厥部落联盟之间的对抗对今后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地影响。”从上述几个金银器的基本面貌与风格特点，以及融入唐、波斯、粟特等多种不同文化因素，可从侧面反映出，吐蕃金银器的产生与发展，与此背景密切相关。

　　

吐蕃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从不同的来源与途径吸收了来自东方与西方优秀的传统工艺技术，而后形成自身独具一格的金银器风格，成为我国多民族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西藏网 记者/孔夏 部分资料参考自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

责　编丨雨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