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广州，汉称番禺。《史记·货殖列传》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亦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在这两部官方正史中，相沿述作“都会”的，概不足十。所谓“都会”，一般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有便利的交通，既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 ...

　　广州，汉称番禺。《史记·货殖列传》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亦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在这两部官方正史中，相沿述作“都会”的，概不足十。所谓“都会”，一般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有便利的交通，既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也是四方辐辏的商业繁荣之地，番禺亦然。

　　数十年来广州地区持续开展的考古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番禺作为都会的大量物化证据。不过，对于与中西贸易密切相关的珠饰，一直缺乏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却是不争的事实。当下，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牵头城市的广州，深入挖掘其丰厚而悠久的历史底蕴，特别是阐述当地遗产在跨国界、跨文化多维对话中体现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可谓迫在眉睫。恰逢其时，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一书，很好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该书虽是区域性的汉代珠饰学术专著，但其意义显然并不局限于此，若置于海上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宏大背景下考量，则是世界性的。

　　珠饰或概称为珠子的考古学价值，先贤夏鼐已有精辟论述，在他的博士论文《古埃及珠子》首篇第一章“珠子的考古价值”中，引用了弗兰德·皮特里《埃及文物手册》的一句话：“珠子和陶器是考古研究的字母”，充分肯定了珠子作为考古学证据的断代作用。霍巍先生亦言“这些看似‘蕞尔小物’的珠子背后，隐藏着风光无限的大千世界”。珠饰研究之于考古学，其学术意义已不言而喻。《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从广州地区1953年至2016年发掘的1500多座两汉墓葬中，筛选出土珠饰的242座墓葬，收集的珠饰数量多达21303颗，从珠饰出土信息、材质鉴定、工艺特征，再到珠饰的类型学研究等诸多内容均囊括其中，还附上线图和多角度的高清照片，资料全面而系统，丰富而翔实，且大部分尚属首次披露的第一手资料，无不体现出较高的考古学研究价值。

　　珠饰质轻价昂，坚固不易损，便于携带，“很容易通过商业途径传到远处，因而能展示距离遥远的两个文化之间不为人知的联系”（夏鼐语）。故此，珠饰一直是汉王朝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输入的主要商品，以致有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之为“宝石之路”，也不无道理。直接从海外输入的珠饰，在《汉书·地理志》另一段描述海外航线开辟和贸易交往的记载中更为明确，包括有“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明珠”即大颗而明亮的西方珍珠，“璧流离”即玻璃，至于“奇石异物”，从合浦等地的出土来看，大体包括红玉髓、玛瑙、蚀刻石髓珠、水晶、绿柱石、石榴石、绿松石、琥珀、黄金等材质的珠饰。这些珠饰，在广州均有较大数量的出土，而且还有不少新型式，如蜻蜓眼玻璃珠、夹金或夹银玻璃珠、短柱形马赛克珠、多面体或瓜棱形费昂斯珠以及多种绿玉髓珠等，种类和型式上更为丰富。于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外研究者而言，资料也就更为充实，更为难得。

　　珠饰的风格模仿仅是文化互动和交流的一方面，更可靠的证据或来自技术，仅单纯依靠类型学建立珠饰时空分布模式，探讨其来源就显得相当困难。夏鼐先生的“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技术的变化远比形状的变化重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毋庸置疑，科技检测分析便是珠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合作，使该书的成果更具权威性。他们挑选了400余颗珠饰样品，用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激光拉曼光谱分析、光学相干层析成像、超景深光学显微观察等现代科学技术检测手段，获取了样品的化学成分、物相结构、内部物理结构、钻孔微痕等信息，确定了玻璃珠成分体系与着色剂、玉石质珠与金属珠的材质、断层结构与制作工艺。这次抽样涵盖面广，检测手段多样，所取得的丰富数据无疑是日后同类研究的重要累积。

　　在上述考古类型学研究、科技检测分析的基础上，佐以历史文献等，该书对珠饰开展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使番禺这一都会的历史轮廓日渐清晰，而且还有了不少更为直观、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番禺珠饰贸易的扩大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直接相关

　　在西汉前期的数百座墓葬中，有14座出土珠饰共计3255颗，材质仅玻璃、红玉髓、玛瑙、煤精、玉、金等数种，大部分出自南越王墓，其余墓葬出土不足150颗。玻璃珠占比最大，超过3200颗，且多为国产的铅钡玻璃。本期的珠饰数量少，形制简单，是只有少数高等级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玻璃珠饰

　　西汉中后期，有89座墓葬出土珠饰共计6812颗。出土珠饰的墓葬数量以及珠饰本身的数量、种类都较西汉前期大为增多。玻璃珠超过了5700颗，红玉髓珠激增至383颗，玛瑙珠增至51颗，水晶珠增至85颗，还出现了绿玉髓、琥珀、石榴石、绿柱石、银、陶等材质的珠饰。表明南越国被平定后，番禺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由于汉武帝时期官方正式开通从北部湾出发、经由东南亚到达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大量的海外奇珍异宝聚集番禺，使其商业中心的地位反而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东汉时期，有139座墓葬出土珠饰共计11236颗，各种珠饰的数量稳定增长，而且种种迹象还表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技术的传播，本地开始模仿制作部分珠饰，以应对需求的扩大。

《广州汉墓》西汉中期水晶玛瑙玉髓玻璃珠饰

《广州汉墓》西汉后期水晶玛瑙琥珀绿柱石红玉髓珠饰

　　二、对不同来源珠饰的探讨，显示番禺是岭南最大的海外货物集散地

　　经检测分析，广州汉代玻璃珠包含铅钡玻璃、铅玻璃、钾玻璃、钠钙玻璃、钠铝玻璃、钾铅玻璃和混合碱玻璃等七种成分体系。铅钡玻璃与铅玻璃学术界公认为我国自制，广州出土的这两类玻璃珠可能从湖南或中原传入，也有可能在广州本地制造；钾玻璃包含低铝高钙、中等钙铝、低钙高铝3种类型，以中等钙铝型钾玻璃数量最多，低钙高铝型钾玻璃数量亦不少，这两种类型的钾玻璃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期，东汉时大量增多，其部分源自南亚或东南亚，部分为交州自制；低铝高钙型钾玻璃仅发现1颗，其化学成分、器形与战国时期楚地常见的钾钙玻璃相似，推测产自湖北江陵地区；植物灰型钠铝玻璃、矿物碱型钠铝玻璃则可能来自于南亚地区；植物灰型钠钙玻璃和费昂斯可能来自于西亚，泡碱型钠钙玻璃则主要来自地中海沿岸地区；混合碱玻璃与钾铅玻璃为技术吸收与发展的产品，多产地的可能性较大。

《广州汉墓》东汉前期煤精红玉髓玻璃珠饰

《广州汉墓》东汉后期水晶红玉髓琥珀玻璃珠饰

　　在天然材料的珠饰中，出土为数不多的透闪石软玉、绿松石、煤精珠饰，属中国传统玉石制品，基本为国内自产；瓜棱形的煤精珠，器形具西亚风格，可能为外来物品；水晶珠饰部分产于国内，部分来自于海外；琥珀原料可能多数来自缅甸，岭南工匠在本地进行加工制作，但不排除来自地中海、波罗的海的可能性；玉髓类珠饰与海蓝宝绿柱石、石榴石原料来自于南亚。南亚的珠饰传入我国可能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南亚地区直接输入，一种是经东南亚地区中转。以广州宝玉石质珠饰中数量最多的红玉髓珠饰为例，其原料应来自印度，但珠饰制作工艺存在差异，反映出其制作地点可能不同。器形规整、抛光度高，并采用钻石钻孔工艺的高质量珠饰应来自南亚地区，另一些器形不够规整、抛光度较低，采用实心钻加解玉砂工艺的珠饰，则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从器形风格来看，广州部分珠饰无疑为域外输入，如蚀花珠、系领珠、狮形珠、马赛克玻璃珠、装金或银玻璃珠、条带纹玻璃珠、沟槽珠、多面焊珠镂空金花球等，还有部分为岭南地区工匠利用外来的原料进行我国传统器形的加工制作，如琥珀胜形饰、红玉髓、琥珀耳珰等。还有一些珠饰，为岭南当地工匠利用本地的原料对外来器形进行仿制，如铅钡玻璃体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多面体玻璃珠等。

　　或直接从域外输入，或进口原材料加工，甚至是异域风格器物的仿制，均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与融合的过程，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甚至是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实物见证。不同来源的珠饰荟萃，形成了岭南最大的珠饰集散地。如此大量的外来珠饰出现，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港口城市的考古发现中也实属罕见，是番禺作为汉王朝对外交往都会的确凿证据。

　　三、丰富多彩的珠饰随葬品，折射出都会番禺的富庶

　　都会不仅是一座政治城市，住着高官显贵，也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富庶之地，这可以从广州珠饰的出土略见一斑。出土珠饰的广州两汉墓葬，墓主人多属社会的权贵阶层。单座墓葬出土珠饰少则数颗，多则数百至上千颗，不同材质的珠饰常常组合成串，装饰于墓主的头、颈、胸、腰、足部。还有4座墓，以上千颗珠子编缀成珠襦殓葬，极尽奢华。广州出土的这些珠饰，甚至在两京地区的官吏与平民墓中也不多见。西安98座东汉墓出土玻璃器和1枚双锥形金串饰。玻璃器仅见串珠和耳珰，32颗串珠出自3座墓，29件耳珰出自13座墓；洛阳烧沟225座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的墓葬中，出土水晶珠和玛瑙珠各1颗、琥珀珠4颗，玻璃器数量也很少，仅有耳珰、琀和串珠等种类。相形之下，广州出土珠饰之多、品种之丰富、器物之精美，不仅是厚葬之风的体现，还从侧面印证了都会番禺的富庶。

　　当然，这些舶来品包括部分本地加工的珠饰，也是输往内地及京畿地区的奢侈品。史料反映粤地包括珠饰在内的一些物产早已为朝廷所垂涎，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淮南子·人间训》），而发兵攻打南越，至“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弥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为珠饰贸易的顺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吕不韦与其父的对答中可知，珠宝之赢“百倍”（《史记·吕不韦列传》），可谓利润丰厚，应是商贾贩贱卖贵的主要商品，故才会出现到粤地的“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朝廷权贵对奢侈品的追逐，进一步推动番禺珠饰贸易的繁荣。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一书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流光溢彩、熠熠生辉的精美珠饰，通过著者细腻的笔触和入微的研究，宛若在绵绵叙述两千年前扬帆入海、踏星而归的丝路故事，我们也仿佛看到了番禺行人如织、商贾喧阗的都会场景。如此，从珠饰看古代社会，从实物复原历史，从蕞尔小物看大千世界，便是带给阅读者的最大乐趣和感悟。

　　本文由 樊鑫 闫广宇 摘编自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著《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之《番禺一都会也——〈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序》。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