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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寺│丝绸之路上的石刻圣迹
摘要: 中国石窟寺│丝绸之路上的石刻圣迹来源：2016-04-17 山西晚报 李尔山 文博山西
“金色神人”的丝绸之路
一千九百多年前，在中国洛阳的皇宫中，东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位金色神人，身带日光，飞行于皇宫殿庭......
次日，刘庄就此询问群臣，一位博闻多识的大臣说：西方天竺国（古印度）有叫“佛”的神人，金身向日，皇上可能是梦见佛了。
刘庄觉得此梦大吉，便派遣郎中蔡愔等沿西汉张骞通西域的路线，赴天竺求 ...
中国石窟寺│丝绸之路上的石刻圣迹来源：2016-04-17 山西晚报 李尔山 文博山西
“金色神人”的丝绸之路
一千九百多年前，在中国洛阳的皇宫中，东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位金色神人，身带日光，飞行于皇宫殿庭......
次日，刘庄就此询问群臣，一位博闻多识的大臣说：西方天竺国（古印度）有叫“佛”的神人，金身向日，皇上可能是梦见佛了。
刘庄觉得此梦大吉，便派遣郎中蔡愔等沿西汉张骞通西域的路线，赴天竺求法。
出行的时间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佛历608年。
三年后，蔡愔一行返回洛阳，他们没有到达天竺，而是在西行途中遇到了来自中天竺的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于是邀其到中原弘法。他们用白马驮着释迦牟尼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来向明帝交差。从此佛教东传华夏的历史便翻开了第一页，洛阳也就有了释教第一祖庭——白马寺。
“白马驮经”的故事作为一种传说，所涉及的时间、路径、人物、经像，虽然为后世学者们所争论不休，但与其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却是史所公认的。
第一，佛教于公元1世纪开始传入中国。
第二，佛教最初东传所循的路线是东西方已经沟通了近200年的“丝绸之路”。
这匹传说中的“白马”驮来的异国宗教哲学，后来竟然成了普适华夏的庞大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甚至当佛教在其诞生地印度销声匿迹之后，却还在这个泱泱东方大国中久久不衰，至今俯拾皆是。
▲西行途中遇到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
丝路开通与法驾西来“丝绸之路”在地理学上，主要是指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在这条中国古代同西方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上，运送的物品以中国的丝绸为大宗，故被形象地称之为“丝绸之路”。
当我们以浓厚的兴趣关注这条通道与古印度佛教东传中国之关系的时候，应当深刻记忆以下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公元前330年，希腊那位20岁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军事帝国的“天才统帅”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率军远征印度。马其顿的勇士们这时已经在中国西北的大门口、喀布尔河下游地区安营扎寨。
希腊人无论打到哪里，都要按照他们的文化习惯，用石头建造城堡，并在城堡中修建神庙、体育场和浴室。从地中海到帕米尔，希腊人共建造了70座这样的“亚历山大城”。最东边的一座就是阿富汗东北部的阿伊哈奴姆古城。
这些石头城中充满了希腊移民和希腊式的建筑以及雕塑或雕刻。西方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把他们的人种和艺术植入犍陀罗——这个被西亚人称为“香气四溢”的地方。
▲▼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和巨大的希腊雕塑左足
大约过了200年，东方一位与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样雄心勃勃的伟大君王汉武大帝刘彻，派遣他的特使张骞也到达了西亚这个特殊的地域。
刘 彻派张骞通西域最初的动机和亚历山大东征差不多，仅是为了在军事上联络大月氏人，以对付双方共同的夙敌匈奴人。汉武帝的初衷虽然没能实现，但是张骞15年 生死卓绝，却踩出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使用这个概念，其开通时间，被锁定在张骞通西域之始，即公元前 114年）。
从此，东西方文明开始汩汩如泉地交流涌动，最初的交汇点就在犍陀罗。
▲▼张骞出使西域及路线图
大约又过了不到100年，张骞通西域时访问过的大月氏人在犍陀罗建立了一个贵霜王朝（属古印度）。宽容的贵霜王朝，接纳了已经诞生了500多年的印度佛教。
在此之前佛教的崇拜物一般是以象征性图案来表示的。比如用“佛脚印”、“王座”、“白象”、“圣树”来暗示佛陀的存在。这在佛教历史上称为“无像时期”。
而当佛教传入犍陀罗后，受到多种文化元素的烘焙，特别是当佛教徒用以苦修的石窟与希腊的雕刻艺术融合时，渐渐产生了直接表现佛陀形象的雕塑和雕刻。
这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化现象，它标志着佛教从犍陀罗起走向了偶像崇拜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到来，对于佛教走向鼎盛，其意义至关重大。
▲▼具有鲜明希腊艺术风格的犍陀罗佛像
问题似乎奇奇怪怪地回到了那个住在“丝绸之路”最东端洛阳城中中国皇帝刘庄的梦中。他梦见的身带日光的金色神人，其实可能就是已在东土流传开去、被偶像化了的佛陀释伽牟尼。
在佛教“四大部洲”的宇宙结构论中，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当是富庶而淫逸，欲海茫茫的“南瞻部州”，是佛教僧侣梦寐以求的传法之地。
好在战争的铁蹄和商贾的驼队已经为他们踩出了一条现成的路。于是被佛徒们具象化了的“白马”，驮着经像，顺着“丝绸之路”走来了。
从犍陀罗进入于阗、龟兹、敦煌，穿过河西走廊，来到长安，到达洛阳，经过300年强有力的渗透，到南北朝时，已经基本覆盖中国西北和中部大部分地区。
这一支经由古丝绸之路传入，偶像带着希腊雕刻艺术风格，哲学带着东方思辨色彩的古老宗教，在唐代走向巅峰，实现了判教分宗，并在传承中与本土的儒、道思想相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全过程。
这就是佛学界所谓的“汉传佛教”。
小乘静修与建窟坐禅
最早自西向东，行进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是来自天竺（印度）的小乘教僧侣。
他们生活在公元1～4世纪那个时代，从现存的遗址遗迹看，他们以及其在西域各民族中的信众也是那个时代的丝路文化精神的创造者。
小乘教属于佛教的早期教派。信徒们只承认并崇拜释伽牟尼是唯一的佛。他们坚持毕生的清修甚至苦修，来体悟佛祖在“初转法轮”时讲述的“苦谛”，并寻求解脱之法，以证得涅槃之果，这就是所谓的“罗汉禅”（大乘教修行，着重于普渡众生的智慧之学，称“菩萨禅”）。
这些小乘僧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但凡他们认定是具有佛缘且适合他们修行的山崖便要通过募化或亲事斧凿，来开建石窟，以便禅观和静修。
这是小乘僧人们从印度带来的传统，也是中国出现石窟佛寺的肇始。
当这些僧人把他们的衣钵传给西域僧人，再由西域僧人传给汉地僧人，古丝绸之路上的石窟佛寺便由星星点点逐渐连崖结片，越来越多，而且愈建愈靠东了。
今天的新疆，是当年接受佛教传授的第一站，因此中国最早的石窟佛寺也无疑应凿建在新疆的丝路之上。
东汉以降，原先张骞出去归来的那条古道，已被辛劳的商贾和虔诚的佛徒踩成三条：
一、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由叶城、于阗、若羌，直到汉塞玉门关或阳关的南线；
二、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天山以南，由喀什、龟兹（今库车）、轮台，沿孔雀河东南行至楼兰（今鄯善）的中线；
三、天山以北，由弓月城（今伊宁）、车师（今高昌）、伊吾（今哈密），到达玉门的北线。
▲丝绸之路中国段示意图
在这三条线上都建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石窟佛寺，今天，除了南线因伊斯兰教进入，佛寺荡然无存外，其余两线依然有不少石窟寺遗址遗迹可见。
如：吐峪沟石窟（北线高昌古城东15公里）、克孜尔石窟（中线拜城县东60公里）、库土吐拉石窟（中线库车县城西30公里）、柏孜克里克石窟（北线吐鲁番东北50公里），等等。
应该说，在每一处遗存，都会有一个或几个被称为“祖师”的和尚潜心募化、鸠工建窟、面壁苦修的动人故事，可惜，面对千古寥无人迹的大漠，我们已无法从茫茫的尘封中钓沉他们的悲壮。
不过我们能够从遗存的分布、规模、结构、体量以及斧凿痕中窥知佛教最初在西域传布的艰辛以及后来的盛况，也可获得佛徒建窟与苦修时的生存、生活和信仰状况。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属于龟兹古国的疆域范围。200余处窟龛坐落于悬崖峭壁之上，绵延数公里。
考古界公认的开凿时间为公元3世纪，约在公元8～9世纪逐渐停建。近年所进行的C14测定，认为其中有的窟龛开凿于公元1世纪。
[size=1em]因此，它当之无愧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也是汉传佛教首传西域再传中原的实证。
▲克孜尔千佛洞
龟兹古国地处古丝绸之路中线上的交通要冲，公元3世纪前后，曾经是西域地区两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古丝绸之路南线上的于阗古国）。
佛教从犍陀罗入疆，龟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是西域佛教的中心，也是佛教东传中原的重要桥梁。龟兹古国被传说为“白马驮经”的起始点，当然也不完全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巧合。
克孜尔石窟寺的洞窟类型以禅窟（印度称毗诃罗窟）和礼拜窟（印度称支提窟）为主。
禅 窟数量极多，鳞次栉比的建造规模足以反映早期小乘佛教僧侣建窟坐禅静修的活动情况。支提窟为长方形，用中心塔柱分为前室、后室，两旁开甬道，供僧人旋转诵 经。石窟前室正壁一般为主尊释迦佛，两侧壁和券顶则绘有“佛本生故事”等。后室佛台上，总是横卧着释迦牟尼涅槃像，制像的仪轨也颇合小乘教义。这种窟形是 印度佛塔建筑与新疆砂岩质洞窟建筑的一种综合体，被学界称为“龟兹式”中心塔柱窟。
▲龟兹支提窟克孜尔石窟
原本是一条佛教壁画的艺术长廊，其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庞大，延续时间之长久，绝不亚于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总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
然 而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满目疮痍：供置释迦牟尼佛祖的拱型佛龛里早已空空如也，壁画上所有佛像左半边袈裟均被剥走——因为它是金箔制成的，甚至整壁整 壁的壁画被人揭走，只在洞壁上留下斑斑斧凿的痕迹——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大肆劫掠的罪证。
能让人感到荡气回肠的是石窟前广场上的鸠摩罗什塑像。
鸠 摩罗什是姚秦时代龟兹古国的佛学思想巨匠。这位被尊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大师，公元344年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先修小乘，20岁时游学疏勒， 改宗大乘，从此他立志骈首砥足，普渡众生，并把目标锁定在长安这个悠远博大东方国度的神京大邑，最后成了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 物。
他首次向汉地僧人介绍了印度当时盛行的龙树系大乘学说。他从公元401年～413年在长安首尾14年，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对汉传佛教宗派理论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译介的“三论”，是三论宗依据的基本经典；他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是天台宗赖以创宗的奠基理论；而《金刚经》等，则直接影响了禅宗的形成。
他的形象被现代雕塑艺术家重新解读：他披带有浓厚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柔质袈裟坐在克孜尔石窟前，显得那样飘逸和潇洒。他低首遐思，清癯的脸上闪过一层智慧的微笑。
▲鸠摩罗什 李尔山 绘
沙门入朝与皇家开窟鸠摩罗什22岁时，即公元366年，大师在游学疏勒途中，突然弃修小乘而改宗大乘。
这个时间与事件，或许有一种特殊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在古丝绸之路上步步为营、缓缓传播着的专注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也由此时起，逐渐转向普渡众生的大乘教。
然而，恰巧就是在这一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古丝绸之路（河西段）上一个叫敦煌的地方，又有一座石窟寺浓墨重彩地掀起了它雕凿的大幕。
故事一开头就是那样的瑰丽：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樽的僧人来到沙州（今敦煌）。他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锡杖，云游四野。一日傍晚时分，他正在月牙泉边四顾，寻找夜间栖身之处，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似有千佛跃动。
▲三危山金光灿灿
乐樽和尚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流霞，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
他忽有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要在这里筑窟造像光大佛缘。
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乐樽从此艰辛化缘，在三危山的崖壁上凿建了第一个佛窟。
故事透视给人们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这位乐樽和尚已经不是一位寻寻觅觅随缘悟解的小乘僧人了，他从三危山的金光中看到千佛涌动，说明他的信仰已然不是释伽牟尼一佛，而是认定，在无限的宇宙时空中时时处处都有佛的存在。
就是这位大乘和尚智慧的灵光，点亮了敦煌莫高窟的千年佛灯。
▲乐樽和尚 李尔山 绘
在莫高窟开凿之后一百年间，河西有不少地方得遇大乘僧人开崖建窟，其规模，较之小乘教在丝路（西域段）开建禅窟有过之而无不及。
沿丝路（河西段）至今仍可见到的石窟寺有：
莫高窟附近万佛峡的榆林窟（具体年代无考）、甘肃天水东南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初凿于公元394年）、甘肃武威南祁连山麓的天梯山石窟（凿于北凉时期）、甘肃永靖县西南小积石山中的炳灵寺石窟（凿于西秦时期）、甘肃张掖临松山中的马蹄寺石窟（凿于北凉时期），等等。
但是，在这河西一百年如此众多的石窟寺中（包括早期的莫高窟），谁都没有拔得当时的头筹。
而在遥远的河东，由于强大的拓跋氏铁骑席卷了整个北方，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王朝，以皇家气魄开凿的平城武周山云冈石窟，无可争议地创建了新辉煌。
▲大同云冈
石窟云冈石窟的开凿，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朝廷之上与本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后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一项成果。
佛教顺丝路而进，能够大兴于两晋南北朝，政治上属于“乘乱而入”，思想上属于“乘虚而入”。
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然是其直接导因。然而，当百姓们在苦难中提前选择了佛教为解脱的精神支柱之时，君王们的选择便只有两条了：要么把佛教彻底灭掉，要么就把它整合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生活在平城的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从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公元446年）到文成帝拓跋濬复法（公元460年），短短一二十年间，决策竟如此水火相背，让今天的人们隐约感到了他们的无奈和痛苦。
“太武灭佛”，是皇帝拓跋焘担忧寺院经济迅速膨胀压迫国家财政，司徒崔浩执意复兴儒教厉行文治，国师寇谦之意欲振兴天师道教，联手导演的一场惨剧。而“文成复法”，则是小皇帝拓跋濬迫于鲜卑贵族对崔浩厉行羲农之治汉化政策的严重不满，而采取的政治稳定措施。
这场无比复杂十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在杀得血流成河后，牵出了一个人物，太武灭法时的幸存者，沙门（和尚）昙曜。
昙曜的出场，当然也会有一个充满大乘智慧的故事：
据说文成复法伊始，逃过死亡之劫的昙曜终于能坦然地呼吸一下平城的空气了，他在归京的路上，正好碰上了文成帝巡游的车驾，车驾上的御马（或许又是一匹白马，大乘教关注一切众生）突然咬住了他的袈裟。
文成帝认为这是“马识善人”，对昙曜“以师待之”。这位新的帝王师，不久便出任“沙门统”（全国最高的僧宫），受命在京西武周山开凿石窟。
▲马识善人之昙曜 李尔山 绘
云冈石窟在昙曜的主持下，从公元460年前后开工，到公元499年北魏王朝南迁便基本告竣。
这是一项由皇帝亲自督导，国家出巨资，在印度及西域僧人指导下实施的皇家工程，是中国北方，由万名工匠在公元5世纪后40年一气呵成的包含有数百个佛龛窟和数万躯佛像的不朽巨作。
皇家工程的地位，使云冈石窟成为沿丝路而来的汉传佛教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所。
云 冈石窟在艺术上也是极其成功的。特别是由昙曜法师亲自设计主持开凿的早期五所大窟（史称“昙曜五窟”）中的佛像，既虔诚地贯彻了佛陀生活原型的经典主义仪 轨，又浓重地体现了希腊古典雕刻艺术的唯美主义色彩，同时也巧妙标注了东方政治传统的神秘主义倾向（《魏书•释老志》有个著名的记载：“诏有司为石像，令 如帝身”）。
最精彩的是编号为20窟的释迦牟尼大佛。
佛高13.7米。大佛脸为椭圆，眉毛细长，眼窝略凹，薄唇微翘，特别是鼻从额头笔直伸出的特征与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理想美特征大体上是一致的。
大佛穿着右袒的通肩厚重袈裟，让人想到了佛陀像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大哲学家亚历斯多德一样的深刻与渊博。袈裟内衬的轻薄绵软绣纹精美的丝裳，又让人想到了佛陀就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大神宙斯一样尊贵和威严。
这尊石像不愧为犍陀罗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最优秀最典型的巅顶之作。
▲ 云冈石窟第20窟释迦牟尼佛像
公元5世纪末，北魏王朝的政权转移到一位少年英主的手中。
他就是孝文帝拓跋宏（改汉姓为元，亦称元宏）。
孝文在他的祖母文明皇太后（文成帝后）的教导下，认真检视并运用了北魏列祖列宗的思想武库。
他既像其高祖太武帝那样厉行羲农之治，又像其祖父文成帝那样恭行佛化之道。因此他的“汉化”与“崇佛”两只脚，比之先帝们走得更远。
他一生办成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这是最彻底的汉化举措；另一件是用几乎占全国税赋一半的财力兴建了洛阳龙门石窟，这是登峰造极的造佛运动。
龙门石窟北魏营造期为30余年（公元504年～534年）。著名的“北魏三窟”：古阳洞、宾阳洞和莲花洞，继承了云冈昙曜五窟的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式。
此时的佛像，多为面容清癯秀劲的秀骨清像。佛多着褒衣博带，衣褶层叠稠密，衣裙垂蔽。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优雅端庄，这种具有更鲜明民族特点和风格的中原佛教艺术，是形成中国式佛教石窟艺术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龙门石窟莲花洞.北魏
北 魏时期由于皇室崇佛，加之北方以平城为中心的草原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商人和佛教僧侣可以从最西部的伊犁河谷安全到达最东部的辽河平原；南部从于阗直到洛阳 的古道上更是梵宫处处、商旅不绝。于是在这两条几乎平行的线路上，又有一大批石窟寺被僧人、居士甚至地方官吏开凿出来。
如：甘肃泾河两岸的南北石窟（北魏永平二年）、辽宁大凌河北岸的万佛堂石窟（北魏太和二十九年）、河南巩县石窟（北魏景明年间）、宁夏固原须眉山石窟（北魏正光年间）、陕西铜川延安榆林一带的陕北石窟（北魏，具体年代无考）。
除了北魏，这一时期或稍后，还有东魏的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北齐的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北周的甘肃拉梢寺摩崖造像，等等。
而那些已成规模的旧窟，则与两京（平城、洛阳）新建大窟之间出现了双向交流的局面。我们今天能在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的北魏洞窑中，看到和云冈一样的犍陀罗风格的石佛（北魏早期）及龙门一样的秀骨清像（北魏晚期），其原因盖出于此。大乘炀炀与石窟煌煌北魏朝廷崇佛、造佛，对于佛教在华的传布而言，无疑是树立了一个极其“光辉”的榜样。后世的皇帝，无论大小朝廷，长命短寿，多有效法。
与北魏孝文帝年代相去不远，受了北齐皇位禅让的南朝梁武帝萧衍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司 马光的《资治通鉴》说他“博学能文，阴阳、卡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尤其热衷于弘扬佛法。他不仅吃斋受戒，还自认已历三世轮回，修得了菩 萨果位。在他的治下有五成的百姓出家。他为悼念亡妻，亲创“盂兰盆会”，写下《梁皇宝忏》，成为佛教超度所谓孤魂野鬼“盂兰盆节”的创始人。
萧衍身后传奇很多，有一则故事尤其耐人玩味：
有个名叫榼头的僧人，修炼十分精进，梁武帝非常敬佩他，于是派使臣下诏相邀。榼头进见时，武帝正和大臣沈约下棋，想要“杀上一段”。使臣连禀三次说：“榼头师父到”，他全不听得，口里说：“杀却。”使臣以为要杀和尚，马上就把榼头推出去杀了。
武帝下完棋问：“榼头师请来否？”使臣回答：“已奉旨杀了。”武帝大惊，才明白是杀棋时使臣误听之故。
武帝问：“他临死前说什么没有？”使臣说：“榼头师说他今生无罪，只是前世做小沙弥，锄草时错送了一条蚯蚓的性命，武帝当是那个蚯蚓，今生该还他命。”
这个故事在佛学研究中如同“罗什改宗”、“乐樽望佛”一样，也具有标志性意义。由于轮回报应是大乘思想的重要内容，“梁皇杀却”故事的出现，标志着大乘教在中国的传布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判教分宗的时代已然呼之欲出。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他以其卓越的文治武功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混乱局面。但是，他的子孙却不肖。隋朝的江山被另一位伟大的君王——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夺了去，中国封建社会在他手里被推向顶峰。
像隋文帝、唐太宗这样的大统君王虽然不会像萧衍那样痴迷释教，但同样敬佛不辍。就在李世民亲手缔造的“贞观盛世”中，中国又一位佛学思想巨匠玄奘出现了。
他和300年前从西域来到长安的鸠摩罗什大师志向相同方向相反，沿着丝绸之路走出了国门。
玄奘大师于公元627年，骑着白马，孤身西征天竺，求经问法，历时17年，艰苦备尝，游历数十国，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壮举。
他深研法相、唯识之学，弘扬大乘，名震古印度五天竺。所著《真唯识量颂》，被视为当时印度宗教哲学的最高权威。大师归国后，译经不辍，凡19年，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将印度之所学尽传中华。
▲玄奘大师 李尔山 绘
白马又一次出现了，这次唐僧的白马驮回了大乘佛教的炀炀盛世。
大乘教把佛法神格化为至高无上的法身佛毗卢遮那。教主释迦牟尼只是他的世俗身（应身）。而经、律、论三藏则是法的载体。因此，译经是传法之本。
从 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大师到长安翻译《三论》、《法华》、《金刚》诸经，到玄奘大师公元644年从天竺归来翻译《瑜伽》、《般若》诸经，再到此稍后（公元 720年左右）“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到长安翻译《大日》、《金刚顶》等密宗经，长安译场一直扮演着佛教在华传播理论策源地的角色，历经 300多年的努力，卷帙浩繁的印度大乘经典已绝大多数翻译来华。
在大唐盛世到来之时，汉传佛教的分宗盛世也到来了。长安周边各宗祖庭纷纷举幡设坛：三论宗起于草堂、华严宗起于至相、法相宗起于慈恩、净土宗起于香积、律宗起于净业、密宗起于兴善。
而在丝绸之路的最东端洛阳，中国最大的汉传佛教宗派禅宗，也在少林寺兴起。到此，加上最先起于天台山的天台宗，所谓“汉传八宗”已全部登上了中国的社会舞台。
隋 唐大一统后逐渐形成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和谐的大环境，为古老的石窟注入了新的生机，敦煌莫高窟也在此时达到了鼎盛。彩塑与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体， 此时出现了7～9身彩塑的群像，艺术风格又趋向雍容华丽，特别是盛唐以后的许多优秀作品......那轻倩柔媚的菩萨和刚劲勇猛的金刚、力士，充分体现了 艺术家的娴熟技巧和注入的真情实感。
这时的壁画，更是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当你置身于窟中，那神态逼真、含笑自如的菩萨；那婀娜多姿、翩翩起舞的仙女；那姿态妩媚、凌空翱翔的飞天；那五彩缤纷的鲜花；那不奏自鸣的仙乐......仿佛把你带进了神仙天国，身心随着飞天飘旋，好像整个洞窟都在晃动。
用 余秋雨先生的话讲：莫高窟唐代壁画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300年前）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 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唐代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种生命的信号是 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
盛世敦煌是一处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地理、宗教、社会、民族、外交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的历史博物馆，也是国人骄视异邦的心灵长廊，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在这里实现了聚合。
▲敦煌莫高壁画反弹琵琶伎乐
天龙门石窟真正辉煌同样也在隋唐，特别是唐武后时期石雕艺术成就可以问鼎全国。
其中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完工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最具代表性。
卢舍那大佛高逾17米，一组11尊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一派盛世风范。尤值称道的是，在卢舍那大佛身上宗教神秘气氛被人世间情调所代替，充满着动感和柔情，大佛以脉脉浅笑面对人寰，首开大悲佛风。佛像衣褶流利自然，菩萨端庄温柔，天王力士雄武有力。
据造像铭记载，武则天曾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并率群臣参加大佛的开光盛仪。
万佛洞是为高宗、武后及其诸子开凿的另一大窟。后室正壁凿一铺九尊，南北壁满刻1.5万尊坐佛，窟门外侧雕二力士。造像以崇拜阿弥陀佛为主，弥勒次之，还有观音菩萨。佛主要着通肩大衣和双领下垂大衣，菩萨多袒上身或斜披络腋，肌肉丰腴，身姿婀娜，具有曲线美。
这种崇拜方式（华严宗主崇卢舍那佛，净土宗主崇阿弥陀佛），说明当时大乘之判教分宗已告完成。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唐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在这一时期也有突出的亮点。
麦积山标志性石胎泥塑“华严三圣”“西方三圣”塑于隋朝。而唐代散花楼（七佛阁）中低眉凝眸、恬静妩媚、含情带笑、优雅纯朴、活泼天真、抑郁忧沉的众多菩萨丰姿，与44窟 “东方蒙娜丽莎”那神秘一笑，更具摄人魂魄的魅力。
这让我们想到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偶像意识演变的奇特现象：
渴求慈爱的女性化倾向，扮靓了佛教世俗化的最后结局。[size=1em]这满山温温尔雅的佛、菩萨、胁侍、飞天、供养，已经预示了如“恒河沙一样多”观音的到来。
很多专家认为，麦积山石窟的特色，在于其属于民间开凿。其实在佛教艺术的审美视野中，民间性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女性主义。
▲麦积山石窟菩萨泥塑像.
唐隋唐时期不仅古老的石窟呈现勃勃生机，新的石窟也还在大规模开凿，而且选址也远远离开丝绸之路，向全国各地扩散。
如： 山东青州云门山石窟（隋开皇十年）、四川巴中摩崖造像（隋大业五年）、陕西郴县大佛寺（唐贞观二年）、山东济南柳埠千佛崖石刻（唐武德年间）、四川夹江千 佛崖（唐开元年间）、四川安岳石刻（盛唐时具体年代无考）、云南剑川石窟（南诏国天启十一年相当于唐会昌元年），等等。
这个时期新凿石窟寺中最为光彩夺目的艺术瑰宝是四川乐山大佛。
这尊通高71米、肩宽28米（其中头高14.7米、宽10米，耳长7米、眼长3.3米、颈高 3米、脚背宽8.5米）的世界上最大石刻佛像，坐落在川南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栖鸾峰下，依凌云山山崖开凿而成。可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这是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到唐德宗十九年（公元803年），由名僧海通法师与名吏韦皋节度使，历时90年完成的宏伟巨制。
伟大的未来佛祖弥勒，远眺峨嵋云海，近观三江清涛，吞吐着大唐气象。
▲乐山大佛.唐
▲海通法师 李尔山 绘
佛教衰微与石窟绝唱乐山弥勒大佛风雨不动安如山地在三江口静静坐了371年，有一天他突然听到身后不远的地方又响起了斧凿声。
他回头看了看，知道那里是大足宝顶山——四川汉传密宗柳本尊的门下南宋一代名僧赵智凤又在开窟造像。对未来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弥勒佛没有笑，他也压根儿笑不出来。
他知道：这是石刻佛寺的最后绝唱了。
唐代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乱世开始了。这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最后造就了一位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的皇帝周世宗柴荣。
他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措施来迎接新一个盛世。其中一项就是被后世历家大褒大贬的“废佛”。
此前发生过的“三武灭法”多有很深的政治原因，所以总是走不出“即灭即复”的怪圈：北魏太武灭佛，文成帝即位就复法；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便“复佛像及天尊像”；唐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又大兴之。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废佛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唐、五代时佛教迅猛发展到柴荣当世时，已经成为社会一大积患。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力，僧尼不耕不织不税不赋虚耗国力。同时，寺院还销熔大量铜器乃至钱币铸造佛像，致使铜价上涨，钱币奇缺。
为了增加财力、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仅这一年全国共废寺院30336所，还俗僧尼61200人，使佛教受到沉重打击。
柴荣“出师未捷身先死”，大一统帝国的“黄袍”最后加在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身上。赵氏基本贯彻了柴氏攻略，对于佛教也没有灭而即复，佛教的衰落期就此来临了。
当然，佛教的衰落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公 元800年左右，佛教在其源头印度也开始衰落。婆罗门教的哲学天才商羯罗横空出世，他对旧教进行了改造，使这个古老的宗教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改造后称印度 教）。而佛教此时却人才寥落，相形见绌。在这种时节因缘而生起的密宗，在仪式上不得不采取更多“方便”，以吸收“敌人”的东西，来维持存在。
在中国，天台、三论、华严、法相、律宗，因经源枯竭，理论式微，早难以为继。僧团规模最大的禅宗和信众最多的净土宗，也因缺乏理论创新，或变得愈加“玄妙”，或走向更加“庸俗”。
看来，也只有让密宗的赵智凤去唱石窟的最后一支歌了。
▲密宗法师赵智凤 李尔山 绘
大足宝顶山石刻始凿于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年），历时70余载，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佛教密宗石窟寺。
“释 迦牟尼涅槃图”是大足最大的石刻。释迦像长31米，头北足南面西右卧，膝部以下没入南壁岩石中。面容宁静，微合双目。崖顶云中立释迦母摩耶夫人及亲属、天 女等9身。释迦头侧及身前有天王、释迦众弟子及赵智凤、柳本尊等14身半截像。人物表情多虔诚肃穆，着重衬托释迦灭度时的超脱气氛。
密宗主崇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因此“毗卢道场”是大足石刻中最主要的窟龛，窟中中心塔内雕毗卢遮那佛，两侧刻菩萨及弟子听法场面。造像大多形态端庄，面像丰腴典雅，神情恬静，继承了唐代造像的优良传统，是大足造像精美的作品之一。
千手千眼观音是密宗的主供菩萨，也刀工极佳。菩萨像高虽不过3米，后背出现了1007只手与眼。手的正、侧、向、背、弯、曲、平、直，千变万化。掌、指的比例和肌肉、骨节也刻得相当真实，是中国石刻艺术中仅见之精品。
大足石刻有许多与儒家思想相融和的经变相，其中父母恩重经变相颇受关注。它以11组雕像表现儒家孝道观念的父母十种恩德，每组均有方碑刻标题和颂词。雕像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父母对儿女的深挚感情，生活气息极为浓厚。
“十 大明王”是密宗独有的佛菩萨之教令轮身，所以其石刻像也为大足独有。明王个个神态威猛： “愤怒明王”两眼圆睁，眉头耸起，嘴咬左拳；"秽迹明 王"剑眉插鬓，鼻翼张开，獠牙外露......可惜明王像除西侧 5尊接近完工外，其余5尊皆因元兵入川，未能完成，让这最后的绝唱还留下一络 遗韵。
▲大足石刻菩萨像.
宋伴着这遗韵的或许还应算上浙江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石刻。
宋刻题材多为罗汉、祖师像，规模大小不一，制作粗拙，形象刻板,倒是临溪岩壁间元人刻的弥勒与十八罗汉群像倒算佳作。
弥勒高2米，作布袋和尚形，袒腹踞坐，笑容可掬，富于感染力，其雕刻水平为历代布袋和尚造像之冠。
不过，布袋和尚之笑，也是佛教石窟造像中最后无奈的笑容了。
▲杭州飞来峰石刻弥勒佛像
关于佛教沿古丝绸之路，由西域东传中原的话题，在清以前，原本史无别论。
但在清末民初，考据学兴盛之时，有人便提出了“海传早于陆传”的观点，即认为：
佛教最初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非传统所谓之陆上丝路。其落脚点也不是京（长安）洛（洛阳），而是江淮。
论者还把“白马驮经”之说，责为“佛徒自爱之臆造。”执这种观点的重量级人物中有梁启超先生，因此颇受当时学界关注。近年佛学之风日盛，此论再度重提，甚至得到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支持，因此也极为惹眼。
我 们虽然不能否认，陆上丝绸之路刚在踩踏之初，中国的西汉已存在与古印度的海上贸易往来，甚至也不能否认在西域佛教向中原方传未到之际，从东南沿海到江淮腹 地已有佛教在流布，因而会有杜牧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大势。但是这股从公元1世纪开始，经由陆上丝路传入，既有路径踩踏，又有僧侣译 著，更有石窟雕造，自《后汉书》起，不绝于信史的佛化事实，同样也是无法否定的。
事实上，佛教来华还不止这两条：从尼泊尔，翻过喜马拉雅山口进入中国西藏，再达四川、青海及蒙地，又是一条。由缅甸，进入云南保山、思茅，到达昆明，再转北，由丽江沿金沙直下长江流域，也是一条。究竟谁先谁后？
对于考古学而言，确有必要弄清楚。但就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佛教的传布价值而言，只要在寺庙建设（包括石窟）、经论建设、僧团建设等方面，承认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这一支，是传华佛教中规模最大、建树最多、影响最远的一支，也就够了。
[size=1em]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无论那条线路在前，都不会改变佛教于公元1世纪进入中国这个大前提。
▲文首尾图为青州造像
“金色神人”的丝绸之路
一千九百多年前，在中国洛阳的皇宫中，东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位金色神人，身带日光，飞行于皇宫殿庭......
次日，刘庄就此询问群臣，一位博闻多识的大臣说：西方天竺国（古印度）有叫“佛”的神人，金身向日，皇上可能是梦见佛了。
刘庄觉得此梦大吉，便派遣郎中蔡愔等沿西汉张骞通西域的路线，赴天竺求法。
出行的时间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佛历608年。
三年后，蔡愔一行返回洛阳，他们没有到达天竺，而是在西行途中遇到了来自中天竺的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于是邀其到中原弘法。他们用白马驮着释迦牟尼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来向明帝交差。从此佛教东传华夏的历史便翻开了第一页，洛阳也就有了释教第一祖庭——白马寺。
“白马驮经”的故事作为一种传说，所涉及的时间、路径、人物、经像，虽然为后世学者们所争论不休，但与其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却是史所公认的。
第一，佛教于公元1世纪开始传入中国。
第二，佛教最初东传所循的路线是东西方已经沟通了近200年的“丝绸之路”。
这匹传说中的“白马”驮来的异国宗教哲学，后来竟然成了普适华夏的庞大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甚至当佛教在其诞生地印度销声匿迹之后，却还在这个泱泱东方大国中久久不衰，至今俯拾皆是。
▲西行途中遇到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
丝路开通与法驾西来“丝绸之路”在地理学上，主要是指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3～14世纪横贯欧亚的陆路交通干线，在这条中国古代同西方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上，运送的物品以中国的丝绸为大宗，故被形象地称之为“丝绸之路”。
当我们以浓厚的兴趣关注这条通道与古印度佛教东传中国之关系的时候，应当深刻记忆以下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公元前330年，希腊那位20岁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军事帝国的“天才统帅”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率军远征印度。马其顿的勇士们这时已经在中国西北的大门口、喀布尔河下游地区安营扎寨。
希腊人无论打到哪里，都要按照他们的文化习惯，用石头建造城堡，并在城堡中修建神庙、体育场和浴室。从地中海到帕米尔，希腊人共建造了70座这样的“亚历山大城”。最东边的一座就是阿富汗东北部的阿伊哈奴姆古城。
这些石头城中充满了希腊移民和希腊式的建筑以及雕塑或雕刻。西方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把他们的人种和艺术植入犍陀罗——这个被西亚人称为“香气四溢”的地方。
▲▼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和巨大的希腊雕塑左足
大约过了200年，东方一位与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一样雄心勃勃的伟大君王汉武大帝刘彻，派遣他的特使张骞也到达了西亚这个特殊的地域。
刘 彻派张骞通西域最初的动机和亚历山大东征差不多，仅是为了在军事上联络大月氏人，以对付双方共同的夙敌匈奴人。汉武帝的初衷虽然没能实现，但是张骞15年 生死卓绝，却踩出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使用这个概念，其开通时间，被锁定在张骞通西域之始，即公元前 114年）。
从此，东西方文明开始汩汩如泉地交流涌动，最初的交汇点就在犍陀罗。
▲▼张骞出使西域及路线图
大约又过了不到100年，张骞通西域时访问过的大月氏人在犍陀罗建立了一个贵霜王朝（属古印度）。宽容的贵霜王朝，接纳了已经诞生了500多年的印度佛教。
在此之前佛教的崇拜物一般是以象征性图案来表示的。比如用“佛脚印”、“王座”、“白象”、“圣树”来暗示佛陀的存在。这在佛教历史上称为“无像时期”。
而当佛教传入犍陀罗后，受到多种文化元素的烘焙，特别是当佛教徒用以苦修的石窟与希腊的雕刻艺术融合时，渐渐产生了直接表现佛陀形象的雕塑和雕刻。
这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化现象，它标志着佛教从犍陀罗起走向了偶像崇拜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到来，对于佛教走向鼎盛，其意义至关重大。
▲▼具有鲜明希腊艺术风格的犍陀罗佛像
问题似乎奇奇怪怪地回到了那个住在“丝绸之路”最东端洛阳城中中国皇帝刘庄的梦中。他梦见的身带日光的金色神人，其实可能就是已在东土流传开去、被偶像化了的佛陀释伽牟尼。
在佛教“四大部洲”的宇宙结构论中，中国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当是富庶而淫逸，欲海茫茫的“南瞻部州”，是佛教僧侣梦寐以求的传法之地。
好在战争的铁蹄和商贾的驼队已经为他们踩出了一条现成的路。于是被佛徒们具象化了的“白马”，驮着经像，顺着“丝绸之路”走来了。
从犍陀罗进入于阗、龟兹、敦煌，穿过河西走廊，来到长安，到达洛阳，经过300年强有力的渗透，到南北朝时，已经基本覆盖中国西北和中部大部分地区。
这一支经由古丝绸之路传入，偶像带着希腊雕刻艺术风格，哲学带着东方思辨色彩的古老宗教，在唐代走向巅峰，实现了判教分宗，并在传承中与本土的儒、道思想相融合，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全过程。
这就是佛学界所谓的“汉传佛教”。
小乘静修与建窟坐禅
最早自西向东，行进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是来自天竺（印度）的小乘教僧侣。
他们生活在公元1～4世纪那个时代，从现存的遗址遗迹看，他们以及其在西域各民族中的信众也是那个时代的丝路文化精神的创造者。
小乘教属于佛教的早期教派。信徒们只承认并崇拜释伽牟尼是唯一的佛。他们坚持毕生的清修甚至苦修，来体悟佛祖在“初转法轮”时讲述的“苦谛”，并寻求解脱之法，以证得涅槃之果，这就是所谓的“罗汉禅”（大乘教修行，着重于普渡众生的智慧之学，称“菩萨禅”）。
这些小乘僧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但凡他们认定是具有佛缘且适合他们修行的山崖便要通过募化或亲事斧凿，来开建石窟，以便禅观和静修。
这是小乘僧人们从印度带来的传统，也是中国出现石窟佛寺的肇始。
当这些僧人把他们的衣钵传给西域僧人，再由西域僧人传给汉地僧人，古丝绸之路上的石窟佛寺便由星星点点逐渐连崖结片，越来越多，而且愈建愈靠东了。
今天的新疆，是当年接受佛教传授的第一站，因此中国最早的石窟佛寺也无疑应凿建在新疆的丝路之上。
东汉以降，原先张骞出去归来的那条古道，已被辛劳的商贾和虔诚的佛徒踩成三条：
一、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由叶城、于阗、若羌，直到汉塞玉门关或阳关的南线；
二、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天山以南，由喀什、龟兹（今库车）、轮台，沿孔雀河东南行至楼兰（今鄯善）的中线；
三、天山以北，由弓月城（今伊宁）、车师（今高昌）、伊吾（今哈密），到达玉门的北线。
▲丝绸之路中国段示意图
在这三条线上都建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石窟佛寺，今天，除了南线因伊斯兰教进入，佛寺荡然无存外，其余两线依然有不少石窟寺遗址遗迹可见。
如：吐峪沟石窟（北线高昌古城东15公里）、克孜尔石窟（中线拜城县东60公里）、库土吐拉石窟（中线库车县城西30公里）、柏孜克里克石窟（北线吐鲁番东北50公里），等等。
应该说，在每一处遗存，都会有一个或几个被称为“祖师”的和尚潜心募化、鸠工建窟、面壁苦修的动人故事，可惜，面对千古寥无人迹的大漠，我们已无法从茫茫的尘封中钓沉他们的悲壮。
不过我们能够从遗存的分布、规模、结构、体量以及斧凿痕中窥知佛教最初在西域传布的艰辛以及后来的盛况，也可获得佛徒建窟与苦修时的生存、生活和信仰状况。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属于龟兹古国的疆域范围。200余处窟龛坐落于悬崖峭壁之上，绵延数公里。
考古界公认的开凿时间为公元3世纪，约在公元8～9世纪逐渐停建。近年所进行的C14测定，认为其中有的窟龛开凿于公元1世纪。
[size=1em]因此，它当之无愧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也是汉传佛教首传西域再传中原的实证。
▲克孜尔千佛洞
龟兹古国地处古丝绸之路中线上的交通要冲，公元3世纪前后，曾经是西域地区两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古丝绸之路南线上的于阗古国）。
佛教从犍陀罗入疆，龟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是西域佛教的中心，也是佛教东传中原的重要桥梁。龟兹古国被传说为“白马驮经”的起始点，当然也不完全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巧合。
克孜尔石窟寺的洞窟类型以禅窟（印度称毗诃罗窟）和礼拜窟（印度称支提窟）为主。
禅 窟数量极多，鳞次栉比的建造规模足以反映早期小乘佛教僧侣建窟坐禅静修的活动情况。支提窟为长方形，用中心塔柱分为前室、后室，两旁开甬道，供僧人旋转诵 经。石窟前室正壁一般为主尊释迦佛，两侧壁和券顶则绘有“佛本生故事”等。后室佛台上，总是横卧着释迦牟尼涅槃像，制像的仪轨也颇合小乘教义。这种窟形是 印度佛塔建筑与新疆砂岩质洞窟建筑的一种综合体，被学界称为“龟兹式”中心塔柱窟。
▲龟兹支提窟克孜尔石窟
原本是一条佛教壁画的艺术长廊，其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庞大，延续时间之长久，绝不亚于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总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
然 而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满目疮痍：供置释迦牟尼佛祖的拱型佛龛里早已空空如也，壁画上所有佛像左半边袈裟均被剥走——因为它是金箔制成的，甚至整壁整 壁的壁画被人揭走，只在洞壁上留下斑斑斧凿的痕迹——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大肆劫掠的罪证。
能让人感到荡气回肠的是石窟前广场上的鸠摩罗什塑像。
鸠 摩罗什是姚秦时代龟兹古国的佛学思想巨匠。这位被尊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的大师，公元344年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先修小乘，20岁时游学疏勒， 改宗大乘，从此他立志骈首砥足，普渡众生，并把目标锁定在长安这个悠远博大东方国度的神京大邑，最后成了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 物。
他首次向汉地僧人介绍了印度当时盛行的龙树系大乘学说。他从公元401年～413年在长安首尾14年，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对汉传佛教宗派理论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译介的“三论”，是三论宗依据的基本经典；他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是天台宗赖以创宗的奠基理论；而《金刚经》等，则直接影响了禅宗的形成。
他的形象被现代雕塑艺术家重新解读：他披带有浓厚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柔质袈裟坐在克孜尔石窟前，显得那样飘逸和潇洒。他低首遐思，清癯的脸上闪过一层智慧的微笑。
▲鸠摩罗什 李尔山 绘
沙门入朝与皇家开窟鸠摩罗什22岁时，即公元366年，大师在游学疏勒途中，突然弃修小乘而改宗大乘。
这个时间与事件，或许有一种特殊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在古丝绸之路上步步为营、缓缓传播着的专注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也由此时起，逐渐转向普渡众生的大乘教。
然而，恰巧就是在这一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古丝绸之路（河西段）上一个叫敦煌的地方，又有一座石窟寺浓墨重彩地掀起了它雕凿的大幕。
故事一开头就是那样的瑰丽：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樽的僧人来到沙州（今敦煌）。他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锡杖，云游四野。一日傍晚时分，他正在月牙泉边四顾，寻找夜间栖身之处，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似有千佛跃动。
▲三危山金光灿灿
乐樽和尚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流霞，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
他忽有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要在这里筑窟造像光大佛缘。
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乐樽从此艰辛化缘，在三危山的崖壁上凿建了第一个佛窟。
故事透视给人们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这位乐樽和尚已经不是一位寻寻觅觅随缘悟解的小乘僧人了，他从三危山的金光中看到千佛涌动，说明他的信仰已然不是释伽牟尼一佛，而是认定，在无限的宇宙时空中时时处处都有佛的存在。
就是这位大乘和尚智慧的灵光，点亮了敦煌莫高窟的千年佛灯。
▲乐樽和尚 李尔山 绘
在莫高窟开凿之后一百年间，河西有不少地方得遇大乘僧人开崖建窟，其规模，较之小乘教在丝路（西域段）开建禅窟有过之而无不及。
沿丝路（河西段）至今仍可见到的石窟寺有：
莫高窟附近万佛峡的榆林窟（具体年代无考）、甘肃天水东南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初凿于公元394年）、甘肃武威南祁连山麓的天梯山石窟（凿于北凉时期）、甘肃永靖县西南小积石山中的炳灵寺石窟（凿于西秦时期）、甘肃张掖临松山中的马蹄寺石窟（凿于北凉时期），等等。
但是，在这河西一百年如此众多的石窟寺中（包括早期的莫高窟），谁都没有拔得当时的头筹。
而在遥远的河东，由于强大的拓跋氏铁骑席卷了整个北方，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王朝，以皇家气魄开凿的平城武周山云冈石窟，无可争议地创建了新辉煌。
▲大同云冈
石窟云冈石窟的开凿，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朝廷之上与本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后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一项成果。
佛教顺丝路而进，能够大兴于两晋南北朝，政治上属于“乘乱而入”，思想上属于“乘虚而入”。
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自然是其直接导因。然而，当百姓们在苦难中提前选择了佛教为解脱的精神支柱之时，君王们的选择便只有两条了：要么把佛教彻底灭掉，要么就把它整合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生活在平城的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们，从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公元446年）到文成帝拓跋濬复法（公元460年），短短一二十年间，决策竟如此水火相背，让今天的人们隐约感到了他们的无奈和痛苦。
“太武灭佛”，是皇帝拓跋焘担忧寺院经济迅速膨胀压迫国家财政，司徒崔浩执意复兴儒教厉行文治，国师寇谦之意欲振兴天师道教，联手导演的一场惨剧。而“文成复法”，则是小皇帝拓跋濬迫于鲜卑贵族对崔浩厉行羲农之治汉化政策的严重不满，而采取的政治稳定措施。
这场无比复杂十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在杀得血流成河后，牵出了一个人物，太武灭法时的幸存者，沙门（和尚）昙曜。
昙曜的出场，当然也会有一个充满大乘智慧的故事：
据说文成复法伊始，逃过死亡之劫的昙曜终于能坦然地呼吸一下平城的空气了，他在归京的路上，正好碰上了文成帝巡游的车驾，车驾上的御马（或许又是一匹白马，大乘教关注一切众生）突然咬住了他的袈裟。
文成帝认为这是“马识善人”，对昙曜“以师待之”。这位新的帝王师，不久便出任“沙门统”（全国最高的僧宫），受命在京西武周山开凿石窟。
▲马识善人之昙曜 李尔山 绘
云冈石窟在昙曜的主持下，从公元460年前后开工，到公元499年北魏王朝南迁便基本告竣。
这是一项由皇帝亲自督导，国家出巨资，在印度及西域僧人指导下实施的皇家工程，是中国北方，由万名工匠在公元5世纪后40年一气呵成的包含有数百个佛龛窟和数万躯佛像的不朽巨作。
皇家工程的地位，使云冈石窟成为沿丝路而来的汉传佛教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场所。
云 冈石窟在艺术上也是极其成功的。特别是由昙曜法师亲自设计主持开凿的早期五所大窟（史称“昙曜五窟”）中的佛像，既虔诚地贯彻了佛陀生活原型的经典主义仪 轨，又浓重地体现了希腊古典雕刻艺术的唯美主义色彩，同时也巧妙标注了东方政治传统的神秘主义倾向（《魏书•释老志》有个著名的记载：“诏有司为石像，令 如帝身”）。
最精彩的是编号为20窟的释迦牟尼大佛。
佛高13.7米。大佛脸为椭圆，眉毛细长，眼窝略凹，薄唇微翘，特别是鼻从额头笔直伸出的特征与希腊太阳神阿波罗的理想美特征大体上是一致的。
大佛穿着右袒的通肩厚重袈裟，让人想到了佛陀像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大哲学家亚历斯多德一样的深刻与渊博。袈裟内衬的轻薄绵软绣纹精美的丝裳，又让人想到了佛陀就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大神宙斯一样尊贵和威严。
这尊石像不愧为犍陀罗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最优秀最典型的巅顶之作。
▲ 云冈石窟第20窟释迦牟尼佛像
公元5世纪末，北魏王朝的政权转移到一位少年英主的手中。
他就是孝文帝拓跋宏（改汉姓为元，亦称元宏）。
孝文在他的祖母文明皇太后（文成帝后）的教导下，认真检视并运用了北魏列祖列宗的思想武库。
他既像其高祖太武帝那样厉行羲农之治，又像其祖父文成帝那样恭行佛化之道。因此他的“汉化”与“崇佛”两只脚，比之先帝们走得更远。
他一生办成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这是最彻底的汉化举措；另一件是用几乎占全国税赋一半的财力兴建了洛阳龙门石窟，这是登峰造极的造佛运动。
龙门石窟北魏营造期为30余年（公元504年～534年）。著名的“北魏三窟”：古阳洞、宾阳洞和莲花洞，继承了云冈昙曜五窟的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式。
此时的佛像，多为面容清癯秀劲的秀骨清像。佛多着褒衣博带，衣褶层叠稠密，衣裙垂蔽。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优雅端庄，这种具有更鲜明民族特点和风格的中原佛教艺术，是形成中国式佛教石窟艺术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
▲龙门石窟莲花洞.北魏
北 魏时期由于皇室崇佛，加之北方以平城为中心的草原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商人和佛教僧侣可以从最西部的伊犁河谷安全到达最东部的辽河平原；南部从于阗直到洛阳 的古道上更是梵宫处处、商旅不绝。于是在这两条几乎平行的线路上，又有一大批石窟寺被僧人、居士甚至地方官吏开凿出来。
如：甘肃泾河两岸的南北石窟（北魏永平二年）、辽宁大凌河北岸的万佛堂石窟（北魏太和二十九年）、河南巩县石窟（北魏景明年间）、宁夏固原须眉山石窟（北魏正光年间）、陕西铜川延安榆林一带的陕北石窟（北魏，具体年代无考）。
除了北魏，这一时期或稍后，还有东魏的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北齐的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北周的甘肃拉梢寺摩崖造像，等等。
而那些已成规模的旧窟，则与两京（平城、洛阳）新建大窟之间出现了双向交流的局面。我们今天能在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的北魏洞窑中，看到和云冈一样的犍陀罗风格的石佛（北魏早期）及龙门一样的秀骨清像（北魏晚期），其原因盖出于此。大乘炀炀与石窟煌煌北魏朝廷崇佛、造佛，对于佛教在华的传布而言，无疑是树立了一个极其“光辉”的榜样。后世的皇帝，无论大小朝廷，长命短寿，多有效法。
与北魏孝文帝年代相去不远，受了北齐皇位禅让的南朝梁武帝萧衍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司 马光的《资治通鉴》说他“博学能文，阴阳、卡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尤其热衷于弘扬佛法。他不仅吃斋受戒，还自认已历三世轮回，修得了菩 萨果位。在他的治下有五成的百姓出家。他为悼念亡妻，亲创“盂兰盆会”，写下《梁皇宝忏》，成为佛教超度所谓孤魂野鬼“盂兰盆节”的创始人。
萧衍身后传奇很多，有一则故事尤其耐人玩味：
有个名叫榼头的僧人，修炼十分精进，梁武帝非常敬佩他，于是派使臣下诏相邀。榼头进见时，武帝正和大臣沈约下棋，想要“杀上一段”。使臣连禀三次说：“榼头师父到”，他全不听得，口里说：“杀却。”使臣以为要杀和尚，马上就把榼头推出去杀了。
武帝下完棋问：“榼头师请来否？”使臣回答：“已奉旨杀了。”武帝大惊，才明白是杀棋时使臣误听之故。
武帝问：“他临死前说什么没有？”使臣说：“榼头师说他今生无罪，只是前世做小沙弥，锄草时错送了一条蚯蚓的性命，武帝当是那个蚯蚓，今生该还他命。”
这个故事在佛学研究中如同“罗什改宗”、“乐樽望佛”一样，也具有标志性意义。由于轮回报应是大乘思想的重要内容，“梁皇杀却”故事的出现，标志着大乘教在中国的传布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判教分宗的时代已然呼之欲出。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他以其卓越的文治武功结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混乱局面。但是，他的子孙却不肖。隋朝的江山被另一位伟大的君王——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夺了去，中国封建社会在他手里被推向顶峰。
像隋文帝、唐太宗这样的大统君王虽然不会像萧衍那样痴迷释教，但同样敬佛不辍。就在李世民亲手缔造的“贞观盛世”中，中国又一位佛学思想巨匠玄奘出现了。
他和300年前从西域来到长安的鸠摩罗什大师志向相同方向相反，沿着丝绸之路走出了国门。
玄奘大师于公元627年，骑着白马，孤身西征天竺，求经问法，历时17年，艰苦备尝，游历数十国，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壮举。
他深研法相、唯识之学，弘扬大乘，名震古印度五天竺。所著《真唯识量颂》，被视为当时印度宗教哲学的最高权威。大师归国后，译经不辍，凡19年，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将印度之所学尽传中华。
▲玄奘大师 李尔山 绘
白马又一次出现了，这次唐僧的白马驮回了大乘佛教的炀炀盛世。
大乘教把佛法神格化为至高无上的法身佛毗卢遮那。教主释迦牟尼只是他的世俗身（应身）。而经、律、论三藏则是法的载体。因此，译经是传法之本。
从 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大师到长安翻译《三论》、《法华》、《金刚》诸经，到玄奘大师公元644年从天竺归来翻译《瑜伽》、《般若》诸经，再到此稍后（公元 720年左右）“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到长安翻译《大日》、《金刚顶》等密宗经，长安译场一直扮演着佛教在华传播理论策源地的角色，历经 300多年的努力，卷帙浩繁的印度大乘经典已绝大多数翻译来华。
在大唐盛世到来之时，汉传佛教的分宗盛世也到来了。长安周边各宗祖庭纷纷举幡设坛：三论宗起于草堂、华严宗起于至相、法相宗起于慈恩、净土宗起于香积、律宗起于净业、密宗起于兴善。
而在丝绸之路的最东端洛阳，中国最大的汉传佛教宗派禅宗，也在少林寺兴起。到此，加上最先起于天台山的天台宗，所谓“汉传八宗”已全部登上了中国的社会舞台。
隋 唐大一统后逐渐形成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和谐的大环境，为古老的石窟注入了新的生机，敦煌莫高窟也在此时达到了鼎盛。彩塑与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体， 此时出现了7～9身彩塑的群像，艺术风格又趋向雍容华丽，特别是盛唐以后的许多优秀作品......那轻倩柔媚的菩萨和刚劲勇猛的金刚、力士，充分体现了 艺术家的娴熟技巧和注入的真情实感。
这时的壁画，更是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当你置身于窟中，那神态逼真、含笑自如的菩萨；那婀娜多姿、翩翩起舞的仙女；那姿态妩媚、凌空翱翔的飞天；那五彩缤纷的鲜花；那不奏自鸣的仙乐......仿佛把你带进了神仙天国，身心随着飞天飘旋，好像整个洞窟都在晃动。
用 余秋雨先生的话讲：莫高窟唐代壁画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300年前）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 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唐代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种生命的信号是 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
盛世敦煌是一处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地理、宗教、社会、民族、外交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的历史博物馆，也是国人骄视异邦的心灵长廊，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在这里实现了聚合。
▲敦煌莫高壁画反弹琵琶伎乐
天龙门石窟真正辉煌同样也在隋唐，特别是唐武后时期石雕艺术成就可以问鼎全国。
其中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完工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最具代表性。
卢舍那大佛高逾17米，一组11尊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一派盛世风范。尤值称道的是，在卢舍那大佛身上宗教神秘气氛被人世间情调所代替，充满着动感和柔情，大佛以脉脉浅笑面对人寰，首开大悲佛风。佛像衣褶流利自然，菩萨端庄温柔，天王力士雄武有力。
据造像铭记载，武则天曾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并率群臣参加大佛的开光盛仪。
万佛洞是为高宗、武后及其诸子开凿的另一大窟。后室正壁凿一铺九尊，南北壁满刻1.5万尊坐佛，窟门外侧雕二力士。造像以崇拜阿弥陀佛为主，弥勒次之，还有观音菩萨。佛主要着通肩大衣和双领下垂大衣，菩萨多袒上身或斜披络腋，肌肉丰腴，身姿婀娜，具有曲线美。
这种崇拜方式（华严宗主崇卢舍那佛，净土宗主崇阿弥陀佛），说明当时大乘之判教分宗已告完成。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
唐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在这一时期也有突出的亮点。
麦积山标志性石胎泥塑“华严三圣”“西方三圣”塑于隋朝。而唐代散花楼（七佛阁）中低眉凝眸、恬静妩媚、含情带笑、优雅纯朴、活泼天真、抑郁忧沉的众多菩萨丰姿，与44窟 “东方蒙娜丽莎”那神秘一笑，更具摄人魂魄的魅力。
这让我们想到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偶像意识演变的奇特现象：
渴求慈爱的女性化倾向，扮靓了佛教世俗化的最后结局。[size=1em]这满山温温尔雅的佛、菩萨、胁侍、飞天、供养，已经预示了如“恒河沙一样多”观音的到来。
很多专家认为，麦积山石窟的特色，在于其属于民间开凿。其实在佛教艺术的审美视野中，民间性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女性主义。
▲麦积山石窟菩萨泥塑像.
唐隋唐时期不仅古老的石窟呈现勃勃生机，新的石窟也还在大规模开凿，而且选址也远远离开丝绸之路，向全国各地扩散。
如： 山东青州云门山石窟（隋开皇十年）、四川巴中摩崖造像（隋大业五年）、陕西郴县大佛寺（唐贞观二年）、山东济南柳埠千佛崖石刻（唐武德年间）、四川夹江千 佛崖（唐开元年间）、四川安岳石刻（盛唐时具体年代无考）、云南剑川石窟（南诏国天启十一年相当于唐会昌元年），等等。
这个时期新凿石窟寺中最为光彩夺目的艺术瑰宝是四川乐山大佛。
这尊通高71米、肩宽28米（其中头高14.7米、宽10米，耳长7米、眼长3.3米、颈高 3米、脚背宽8.5米）的世界上最大石刻佛像，坐落在川南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栖鸾峰下，依凌云山山崖开凿而成。可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这是从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到唐德宗十九年（公元803年），由名僧海通法师与名吏韦皋节度使，历时90年完成的宏伟巨制。
伟大的未来佛祖弥勒，远眺峨嵋云海，近观三江清涛，吞吐着大唐气象。
▲乐山大佛.唐
▲海通法师 李尔山 绘
佛教衰微与石窟绝唱乐山弥勒大佛风雨不动安如山地在三江口静静坐了371年，有一天他突然听到身后不远的地方又响起了斧凿声。
他回头看了看，知道那里是大足宝顶山——四川汉传密宗柳本尊的门下南宋一代名僧赵智凤又在开窟造像。对未来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弥勒佛没有笑，他也压根儿笑不出来。
他知道：这是石刻佛寺的最后绝唱了。
唐代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乱世开始了。这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最后造就了一位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的皇帝周世宗柴荣。
他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措施来迎接新一个盛世。其中一项就是被后世历家大褒大贬的“废佛”。
此前发生过的“三武灭法”多有很深的政治原因，所以总是走不出“即灭即复”的怪圈：北魏太武灭佛，文成帝即位就复法；北周武帝灭佛禁道，周宣帝即位便“复佛像及天尊像”；唐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又大兴之。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废佛的主要原因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唐、五代时佛教迅猛发展到柴荣当世时，已经成为社会一大积患。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力，僧尼不耕不织不税不赋虚耗国力。同时，寺院还销熔大量铜器乃至钱币铸造佛像，致使铜价上涨，钱币奇缺。
为了增加财力、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发展，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仅这一年全国共废寺院30336所，还俗僧尼61200人，使佛教受到沉重打击。
柴荣“出师未捷身先死”，大一统帝国的“黄袍”最后加在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身上。赵氏基本贯彻了柴氏攻略，对于佛教也没有灭而即复，佛教的衰落期就此来临了。
当然，佛教的衰落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公 元800年左右，佛教在其源头印度也开始衰落。婆罗门教的哲学天才商羯罗横空出世，他对旧教进行了改造，使这个古老的宗教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改造后称印度 教）。而佛教此时却人才寥落，相形见绌。在这种时节因缘而生起的密宗，在仪式上不得不采取更多“方便”，以吸收“敌人”的东西，来维持存在。
在中国，天台、三论、华严、法相、律宗，因经源枯竭，理论式微，早难以为继。僧团规模最大的禅宗和信众最多的净土宗，也因缺乏理论创新，或变得愈加“玄妙”，或走向更加“庸俗”。
看来，也只有让密宗的赵智凤去唱石窟的最后一支歌了。
▲密宗法师赵智凤 李尔山 绘
大足宝顶山石刻始凿于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年），历时70余载，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佛教密宗石窟寺。
“释 迦牟尼涅槃图”是大足最大的石刻。释迦像长31米，头北足南面西右卧，膝部以下没入南壁岩石中。面容宁静，微合双目。崖顶云中立释迦母摩耶夫人及亲属、天 女等9身。释迦头侧及身前有天王、释迦众弟子及赵智凤、柳本尊等14身半截像。人物表情多虔诚肃穆，着重衬托释迦灭度时的超脱气氛。
密宗主崇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因此“毗卢道场”是大足石刻中最主要的窟龛，窟中中心塔内雕毗卢遮那佛，两侧刻菩萨及弟子听法场面。造像大多形态端庄，面像丰腴典雅，神情恬静，继承了唐代造像的优良传统，是大足造像精美的作品之一。
千手千眼观音是密宗的主供菩萨，也刀工极佳。菩萨像高虽不过3米，后背出现了1007只手与眼。手的正、侧、向、背、弯、曲、平、直，千变万化。掌、指的比例和肌肉、骨节也刻得相当真实，是中国石刻艺术中仅见之精品。
大足石刻有许多与儒家思想相融和的经变相，其中父母恩重经变相颇受关注。它以11组雕像表现儒家孝道观念的父母十种恩德，每组均有方碑刻标题和颂词。雕像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父母对儿女的深挚感情，生活气息极为浓厚。
“十 大明王”是密宗独有的佛菩萨之教令轮身，所以其石刻像也为大足独有。明王个个神态威猛： “愤怒明王”两眼圆睁，眉头耸起，嘴咬左拳；"秽迹明 王"剑眉插鬓，鼻翼张开，獠牙外露......可惜明王像除西侧 5尊接近完工外，其余5尊皆因元兵入川，未能完成，让这最后的绝唱还留下一络 遗韵。
▲大足石刻菩萨像.
宋伴着这遗韵的或许还应算上浙江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石刻。
宋刻题材多为罗汉、祖师像，规模大小不一，制作粗拙，形象刻板,倒是临溪岩壁间元人刻的弥勒与十八罗汉群像倒算佳作。
弥勒高2米，作布袋和尚形，袒腹踞坐，笑容可掬，富于感染力，其雕刻水平为历代布袋和尚造像之冠。
不过，布袋和尚之笑，也是佛教石窟造像中最后无奈的笑容了。
▲杭州飞来峰石刻弥勒佛像
关于佛教沿古丝绸之路，由西域东传中原的话题，在清以前，原本史无别论。
但在清末民初，考据学兴盛之时，有人便提出了“海传早于陆传”的观点，即认为：
佛教最初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非传统所谓之陆上丝路。其落脚点也不是京（长安）洛（洛阳），而是江淮。
论者还把“白马驮经”之说，责为“佛徒自爱之臆造。”执这种观点的重量级人物中有梁启超先生，因此颇受当时学界关注。近年佛学之风日盛，此论再度重提，甚至得到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支持，因此也极为惹眼。
我 们虽然不能否认，陆上丝绸之路刚在踩踏之初，中国的西汉已存在与古印度的海上贸易往来，甚至也不能否认在西域佛教向中原方传未到之际，从东南沿海到江淮腹 地已有佛教在流布，因而会有杜牧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大势。但是这股从公元1世纪开始，经由陆上丝路传入，既有路径踩踏，又有僧侣译 著，更有石窟雕造，自《后汉书》起，不绝于信史的佛化事实，同样也是无法否定的。
事实上，佛教来华还不止这两条：从尼泊尔，翻过喜马拉雅山口进入中国西藏，再达四川、青海及蒙地，又是一条。由缅甸，进入云南保山、思茅，到达昆明，再转北，由丽江沿金沙直下长江流域，也是一条。究竟谁先谁后？
对于考古学而言，确有必要弄清楚。但就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佛教的传布价值而言，只要在寺庙建设（包括石窟）、经论建设、僧团建设等方面，承认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这一支，是传华佛教中规模最大、建树最多、影响最远的一支，也就够了。
[size=1em]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无论那条线路在前，都不会改变佛教于公元1世纪进入中国这个大前提。
▲文首尾图为青州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