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南宫市文物保管所编著；张春长，魏曙光，李恩玮，张明主编

【形态项】 323

【出版项】 北京：文物出版社 , 2019.10

【ISBN号】978-7-5010-6203-4

【中图法分类号】K878.65

【原书定价】880.00（全二册）

【主题词】佛教-寺庙-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南宫

【参考文献格式】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南宫市文物保管所编著；张春长，魏曙光，李恩玮，张明主编. 南宫后底阁 上.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9.10.

《南宫后底阁》是对河北省南宫市后底阁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的总结（以下简称“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于2019年10月出版发行。两年前，机缘巧合我有幸一睹南宫后底阁遗址的重要发掘资料，不觉眼前一亮，河北同仁为报告尽早面世付出的艰苦努力，更令人感佩。今天，厚重的《南宫后底阁》摆在面前，着实是件欣喜之事。考古发掘报告是古代文物的价值得以呈现和利用的基础，但因报告整理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强度远远超过考古发掘，以及种种现实难题，造成一方面学者们翘首以盼考古新资料出版以推进研究，而另一方面大量资料被发掘出来却又进入“君问归期未有期”的休眠状态，报告积压成为长期困扰学界的突出难题。《南宫后底阁》编者在繁忙的工作状态下挤出时间整理报告并出版，体现了考古学者的初心和责任感。

《南宫后底阁》（上下册）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南宫市文物保管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定价880元

　　考古报告首先介绍了后底阁遗址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和考古发掘工作概况。其次按造像形制分“背屏造像”“龛式造像”“圆雕造像”和“造像残块”等四个部分对出土造像进行客观描述。其中，背屏式造像根据背屏上尊数的多寡分为“多尊”“双尊”和“单尊”等三类；圆雕造像根据尊格不同分为 “如来”“菩萨”“比丘”“童子”等四类。结语根据造像题记中的“武城县”地名，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考证后底阁遗址位于北朝至隋唐时期武城县治范围内。出土造像中，通高不超过30厘米的小型造像有246件，占绝大多数。可辨识的背屏造像有68件、龛式造像13件、圆雕造像170件。其中43件造像有题记，包括东魏纪年造像5件、北齐纪年造像11件、唐代纪年造像19件。编者将后底阁出土佛教造像分为东魏、北齐-隋、唐代等三个时期。东魏造像有14件，以背屏造像为主，有少量圆雕造像，石质为较粗糙的汉白玉；北齐-隋代造像53件，以背屏造像为主，出现龙树背屏，流行双身造像，圆雕造像数量增多，均为较细腻的汉白玉石质；唐代造像以汉白玉圆雕造像为主，有少量陶瓷质背屏造像和青石龛式造像，出现地藏菩萨造像。在余论中，梳理出后底阁造像三个时期内的两次变化：第一次是东魏北齐时期受到“邺城模式”“日濡月染”的渐变；第二次是初唐时期 “断崖式”的突变。

▲陶瓷质半跏趺坐菩萨像

▲背屏一铺五尊橡

　　南宫后底阁遗址造像埋藏坑考古发掘是一次宗教考古的大发现，考古报告文字条理清晰、描述客观，出土遗物的线图绘制精美、科学，彩图量大、全面，是一本图文并茂、科学客观的佛教考古报告。已故的宿白先生曾多次强调过编著佛教遗存考古报告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在2004年龙门石窟举办的“石窟考古报告培训班”的讲话中，宿白先生说“做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但是难度大、工作时间长，“不能把它看成一件容易进行的事”。笔者从事佛教考古调查和报告编写工作多年，体会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容易”。

　　一、知识结构方面

　　佛教考古工作者，除了具备考古学科的学术背景外，还必须具备宗教学的专业基础知识。上述学科背景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例如造像的尊格是什么，不同尊格的造像的相貌、衣饰特征是什么等。正确地认识造像，是调查和编写佛教考古报告的基石。

　　二、技术与方法方面

　　佛教考古工作中不仅需要运用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科学测绘技术也是不可或缺的。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三维成像技术已经普及到各个领域，也成为科学测绘佛教造像的必要手段。以考古测绘要求为原则，利用三维模型的正射影像为底本，用电脑软件或手绘的方法，都可以绘制出准确、客观、科学的立面和平剖面图。如果要追求平面线图的立体美感，必须要求绘图者有熟练的线条关系处理能力。考古线图能清晰传达窟、龛和造像的结构特征，三维数据也是保存遗存信息最好的手段之一，是可以“活化”利用的珍贵资源。

　　在窟、龛和造像形制等较单纯元素的分类研究上，考古类型学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对于造像样式而言，考古类型学有一定局限性。首先，考古类型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厘清遗存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但佛教遗存时代和分期研究的主要依据是纪年题记，纪年造像是判断造像时代的标准器；其次，造像结构复杂，在类、型、式的划分上可能会出现标准交叉、重叠等不合理的情况；加之造像不属于人类生活中普遍使用的、易损的物品，标本数量往往有限，因此，考古类型学在研究造像的时代和演变上的功能不显著。在以往的佛教考古研究中，出现了“为了分型分式而分型分式”的现象。

▲龙朔三年（663 年）韩善行造像

▲上元元年（674 年）贾士达造像

　　美术学科的图像学是佛教考古研究中可以借鉴的方法。通过观察造像的特征，发现造像的特定主题，并结合宗教学的基础知识解读造像的内在宗教含义、不同造像题材所对应的宗教经典、教义或教派。科学地诠释造像，是调查和编写佛教考古报告的支柱。

　　三、研究视野方面

　　佛教考古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应该与其他类型的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相同的，即通过对实物材料的解读，观察古代人的生活面貌，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通过数百年连续不断地输入和“中国化”改造，才被华夏文明所接受，并进行再创造。这些输入和改造的过程，有的是“和风细雨”的渐进式的，有的是“暴风骤雨”的突变式的，都是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章节。

　　与其他领域的考古研究一样，佛教考古研究离不开时间和空间这两条线索。欧美的宗教学者更加关注宗教遗物所代表的社会思想及其冲突和融合过程，例如美国学者于君方在《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中，围绕“观音菩萨”这个看似普通的主题，从细节入手，依从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梳理观音从印度传入中国，一步一步中国化并发展至今的过程，同时探讨了其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之间的碰撞、妥协、创造关系。日本学者则更多关注宗教遗物的细节特征和文献考证，如肥田路美《云翔瑞像——初唐佛教美术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依从会津八一先生创立早稻田大学美术史学专业时立下的 “实物与文献两条腿走路”的原则，将三十多年来对初唐时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用造像实物勾画出佛教在初唐时期社会文化中的位置。这些研究都值得学习。

　　旷阔的研究视野，是调查和编写佛教考古报告的檐宇，而执着地坚持和不懈地努力是成果完成的保障。樊锦诗先生在探索《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编撰方法之时，回顾了近百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莫高窟进行的调查，特别是1962年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期间，做了《敦煌七讲》学术讲座，阐述了经过长期思考探索而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系统调查方法，为《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编撰奠定了基础。终于在2011年，凝聚了无数人多年心血的第一卷《莫高窟第 266-275窟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面世，成为业界表率。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石窟摩崖造像的考古调查和报告编写上也做出了努力。自2007年至今的十余年间，调查了四川盆地边缘几处重要石窟摩崖造像地点，相继出版了《绵阳龛窟——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仁寿牛角寨石窟——四川仁寿牛角寨石窟考古调查报告》等考古报告。笔者在合作参与上述四川地区的石窟摩崖造像和报告编写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石窟摩崖造像考古报告编写的重要性：近十余年随着环境污染和人为干预程度的不断加重，造像风化速度令人堪忧。无论专门调查研究报告，还是考古发掘报告，都是一份迫切责任。

　　回看《南宫后底阁》，对出土造像的描述文字体现了编写者具备相关的学科背景；基于三维技术绘制的线图传递出编者对新技术的重视程度；描述造像的顺序按照造像形制不同进行大类划分，再根据各类形制造像的尊数或尊格差异进一步分类，用表格的形式统计出各类造像的数量和比例，避免了流于形式的类型学应用；结语部分总结了“邺城模式”或“定州系白石造像”对后底阁遗址的渐进影响，观察到了初唐时期的突变现象。把遗存内涵用文字、图表和其他化验报告的形式表述出版，是考古发掘报告的核心内容。尽管《南宫后底阁》在文献考据等方面没有展开更加充分的论证，但是作为一部考古发掘报告，研究思路和技术多有创新，出色地完成了向社会公布考古材料的使命，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以及后续保护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主编之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春长研究员在后记中写道，从后底阁遗址结束田野考古发掘，到考古报告编写杀青，中间因密集的基建考古和抢救性发掘影响，整理工作延续了十二年，“通过一年又一年的不懈努力，寒来暑往无数业余碎片时间的积累，以及许多人的无私帮助”。这句话，真实反映出报告所凝聚的人力、物力和毅力。所有的付出，倾注在报告的每一个文字和每一张图片中，报告得以出版，千年玉像得以重生。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