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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直到两年以后的2016年，“京杭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才以一种仪式化的官方论坛形态进入到常州地界。用以链接2014年6月22日那个遥远的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上午所确定的第３８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价值和精神。当然，也包括重新定位和审视运河的经济意义。

这对于吴地中兴自是利好。不过，在我看来，含义远不止如此。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某种等于向世界宣告，这条流淌了2500年的人工运河，将不再是历史唯一馈赠给我们这个民族的遗产，而更应该是一个被整个人类共同分享的概念。

如果这个立论成立，我愿意相信，由黄景略、晋宏逵、马自树、李耀申、王合忠、汪长根、丹青等中国知名文化保护专家，和江苏省文物局局长刘谨胜、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科教城党工委书记徐光辉和副市长方国强等在11月5日共同主导的中国大运河保护利用常州论坛，也将在另一个落实的层面，使这一新的运河叙事，得到建立。

 （一）谁来填写《大运河组曲》？

京杭大运河在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丹青教授的眼中，是一个现代进行时态。客观上，大运河在空间结构上也一直维持着一种丹青所言的 “动态文化遗产”的定势。

然而，让丹青这位被社会各界赞誉为“中国文化遗产斗士”的研究员在大运河保护利用开发的课题上壮怀激烈的地方，还有很多。不仅是京杭大运河不可再生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还包括运河的经济功能。而且事实上，2000多年以来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也一直延续至今，并使两岸的华夏子孙得到滋养。同时，也让运河在文化意义上维护了一个母亲河的身份。

只不过，如何在普遍意义上，诠释运河之于江南的崇高含义，于我仍是个问题。这个疑虑有时候会让我记起卡尔·马克思写给法兰西革命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为东方主义所做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东方人（当然包括中国人）不会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事实是，直到今天，整个东方仍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表述之下。庆幸的是，运河申遗，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重新定义京杭大运河的机会。

京杭大运河在我生活的早年，是一份我未曾察觉的恩典。尽管运河在流经常州奔牛的那一段，许多烟雨迷离的记忆，仍浮浮沉沉，使我收藏至今。但很长一个时期，我一直未能在运河与我之间，建立起日常生活以外的关系。就像黄河之于中国，有着显赫的地位。尤其吊诡的是，几乎所有关于河流的审美印象，在我的用户体验中，似乎总是停留在欧洲古典音乐之上，而与运河无缘无份。

这个问题是到了2015年的初夏一个温婉而有风的黄昏，接到远在欧洲旅行的友人来电，才让我重新想起应该在运河上展开的需要补充的认知。

友人的信息，发生在准备领略莱茵河的前夜。分享的内容是关于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响诗《伏尔塔瓦河》，主题是《我的祖国》，另一支是舒曼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友人带着久违的喜悦言道，这两首乐曲将作为开启莱茵河之旅的序曲。

我在南国的繁华中蓦然惊醒。以往教科书上有关运河的定义，几乎全部坍塌了。而且我相信，如果将友人的这一心曲，明码实价的摆放出来，大部分人一定会如我一样，能够感受到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印象架构遭到强拆。实际上，在我们的精神层面，一直未能拥有一个建筑在形而上的大河形象，更不要奢望有为运河而生充满古典情怀的大运河组曲。

（二）文化为了经济，还是经济为了文化?

毫无疑问，京杭大运河尤其流经吴越的这一段，“自古以来”被讴歌的部分一直停留在经济层面。这对于信奉“民以食为天”的民族，当然是好事。区别在于，当历史奔流到当代以来，经济有了城市的意义。也因此，当我尝试着将恰好坐落在京杭大运河江浙地段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代入到唯一入围世界6大城市群之概念时，我的欲望开始膨胀，向运河索要的内容也随之逐渐增多。而且，我还确信这是京杭大运河成为人类共同遗产的一个起点。

当然，这句话的含义，也可以做如下表述，即：如何定义运河经济的世界性和运河文化的国际性？很显然，这是一个尖锐的哲学式的思考，但却有着实在的现实意义：究竟是文化为了经济，还是经济为了文化？抑或是文化和经济唇齿相依?

通常来说，以人造意识为社会基础的文化，大多对未来缺乏兴趣。这涉及到权威主义的文化基础。但我以为，这并不是太糟糕的事。毕竟民为邦本嘛。我甚至打算接受让运河成为民粹主义的偶像。事实上，运河在此议题上，完全可以写足关于经济的核心意义。

其实，始建于公元前486的大运河，从建造的那一刻起，就有着“灌溉、分洪、排涝、给水”这些规定性的指标。那以后，岁月如歌。由隋、唐、宋、元等王朝维系的历史长河，帝国建，漕运兴，一直是不变的历史主题。尔运河也终于由此成为了这个深陷梦幻场景中的中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直到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五大水系、最终完成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建立。

但遗憾的是，这样一曲恢弘的气象，至今却未见有形而下的意义上，关于京杭大运河的组曲和组诗落地。

这是否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断有关？我们缺乏描述自己的能力。也因此，我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迄今仍怀抱感恩之心。利玛窦对运河景象的描述，令人惊喜，而且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性信息。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有一段典型的文字：“万历十年至三十八年（1582—1610），每年南方各省要向皇帝运送各种在贫瘠的北京为生活舒适所缺少或需要的物品，水果、鱼、米，做衣服用的丝绸和六百种其他物品，这一切东西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运到，否则受雇运输的人将受重罚。”

属于利玛窦定义的年代已经远去了。我们迎来的是21世纪。然而，尽管沧海桑田，京杭大运河的经济功能仍忠贞不二。只不过，曾经的漕运船已经替换成800至1000吨级的船舶，运河河道也进入到以吨位为单位的规划时代，配合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崛起。

如今剩下的问题是，当运河在新经济下所加载的河道规划标准和桥梁技术指标，却以船舶噪声和城区水域污染的方式，侵入运河两岸的生活，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建立世界6大城市群之于江南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运河申遗的价值含义。

当然，在这一方面，常州政府层面是有所准备的。相关报道为证：“启动大运河常州段的保护利用工程，对运河沿岸的工厂、民居、环境进行整治。利用古运河打造“三河三园”水上景观，中华恐龙园、东坡遗址、名士青果、运河五号创意街区等，使常州城区古运河段成为古典神韵与时尚休闲合璧的新常州形象代言。如今的常州城区运河，形成了古运河与新运河二水分流、各领风骚的局面。”

（三）诗和远方

中国政治家们拥有的雄心、抱负、财力和执行能力，不仅举世罕见，也有目共睹。所以说，运河改造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是不用担心的。如果存在有需要迟疑的部分，剩下的一定是运河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的概念，其实也包含在运河申遗成功的文件精神里。而且，温润如玉的运河文化自南宋至今，对这个理念并不陌生。我之所以敢反复在精神上以运河为题，临摹莱茵河的音乐之旅，想一想，大概就是因为，对江南文化的熟悉吧。我愿意接受它所赐予我的勇气。并希望借此能够建立一个属于“我”的运河叙事。

运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事件，也不是一个简单而漫长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情感事件。运河在我看来，即便有太多全球化的竞争，它迄今仍是一个温暖的邀请。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一段扩张到“威加海内”的历史，或者你的心怀写满“大国崛起”的文化，我都愿你能在大风起兮处，或钵满盆满时，拥有一份可以凭窗远眺的信仰，以及关于家园的背后盼望。

一定是这样的，运河既是家园，也是诗和远方。它将是一个能够被全球分享的概念，而未来也能阅读运河叙事的篇章。它有着莱茵河般晨光粼粼的美景，或者像伏尔塔瓦河那样，在舒曼或斯美塔那宁静而优美的旋律中，带着淡淡的黄昏般的忧伤。至于运河两岸的城市风景，除了那种黄昏和朝阳中闪着耀眼光芒的白瓦灰墙，最好也能像莱茵河，为我以及为这个时代，展现出从南宋岁月流淌至今的旖旎的人文风光，让缓缓流动的河水，诉说宋、元、明、清的往昔岁月，和江南温婉的旧日时光，包括再一次蕴藉和成就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样的辉煌。

 2016年11月9日

苏周指尖，是深圳自由左岸文创机构开设在江南地区的一个下属工作室。定位于互联网IP内容生产商，同时负责执行自由左岸“观念经济”项目设计和项目产业化运作。城市价值运营，是自由左岸的战略发展目标，直接关联着城市产品化开发业务。而大运河属于城市价值运营的核心部分。运河申遗成功后，苏周工作室认为，运河经济和运河文化开发，是一个可以成立并可以产业化的题材，所以希望能够为此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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