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译文 | 杨云鬯 摘要： 针对蒙古帝国的崛起和侵略，学界长期以来将原因定为严苛的，突发和延续的干旱及其它恶劣气候条件导致了蒙古人对外界资源的渴望。本文的研究成果恰好相反，指出成吉思汗——这位在世界史中将最大的陆地连接起来的蒙古大帝，其秘密武器也许是：绝好的天气。 　　 有利的气候环境为成吉思汗建立新政治秩序创造了条件吗？ 在杰弗里·帕克的新书《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中，他这样说道：“ ...

译文 | 杨云鬯

 

摘要：

针对蒙古帝国的崛起和侵略，学界长期以来将原因定为严苛的，突发和延续的干旱及其它恶劣气候条件导致了蒙古人对外界资源的渴望。本文的研究成果恰好相反，指出成吉思汗——这位在世界史中将最大的陆地连接起来的蒙古大帝，其秘密武器也许是：绝好的天气。 　　

有利的气候环境为成吉思汗建立新政治秩序创造了条件吗？

 

在杰弗里·帕克的新书《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中，他这样说道：“尽管气候变化可以也确实为人类制造了灾难，却很少有历史学家将天气原因加以分析。”基本而言他说的是事实。历史学家与气候之间的距离，在环境史作为历史研究的单独分支学科发展之中并没有拉近（虽然可能被强调过）。再者，尽管对历史气候数据的收集从未像今天一样强大，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合作的例子仍然寥寥可数并且距离遥远。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了一个项目，进行“耦合自然与人类系统”的研究，抓住了社会与环境间互动建模的需求。然而，将长期历史视角或实际历史问题纳入研究的项目鲜有人资助。去年出现了一个资助项目，它由尼尔·佩德森，艾米·海斯，纳琴·巴塔比亚，凯文·安丘卡斯和我自己主导，名为“洪水、干旱、能源学与蒙古帝国”。

 

根据多年来气候学家在蒙古收集的数据，该项目旨在研究气候变化与特定的系列事件之间的联系，即成吉思汗权力的崛起与世界史上关键事件之一的起始。每个人都知道成吉思汗，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解释蒙古人是通过何种过程变得如此强大，且为何他们感觉到必须要从蒙古迁出，并侵略欧亚大草原的广袤土地。从中国到黑海，包括中亚、俄罗斯、伊朗和中东的一部分，所有国家都在十三世纪绝大多数时间和十四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蒙古统治。然而，蒙古统治的余波在这些地区进入现代以后依然存在。蒙古军队所及之处甚至超越了这些土地：他们入侵了波兰、匈牙利和中欧，铁蹄远至维也纳。尽管他们所留下的并不总让人愉快（经常使用“大灾难”作为比喻），欧洲人对蒙古人还是很感兴趣的，并且最终从更加积极的视角来看待和学习蒙古人的历史背景。

 

最早的探索是由方济各会和多米尼加传教士建立的。他们并不都喜欢蒙古人，而是从一个更加现实的角度去看待他们：蒙古人不是神怒的代言，而是与自己非常不同的---甚至有些野蛮，但确实是人类。从第一次出现在世界舞台起，人们就开始好奇他们从哪里来，如何到达那里的。不过学术意义上的好奇心很快就被其政府体系、宗教、习俗、特别是通过侵略行为而为牧师与商人开辟的机会等等这些问题所替代。教皇和欧洲的国王们对于蒙古人攻击他们的敌人---撒拉逊人更感兴趣。马可·波罗和其他的旅行者提出了一个对广大欧洲民众而言熟悉的概念，即空想的契丹国和对其进行统治的蒙古人。贸易跟随着文献，最终成为一本马可·波罗的著作，这本书保存了下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其命运之旅开始之前反复地阅读、注解与批注。

 

为何蒙古的崛起和他们对侵略的狂热从来没有被解释过？原因很简单： 没有材料能够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论精确程度的多少，每一本历史书都重复着我们所知的《蒙古秘史》，它源于一种特殊的蒙古语和史诗传说，在十三世纪中叶的某个时期口述形成并传播。这一奇妙的组合反复讲述着铁木真崛起的故事，1206年，他以成吉思汗之名成为了蒙古人的可汗。从出生的预兆到离奇的死亡，这一蒙古侵略者的生命篇章以美丽的散文与诗歌所记叙。铁木真的试炼与磨难清楚地表明他生活在一个冲突与暴力的时代。当他能够将所有的蒙古人统一之时，技能、智慧、财富和毅力产生了回报。随之而来的，是首先侵略中国北方，继而入侵中亚的决定。

 

成吉思汗史诗般崛起的历史性和这一事件的可信度长期以来遭到质疑，但即便我们完全相信《蒙古秘史》，也仍然无法回答真正的历史问题。目前为止，我们无法解释成吉思汗是如何掌握力量将他的军事行动和统治扩展到其北部活动范围之外的。同时，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各交战蒙古部落间恢复和平之时，更多的，远至撒马尔罕、里海和喜马拉雅的战争就会爆发。我们应该把它们看成纯粹的傲慢，或是认为成吉思汗的抢掠与侵攻只是“因为他能这么干”？蒙古人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录，也没有中文的或其他书面材料提供线索，让历史学家回答更具体的问题，如：如何支撑一个中央政府和庞大的军队？三十年内战以后，蒙古的经济状况如何？鉴于当时经济与社会应该已经摇摇欲坠，蒙古勇士是如何在大型军事行动中获得如此成功？

 

1950年，著名亚洲内陆史学家欧文·拉蒂默写道：“众所周知，蒙古与其他同类的爆发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曾经假设由于干旱。在历史中，支撑曾居住在今外蒙古人口的放牧总量并没有因气候变化永久减少，突如其来的干旱或一系列的干旱的确会导致小规模的，从更贫瘠的与沙漠交界的牧场开始的移民，但随着气候回归到正常水平，曾经干燥的地区很快就能接收到新的人口。”1 拉蒂默对环境决定论的反应是可信与合理的，蒙古战士因为广泛的干旱与霜冻为标志的恶劣气候涌出大草原，去寻找更绿的牧场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他的认可。然而，包含气候在内的环境危机在事件的一般展开中发挥了部分作用这一看法仍在回荡。1974年发表的一篇短记中，加雷斯·詹金斯通过展示气候数据，提出“发生于1175-1260年蒙古稳定而急剧的平均气温下降”也许有着足够的解释力以使其与其他因素一起被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这种幅度的降温确实会对“一个12和13世纪蒙古这样的田园游牧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因此，詹金斯认为，“一个重要的气候变化催使蒙古部落内部争斗与战乱的结束，并提供了他们在成吉思汗军事权威下进行重组的可能性”,并且“他们对于侵略的热情很有可能被其身后的恶劣气候所鼓舞。”詹金斯看起来确实暗示蒙古内战的结束与他们对于侵略的喜爱可能是对一种长期恶化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做出的反应。尽管如此，气候原因对蒙古史学者并没有太大吸引力，而历史研究在这一点上仍然保持着最初的未知，宁愿密切关注少数书面材料中呈现的故事，并像拉蒂尔一样对其政治进行优先解读。

 

游牧社会对于气候变化极为敏感。极端事件，如冬天的大雪、霜冻，或夏天的干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段里严重影响人、动物与土地之间脆弱的平衡。即便在最近，特别严峻的冬季还导致了蒙古人失去大量牲畜。但是人们如何把这种潜在的灾难与历史事件相联系？此外，当气候变得异常有利于牧区资源的生产时会发生什么？历史学家们对于衰落的关注要远多于崛起。基于树轮学分析，我参与的这一项目中的气候科学家们重建了位于蒙古中央东部的鄂尔浑峡谷一千余年的气候状况。2这里是当时蒙古帝国未来的首都喀喇昆仑将要建成的地方，也是几个游牧帝国，如突厥（六至八世纪）和回鹘（八至九世纪）的重要政治场所。

 

从树轮收集而来的数据显示了一个抓住了科学家眼球的异常情况。虽然十二世纪（特别是1180年代）的结束标志着长期的干旱，但1211至1225年期间却以持续湿润的条件为特征，这将增加可用的牧场，从而允许牲畜数目的增加。这一从长期干旱到长期湿润的突然异变有可能影响了蒙古产生新的政治秩序。

 

通过不同程度的严谨分析，一些研究试图把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相联系。尽管这种研究通常都建立在或多或少的，有较强相关性的基础之上，然而有理由认为，资源的减少会促使游牧群体开始寻找足够的牧场来喂养他们的动物，进而与其他群体在草场的准入权上发生冲突。《蒙古秘史》描述了一个满是紧张、暴力、战争和贫穷的苍凉世界。当然了，这可能只是一种用以描述处在混乱中的社会的标准文学手法，而救赎也会随着新领袖，新秩序的实施而到来。为确保由成吉思汗提出并建立的一种新政体（超级部落）的合法性，这一弥赛亚元素是必要的。然而，当然不能排除这种战争和仇恨确实发生了。恶化的气候状况、关于暴力的故事、以及大量倾向于把天气与冲突联系起来的文学作品纠结在了一起，使得蒙古在十二世纪末确实受到了战争之风与严重部落间冲突这一说法变得可能。

 

与詹金斯的假设相反，没有理由相信冲突会平息，同时人们会由于气候恶化而被他人统治。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是在部落间战争与气候恶化期间，蒙古经历了大量牲畜的损失、人的流离失所、以及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崛起的军事领袖。古代游牧部落的共同政治进程最终将重塑政治秩序，要么通过基于政治核心（部族和部落）在一种新平衡下的领土重塑，要么通过赋予一名最高领导人以特殊权力对其重新定义，导致政治秩序彻底改变，从去中心化到中心化，并在一种新的金字塔等级结构下被组织起来。如我们所知，由于成吉思汗结交盟友、孤立敌人与引入新规的个人技巧，所有的蒙古人都被带到了单一统治者之下。

 

在成吉思汗被拥为（如字面意，在一张毡毯上）人民的统治者后，对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对十三世纪头十年的气候记录是不同的。120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显示气候改善，其后则是逐年的波动和小幅下滑。我不认为成吉思汗的军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与气候变化有关，而仅仅是指出这一时期的确与之前的20年，特别是非常干旱的1180年代有所不同。然而，成吉思汗的军事行动从1210年代到他死亡的1227年间呈指数增加。在此期间，蒙古人开启了在中国北方对抗金朝（1115-1234年）、在中亚地区对抗花剌子模穆斯林王朝的大规模远征。当气候信息被纳入考虑范围以后，一个历史学家需要问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潮湿的气候对于成吉思汗开创的一种政治结构与军事行动而言，会有些什么可能的影响呢？

 

对于我们的项目来说，最合理的假设是：一个更潮湿的气候伴随着草地生物量的增加和能量的增加，能够以多种方式帮助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崛起。在假设的推理下，我们需要考虑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在经济层面，我们可以推断出更湿润的气候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了作用。第一，它在多年的贫乏与不确定性以后，助力畜牧的快速经济复苏和人民的生活福利。第二，它有可能在不同的地点刺激了农业，进而有助于可用资源的净增长。鉴于在蒙古大草原的历史不同时期出现的稳定居住点与城市遗址，在这一时期的蒙古出现农业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一些农业的证据已经在喀喇昆仑被发现，当时它在窝阔台汗的统治下成为了蒙古帝国的首都。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土地产量的增加允许了在一定空间内更大的人口密度。蒙古宫廷，特别是这样一个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一个王座之上的宫廷，需要成千的仆役、士兵、牲口，当然还有所有统治精英和贵族的家族，都处在一个相当封闭的区域内。即使额外的补给是从外面来的，一个高产能地区将能够保证对过剩资源的稳定供给。这个特定的方面也与军事行动相关，因为包括帝国护卫在内的大量士兵需要居住在临近的区域并处于成吉思汗的直接指挥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蒙古军队需要大量的坐骑——每个士兵平均都会需要5匹马——这在干旱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但却因为牧区变得更加丰茂营养而变得绰绰有余。这些考虑显示，湿润的环境有可能对催发军事行动和政治中心化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支持着蒙古经济的快速复苏，并生产出对于建立“类国家”机制与中央集权结构和行政指令有着重要意义的生产剩余。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和疑虑需要被强调。比如说，气候数据是从鄂尔浑峡谷采集到的，而非成吉思汗在1206年时所处的位于蒙古东北部的鄂嫩峡谷。有迹象表明，成吉思汗在1210年代末把他的活动中心迁到了鄂尔浑峡谷，更好的牧场有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们在取得蒙古其他部分的更多数据，特别是鄂嫩—克伦地区的数据前都不能肯定。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利的气候和牧场产能的增加可能在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假设应该与其他历史案例进行比对。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制相同的条件，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快速变化，即在温度下降和干燥天气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显著的更好条件，并恰逢剧烈的政治变革，那么我们的假设将被强化。目前为止，还没有系统的研究被尝试过。然而，一些积极的，或许不完全相关的征兆则有迹可循。例如，格尔加纳·扬切瓦（Gergana Yancheva）等人发现，中国的王朝都建立于气候湿润期，这有可能暗示着军事行动与能量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与我们的时间和问题更相近的是，一个对金帐汗国（俄罗斯—乌克兰）领土的古环境研究发现：“在这一干旱区域内气候湿润度的增加发生在中世纪盛期，于13、14世纪到达顶峰”，并且“在13、14世纪下伏尔加河干草原中有利的气候，植被和土壤条件是影响当地民族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因素：许多永久定居点在这一区域建立，而且一些游牧民开始在此种植作物。”这些研究中建立的社会发展和更好的气候条件之间的相关性，鼓励着我们进一步探索在游牧民族的历史中，更有利的环境所发挥的作用。

 

除了探索气候数据为解释其他不可恢复的历史情境可以开辟新的路径以外，耦合科学与历史研究也有可能生产出未来项目的模型。这对于研究没有留下很多档案或书写记录的历史非常重要。物质文化、对居住点和城市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古植物学与孢粉学数据、以及气候科学可以提供证据，证明一种全面的仔细考察也许能够给历史问题带来新的见解，否则它们将依然笼罩在神秘之中。

 

 

尼古拉·迪·克斯摩以历史学院东亚研究鲁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教授的身份于2003年加入了本中心。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与亚洲内陆从史前到现代时期的关系的历史。他目前正在研究蒙古帝国时期气候变化的问题、早期满族政治思想、以及在清朝侵略前夕东北亚的商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