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藏学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对象。而近代对于藏族早期（吐蕃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出土了大量公元4—11世纪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各类质地的美术品等文献，被看作世界近代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就写本文献讲，汉文文献之外，民族文献中以藏文文献最丰，这 ...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藏学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对象。而近代对于藏族早期（吐蕃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出土了大量公元4—11世纪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各类质地的美术品等文献，被看作世界近代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就写本文献讲，汉文文献之外，民族文献中以藏文文献最丰，这部分文献被称为敦煌藏文文献，或曰敦煌吐蕃文献，颇受学界青睐。敦煌地区保存的大量吐蕃时期的历史遗迹遗物和吐蕃古藏文文献资料，在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等等，在国内外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文献详细而完整地记录了吐蕃治理下的敦煌和陇右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同时，敦煌在吐蕃占领和治理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汉文文献，也记载了吐蕃治理敦煌时期的历史社会面貌，可以与藏文文献相对照和印证。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汉文文献，进行了百余年深入细致地研究，内容涉及到吐蕃文与吐蕃文献、吐蕃敦煌石窟、吐蕃治理敦煌时期的经济、政治、历史、宗教、文化、民俗风情、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使得吐蕃历史文化的面貌更清晰地展示于世人。

　　同汉文文献一样，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出土后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劫掠，劫余部分后运至北京，并有零星散布于中国各地。目前这部分文献分藏于世界各地，大体情况是：海外近5000件（号）（1）：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3375件，英国国家图书馆1370件，俄国214件，日本7件，美国1件。国内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所及各地公私零星收藏约近300件：国家图书馆240余件，北京大学图书馆3件，上海博物馆14件，上海图书馆8件，天津艺术博物馆6件，浙江省图书馆6件；台北“中央图书馆”5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9件。国外藏品主要是斯坦因、伯希和劫走的部分。斯坦因部分目录早有刊布（2），有藏文文献近千件。伯希和的目录目前只有一部分刊布，即拉露目录2216号（3），还有1100多号（页）4）未有详细目录刊布。又，根据近年公布的资料，英、法等海外收藏数量又有增加，一说约8000多件（5），一说6000件（6），其中英国约3500件，法国45000件，这里面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残片。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一百多年来，几代敦煌学家们致力于敦煌文献总数的的工作，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目前从各地公布的目录看，汉文写本已近58000件（号）。美术品近700件。最受世人重视的汉文写本即如此，其它民族文字的文献就更难统计了。

　　1910年，清朝政府将敦煌文献劫余部分运往北京时，尚留部分藏文写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并下令由当地政府将藏文写经运往甘肃省城兰州；1920年,甘肃省教育厅指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并派人会同敦煌县地方政府，共同对所剩的藏文写经进行了清理查验。当时，从莫高窟藏经洞内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重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重1744斤。但当时运往兰州的只是一少部分，即卷式写经“1捆4斤”（约10卷左右），梵箧写经“1打66斤”（1000多页），移交甘肃省公立图书馆（今甘肃省图书馆）保管外，剩余的藏文经卷由莫高窟寺院和敦煌民众教育馆保存，1950年交敦煌县文化馆（今敦煌市博物馆）保存(7)。另外藏经洞开启以来，尚有一定数量的藏文写经也流失民间。

　　对敦煌文献的出土地甘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藏文文献，1978年，黄文焕先生发表《河西吐蕃文书简述》，公布了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酒泉县文化馆（现酒泉博物馆）、张掖县文化馆（现甘州区博物馆）、武威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兰州图书馆（应为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文书，计箧页9946页，经卷317卷。（另有木牍6枚非敦煌藏经洞所出）(8)；后来又公布为10件、365卷、9965页（9），收藏于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处的也只是一些零星的介绍，一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和利用。直到近几年，甘肃各收藏藏文文献目录才有陆续零星刊布（10）。

　　2004年以来，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集中研究力量，组成由我担任负责人的项目组，对甘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藏文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整理；2005年3月，敦煌研究院将《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研究》正式批准立为院级课题；2006年，《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研究》又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使得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2006年，项目组集中刊布了一批目录（9），作为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先后参加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整理工作的有：敦煌研究院马德、张延清、勘措吉、邰惠莉，梁旭澍、郭俊叶、沙武田、赵晓星、梁红，甘肃省图书馆曾雪梅，甘肃省博物馆俄军、贾建威、王南南、孔德众、班睿，敦煌市博物馆傅立诚、杨俊、张瑞峰、吴荣国、张海博、肖巍，酒泉市博物馆张耀忠、郭俊峰、董秀荣，张掖博物馆孙宏武、张多金，高台县博物馆寇克红、赵治瑞，武威博物馆黎大祥，敦煌市档案馆李淑萍，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项一峰，兰州大学黄维忠、切排，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白雪涛、沙梅珍、杨发鹏，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杨莉、李毛吉以及扎西才让、万玛航青、杨本加、勘本加、夸加太，甘肃省中医学院郭华，兰州商学院王翔伟，以及山东籍兰州人兰山范氏家族范耕球、范军澍、范军润等。目录的编纂工作由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马德、邰惠莉、张延清、勘措吉共同承担，编辑体例由邰惠莉、马德确定，各收藏目录的序言部分由邰惠莉调查整理，藏文编辑及汉译由张延清、勘措吉承担，张延清承担了主要的编纂工作，最后由马德审校统稿。在编校过程中，又蒙西北民族大学才让、嘎藏陀美、扎西当知、祁刊玉等先生各方面的帮助。

　　这次整理的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分属于十家单位和一家私人所藏，共编6672号（件），其中敦煌市博物馆6054件，甘肃省图书馆351号，敦煌研究院162号，甘肃省博物馆36件，酒泉博物馆19件，敦煌市档案馆12件，张掖博物馆2件，高台县博物馆2件，武威市博物馆2件，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1件，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5件，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3件，甘肃省中医学院图书馆1件兰州籍山东人兰山范氏私人藏20件。现就相关情况综合介绍如下。

　　收藏情况

　　1944年以来，甘肃省各收藏单位不断接受私人捐赠并多方访求，陆续征集到一部分汉、藏文经卷和经页。一直到近年，还不断有捐赠和征集。另据了解，还有一部分敦煌藏文文献尚保存于敦煌以及甘肃各地民间个人手中。特别是上文提到的重440余斤的94捆卷式写经，即使把我们这次搜集到的全部卷式写经统计在一起，可能还不足这个重量的一半。所以，日后继续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敦煌藏文文献的任务还很艰巨。

　　现就这次整理的各地藏文文献的收藏情况简介如下：

　　敦煌研究院162件。其一部分为敦煌当地人士捐赠，如卷号为Dy.t.0145、0146、0733三件是任子宜旧藏。任子宜(1901--1972)，甘肃敦煌人。为当地名士。他所收藏敦煌写本先后分归敦煌研究院、敦煌市博物馆。有一部分是1964年本院副研究员霍熙亮先生于1964年从敦煌民间征集所得；再如卷号为Dy.t.0793、0796、0797、0800、0813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是 2002年敦煌三危乡李永德捐献的。

　　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藏文写经，卷子本244件，贝叶8576页。绝大部分是敦煌人殷登明1951年将敦煌民众教育馆所存捐赠敦煌县政府后移交县文化馆保存的；一小部分如敦博0359号是敦煌县博物馆在调查三危山文物点时在三危山王母宫处征集入藏的；敦博0361-0386号是敦煌市博物馆从敦煌民间求购、征集所得，包括1982年从市公安局没收的旧资料中挑出、1993年从市属五墩乡文化站征集到数件。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数量，以前公布为44卷（4），其原因可能是将一部分非莫高窟藏经洞出土藏文文献也计算在内。真正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吐蕃文献应该是36件（号）。其来源也主要是接受各方人士的捐赠。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经351件，为1920年从敦煌运来；其中T0001-T0032为为卷轴式藏文写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其余319号计1076页均为《十万般若颂》。

　　敦煌市档案馆12件，其中卷式3件，梵夹式9页。收藏单位没有这批文献的来源记录，推测可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或文革时期收缴。

　　酒泉博物馆藏敦煌卷式藏文写经19件，1950年，原酒泉县文化馆文物股工作人员在市场上发现有人出售敦煌藏文经卷，便全部购得入藏，即现在此19卷。19件均为卷轴式《大乘无量寿经》，多为1份，一般长130厘米许，也有2份以上者，最多的4份，长541厘米；经末大多尾题抄经人，校经人。19件定经原统一编为馆藏文物2714号，现重新编号为Jb.t.1-19号。

　　高台县博物馆2件，均为卷轴装《大乘无量寿经》，两份经文分别5、3遍，有抄经人题名。

　　张掖博物馆藏2件，均为卷轴装《大乘无量寿经》，一件为1981年7月于张掖西街一唐姓人家征集，另一件为1988年4月离休老干部赵奉翱捐赠。两份经文分别3、4遍，有抄经人题名。

　　武威市博物馆2件，为当地民主人士段永新捐赠。其中一件为《十万般若颂》第一部第 263－265页，编号为6718－1064，3张；另一件为愿文，编号6718－1065，存31行，保存较完整。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1件，系《大乘无量寿经》残片，为陇上近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捐赠。

　　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5件,均为《大乘无量寿经》。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3件，均为《大乘无量寿经》。

　　兰州籍山东人兰山范氏私人藏20件。另有汉文文献4件。藏文经卷均为卷轴装《大乘无量寿经》，大部分经朱笔校勘，有题记者13件。这些文献部分盖有阳文“中亚望瀚楼主收藏图书章”与阴文“宝存古物”章，此二枚收藏印目前所见仅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津艺0231《维摩诘卷下》（10）。“中亚望瀚楼主收藏图书章”，据收藏者范耕球先生本人讲，当年卖给他这批经卷的是一个年轻人，自称是汪宗瀚的孙子，因家道衰落而变卖祖上遗物，其它详情不得而知。如果此言不虚，“中亚望瀚楼主收藏图书章”当为汪宗瀚的藏书印。所以，这批敦煌文献为新发现。此外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外收获：

　　第一、弄清汪宗瀚收藏敦煌文献的一些情况。目前各地所刊布的所藏敦煌写本中，还没有发现有汪宗瀚旧藏的。汪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那个时代1902－1905年间的敦煌知县，1906年就离开敦煌。作为敦煌知县，藏经洞打开以后，他当然也得到过一些敦煌写本，收藏一批敦煌卷子。所以他的藏品应该是在1905年以前得到的。汪宗瀚在敦煌期间，与甘肃学台叶昌炽交往甚密。据叶氏本人的记录，1903年汪曾将一批敦煌碑拓、写本及绢画送给叶氏；次年叶氏到酒泉时，汪氏又送给叶氏一批写本和绢画。汪氏自己确实收藏过一批敦煌文献，但如范耕球先生所说，汪的孙辈因家道衰落，将其变卖。

　　第二、今人将汪宗瀚也列为“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认为汪宗瀚1907年5月还在敦煌，并向斯坦因出示《敦煌县志》和介绍藏经洞发现经过，而对骗去藏经洞文物一事不闻不问（11）。实际上，斯坦因所说的给他出示《敦煌县志》并介绍藏经洞发现经过的并不是汪宗瀚，而可能是另一位任敦煌知县的王家彦。斯坦因是1907年6月离开敦煌的，次月，敦煌发生暴乱，王氏在平息暴乱后旋即调任它县。所以认为汪宗瀚帮了斯坦因的忙的说法，有孛于历史事实。

　　第三、汪宗瀚旧藏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甘肃各地所藏的这批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文卷式写经《大乘无量寿经》，是在斯坦英、伯希和等骗取敦煌文献以前就流失到敦煌和甘肃民间的。可能是它们的大部分放置在藏经洞的门口位置，即一开门便最能取到的地方；所以能在上级政府三令五申要好好就地封存的情况下，敦煌的达官显贵们尚能取走一部分。就甘肃各地所藏敦煌藏文文献讲，如果说，我们从伯希和盗经的图片上看到的《十万般若颂》为劫余之物的话，《大乘无量寿经》则大部分是劫前之物。现在看来，民间还可能有不少流失的敦煌文献，需要进一步地调查和征集。

　　基本内容及装帧形式

　　敦煌的吐蕃文文献，也主要是写经，少量是文书。写经中，主要是卷轴式的《大乘无量寿经》和梵夹式的《般若经》（或曰《般若颂》）。此外也有一些其他内容的写经，但数量极少。

　　卷式，中国传统形式，一般为高26厘米、宽45厘米的单纸粘接。汉文写经多用此形式，从右到左竖写。而藏文写经则是从左到右分栏横写，一纸二栏。一份大乘无量寿经，一般需要三纸六栏，个别也有五栏写完的。如果是若干份粘接在一起，所用纸量份数即三纸的倍数。最长者为12分的长卷，达36纸、近16米长。

　　梵夹式写经由古印度的贝页经发展而来。古印度佛经一般用梵文书写在“形似枇杷，叶面厚大”（隋－杜宝撰.《大业杂记》）的贝多树叶上，所以称之为贝叶经。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种贝叶经的装幀在隋唐时亦随之传入，并称之为梵夹装。梵夹装的装幀形式，李致忠先生描写得较详细：“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顺序排好，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在中间）或两个（居两端靠里）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经叶串连，最后以绳绕捆夹板，一个梵夹装书籍就算装幀完毕。两个洞者，则以绳的两端同时串连夹板及经叶，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也算装幀完毕。”(12)。可见，在古籍装幀形式中，梵夹装完全不同于经折装，也不同于旋风装。旋风装、经折装和梵夹装，是中国古代书籍从卷轴装发展到册页装先后出现的过渡形式。

　　甘肃藏敦煌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比较完整，经页上均标明部类和页码之经叶：部类是按藏文字母顺序标记，分为KA、KHA、GA、NGA等22部，每一部下又分若干页。其中KA部（第一部）和KHA部（第二部）各有五至六份页码相同但内容不同的经叶，每份存数十页至百余页不等。品段有完整者也有不完整者。另外还有一部分为是有卷、品名（首全）和写经校经题记（尾全）者，但无部类标记。

　　第二种是无部类、无页码、无卷品名、无写校题记的“四无”经叶。

　　第三种为“报废经叶”。这类写经均为单纸，一般都有朱笔圈点、打叉，首尾批语，中间剪断、剪边等痕迹，批语中明确指出其为报废经页。由于这些经页的边沿大多被剪去，所以这类经页的长度比完整的经页要短一点。按内容，废弃经页可分为普通与特殊两类，大部分的普通废弃经页，一般只有经文、校勘记录与报废、兑换纸张记录。而书有社会文书的报废经页，虽然数量不多，但内容丰富，价值极高，我们视之为特殊报废经页。这些经页上有吐蕃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记录，吐蕃上层统治者之间的书信往来，有佛教活动的发愿文、契约、诗文，也人其它的杂写等，都是关于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从这部分经页上反映的情况看，当时抄写者的藏文水平不高，有些甚至还不一定懂藏文；因为错别字及漏字、掉行的现象十分普遍，经校阅者审读后被批改得面目全非，因此批准报废。但由于当时纸张的珍贵，这些报废经页并没有被毁，而是保存了下来，有些还在空白处书写其它社会文书；加上原有的卷目、品名及写经、校经题记，这类经页上反映的内容十分丰富，实际上已经具有写经和文书的双重性质，价值意义更大。

　　通过这次的整理，我们发现，敦煌吐蕃文《十万般若颂》经叶缺漏甚多，从现存经叶所反映的迹象看，每一部原经叶可能在600页左右。而现存第三部（GA部）以下至第22部，均不足20页，最少者一部仅一页。据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件藏文文书记载，仅马年（公元826年――编者注）的一次法会决定抄写藏文《大般若经》八部和六百卷的汉文《大般若经》三部；[13]目前所知敦煌藏经洞所出汉、藏文《大般若经》都不足这一数量。另外，敦煌藏文P..999记载，仅公元844年的一次法会，就从敦煌龙兴寺的经籍库中一次性提取《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汉文本135卷、藏文本480卷。[14]可见当时敦煌所抄藏文经卷数量之巨。而莫高窟藏经洞所保存者仅一部分而已。

　　又，敦煌藏文文献同汉文文献一样，出土后曾流失世界各处；特别是现藏于巴黎的许多《十万般若颂》，有近1400号，其目录与题记一直没有公布。我们希望将来有条件时进行全面普查，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十万般若颂》及其抄写、校阅题记尽量搜集完整。

　　主要收获

　　这次甘肃各地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收获：

　　一是对敦煌吐蕃时期的写经情况及写经校经制度问题有了一些了解。大量的写经题记反映，参与吐蕃文《大乘无量寿经》特别是《十万般若颂》经叶抄写人员，除吐蕃写经生、校阅师之外，有大量的汉族和其它民族的写经生参与。可以肯定的是，敦煌是吐蕃后期的佛经翻译和抄写中心，这里曾经集中了一大批汉废弃经页详细记载了敦煌吐蕃时期的写经、校经、写经生及校经师队伍、写经管理、纸张使用、废弃经文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展示了当时佛教在吐蕃统治区内的传播与发展、蕃汉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吐蕃时期及其以后的时代里，报废经页在敦煌汉文写经中也有很多，法国学者石内德（Richard Schneider）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5），对我们认识这批藏文写本大有启发。看来报废写经是吐蕃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蕃和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人。而一大批报废的经叶则是吐蕃写经制度最有力的历史证据。

　　二是在几份报废的经叶和文书中，发现有公元830年前后的杂写和人物活动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批写经的大致年代，如敦博.t.、0328、0330、0333、0339、0484等卷。

　　三是这批文献中有一部分是社会文书，这些文书绝大部分都是书写于报废的经页上，不仅使这些经页具有了写经与文书的双重性质，而且在吐蕃时代对于纸张的珍惜使用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敦煌和吐蕃的历史新的一面，又为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敦煌文献提供了新资料。

　　四是发现和初步确认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写经、校经题记及相关记载，如吐蕃第三代法王赤德祖赞（可黎可足）的王妃白吉昂茨及随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高僧宰相（教相）钵阐布贝吉云丹及随从侍亲，著名高僧法成等；还有一些名人如僧相定额增，敦煌高僧洪䛒，历史名人张议潮，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文献价值

　　吐蕃起源于公元前后，最初是分散在青藏高原各地的原始农、牧业部落；大约从公元600年左右开始，高原诸部落中最强盛的雅垄部落渐次兼并了其它各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此后不久，吐蕃在民族英雄松赞干布的统领和治理下，平定内乱，安抚周边四境，创造文字，制定法律典章，引进佛教，通好天竺，特别是与唐朝和亲，结甥舅之好，汉藏成一家，学习唐的先进文化。从公元7世纪下半叶开始，处于奴隶制上升时期人吐蕃王朝，发动了对周边各国的掠夺战争，占领了唐朝及西域各国的大片领土。在她最强盛的公元8、9世纪的百余年间，她统治者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当时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上的重镇敦煌，也在吐蕃管辖和治理的范围之内，而且位于吐蕃统治区的地理中心。因为吐蕃在占领敦煌之前，作为马上民族，一直是以掠夺为主，很少有自己从事自身的建设与发展的事。吐蕃统治过的唐朝的西南广大地区期间，主要也是对西南民族地区或唐朝使用武力。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覆灭。此后不久，藏族进入了一个新在历史时期。吐蕃王国从雅垄河谷的农耕开始算起，前后近千年。藏、汉文史籍都曾叙述过吐蕃历史文化的辉煌，但无论是在吐蕃本土西藏，还是在当年吐蕃占领过的广大地区，能够证明吐蕃历史文化的辉煌的遗迹遗物却十分罕见。只有在吐蕃曾经占领和治理过的敦煌，我们才看到了大量的吐蕃历史文化遗迹，和保存得最丰富、最集中的吐蕃史料,这些数据在吐蕃本土及其统治过的其它地区都没有发现过。因此,她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最权威的文献资料；她向我们展示了吐蕃治理敦煌时期，曾经在敦煌集中了一大批汉、蕃和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人；几代吐蕃赞普曾在敦煌指挥作战和处理国家政务，吐蕃王朝也是在敦煌大举进行封建改革，真正接纳了唐朝等邻国的先进经济文化，大力发展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促进了吐蕃社会的重大变革；吐蕃王朝代替唐朝担负起保护和管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艰巨任务；赞普的王妃和宰相在这里组织和主持了佛经的翻译、抄写和传播事业。在吐蕃统治敦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吐蕃语言成为陇右乃至中亚的通用语言。

　　黄文焕先生是唯一一位对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做过研究的学者，曾发表过相关论文数篇。他结合藏族史料记载，对敦煌吐蕃文书中所记载的吐蕃王妃、宰相等一同住锡敦煌的有关历史事实做过深入细致地考述，并特别指出了敦煌博物馆藏这批藏文文献的重大价值意义（16）。根据黄先生的研究，从王妃和宰相一同常住敦煌主持写经一事看，敦煌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吐蕃文化的中心。吐蕃文化的主体是佛教文化，而敦煌自古为佛教圣地。吐蕃王朝建立和佛教传入吐蕃初期，就与敦煌有了某种渊源关系；吐蕃管辖敦煌以来，敦煌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对吐蕃产生很大影响，可以说是极大地促进了吐蕃历史的发展。所以到九世纪前期，在王妃和宰相的主持下，这里集中了一大批佛经翻译家和各民族的写经生，翻译和抄写大量佛经。反映了唐、蕃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同时，吐蕃治理下的敦煌文化的发达，也可能为敦煌石窟的历史变革产生巨大影响，创造了背景和基础条件。唐、蕃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敦煌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足以说明藏族自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吐蕃民族和汉族及其它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保卫和治理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和促进中华民族及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还有如下两点需要补充说明：

　　第一，敦煌吐蕃文献与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创建于公元4世纪，到吐蕃占领敦煌时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唐蕃争夺战争及蕃占初期有过停滞，但为时十分短暂，十余年后石窟营造又一如既往，甚至更胜于前代。据统计，吐蕃期间，敦煌石窟的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群，营建佛窟近百座，其中每重修者40多、新建者50多。在这些石窟中，绘有大量吐蕃赞普及其随从的图像，塑有吐蕃将帅装束的天王塑像，壁画中还绘有大量的吐蕃族人物形象，以及吐蕃治理下的敦煌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珍贵图像数据。而且，敦煌石窟的历史性变革就是在吐蕃统治后期完成的。这就是让几代敦煌学者一直关注的，又是让佛教学者们颇为费解的“一窟之内多幅经变共存”问题。敦煌石窟作为社会化的佛教活动场所，展示着敦煌历史上的佛教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佛教的中国化与大众化，以及佛教艺术的源流与风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希望能从敦煌吐蕃文献中，发现敦煌佛教一步步向社会化、大众化迈步的轨迹，即敦煌石窟佛教全面适应社会和人们的需要的历史过程，并从中进一步认识吐蕃文化对文化的影响和贡献。

　　第二，敦煌吐蕃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公元9世纪中期，吐蕃在敦煌和陇右地区的统治虽然随着吐蕃王朝灭亡而告结束，吐蕃王朝灭亡和分裂为小邦并退居高原。然而，吐蕃留给所统治地区的影响却又在敦煌及陇右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即公元9世纪中期至10世纪中期，吐蕃语言仍然是陇右广大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公共语言而被广泛运用，吐蕃赞普的形象在敦煌石窟中频频出现（17）。而这些历史现象与当时吐蕃在陇右广大地区的残余势力似无多大关系，似乎也未受到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的干扰。

　　敦煌藏文文献中最著名的吐蕃历史文书中的赞普、相论的传记、世系表等，都是成书于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的文献。这就是说，在吐蕃王朝灭亡和统治结束后，敦煌还有用吐蕃文记录和整理、撰写吐蕃的历史的专门机构。敦煌藏文吐蕃历史文书是目前发现唯一详细而系统地记载吐蕃千年间从起源、强盛到衰落的历史过程的文献。但产生在敦煌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敦煌在吐蕃历史发展，特别是吐蕃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

　　余言

　　对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国内外前辈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面刊布,加上记录反映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汉文文献,以及敦煌吐蕃时期的石窟等数据的大量问世,相信将是新的历史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研究的新的起点。

　　十分令人感慨的是，《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的编辑出版，上距这批文献的出土已经整整110年了!作为敦煌文献故乡的甘肃学人，特别是作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但无论如何，总算是今天做出来了，为学界提供了一点研究信息：同时也可告慰当年为我们创造了这些文化财富的列祖列宗。

　　感谢敦煌研究院领导和兄弟部门给予的各个方面的悉心关照和大力支持，使这项工作自始至终都能够顺利进行。

　　感谢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博物馆、敦煌市档案馆、张掖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兰山范氏家族等收藏单位的支持与配合，感谢所有参与整理工作的同仁们、朋友们。

　　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暨所长郑炳林教授的关心和支持；感谢读者出版集团及甘肃民族出版社在本叙录出版方面给予的方便和付出的劳动。

　　不幸的是，兰山范氏藏品收集者范耕球老人，在为我们提供藏品和帮助整理的过程中，于2005年9月12日因病去世。好在这批文献已经由其后人继续与我们合作整理。范耕球老人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抢救流散的敦煌文献付出了人力和财力方面的巨大代价，为敦煌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时隔三天，我院前辈专家霍熙亮老师也于2005年9月15日与世长辞。霍老师为敦煌文物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成绩，抢救和保护敦煌藏文文献只是他所做贡献的一部分。在这批文献的目录刊布之机，我们深切地怀念范耕球老先生和霍熙亮老师，表达对他们抢救和保护敦煌藏文文献的突出成就的敬意，并以此告慰二位老人的在天之灵。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叙录尚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一些题记、等的藏汉对译方面，我们自己也不能肯定是对是错，只能提供一些参考；目录的编纂也不完善。我们殷切地期待着大家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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