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导 语：　　2019年我们刚刚庆祝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2020年起，考古汇以原创为主，重点推介2019年及此前山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以便更多的同行和关心山西考古的朋友们了解山西的考古工作。考古汇推出“山西新中国考古70年”系列文章，希望读者朋友们了解山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考古收获与研究成果、研究特点、未来着力点等，并能给予我们大力支 ...

　　导 语：

　　2019年我们刚刚庆祝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2020年起，考古汇以原创为主，重点推介2019年及此前山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以便更多的同行和关心山西考古的朋友们了解山西的考古工作。考古汇推出“山西新中国考古70年”系列文章，希望读者朋友们了解山西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考古收获与研究成果、研究特点、未来着力点等，并能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与指导。

　　早在1917年，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说：“华夏民族的形成，当在西周之时，以其包容各种族群的气度，熔铸为一个有共同文化意识的民族。这一功业，完成之早，延续之久，为人类文化史上仅见。凡我华夏成员，当珍惜此一成果无使失落。”可见我国西周时代之重要。

　　周自太王“迁于岐下”以来，即开启了“实始翦商”的步伐，周王季历所伐的“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吾之戎”分别盘踞于今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忻州市管涔山区和长治市太行山区，周文王、武王时期大举征伐位于今长治市的黎国，即在殷都安阳西北部，直逼商王畿。周人以蕞尔小邦战胜大邑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周武王联合八百诸侯牧野一战伐灭殷商，此后分封了大量诸侯国。山西地处西周王朝肩背之域，晋南地区属于西周王朝的直接统辖区域，是北方戎狄民族与中土华夏族群交融的关键区域之一。

　　一、为重建古史的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至

　　考古学的直接目的即发现人类的过去，重建古史。七十年来，在山西共发现西周时期遗址和墓地200余处，集中于晋南和晋东南地区。河津市、霍州市和黎城县一线以北几乎为空白区域，尚未发现任何西周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这应与文献记载的戎狄族群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1951年山西省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并组织调查组，对晋南及晋东南地区24县进行了考古调查，于1953年发现了洪洞坊堆——永凝堡遗址。1954年在洪洞县坊堆村发掘3000余平方米，发现了西周墓葬及铜器、文字卜骨等遗物。1958年在长子县西旺村发现西周铜器。

　　1959-1963年间，又重点对晋南地区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调查，发现西周遗址50处。1962年在翼城县城关公社凤家坡村发现一批西周早期铜器。1963-1987年间在侯马市上马墓地发掘西周墓葬38座。1963年在天马村、曲村和北赵村进行调查和试掘，发现西周时期遗存。1971年在曲村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1974年、1976年在闻喜县上郭村两次清理两周之际的墓葬。1975年在长子县景义村发现西周铜器。1976年在屯留县城北发现西周铜器。1979年在芮城县城关乡柴村墓地发现西周铜器和陶器。

　　1979-1989年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六次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6500余平方米。1980年在洪洞县永凝堡发掘西周墓葬22座。1982年对翼城县故城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1985年在平陆县枣园村车马坑出土一批西周铜车马器和铜戈。1986年在长子县西南呈遗址发现西周遗存。1989年在闻喜县上郭村又发掘了一批两周之际的墓葬。1990年又对坊堆——永凝堡遗址进行发掘。

　　1992-2007年，在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先后六次发掘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和附属车马坑。1994年在曲村墓地又发掘一批西周墓葬。1998年在浮山县桥北村发现西周遗址，2003年又发掘8座西周墓葬。2002年在临汾市庞杜墓地发掘2座西周墓葬。2004-2007年在绛县横水镇横北村发掘西周墓葬1299座。2005年在芮城县城关镇坑头村发现西周铜器。2006年在黎城县西关村探明西周墓葬92座，发掘10座，同年在闻喜县官庄村发现西周青铜器。2007年在河津市山王村出土西周青铜器，在稷山县清河镇三交村发掘了几座西周墓葬，在侯马市香邑村发现西周墓葬，同年在绛县周家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少量西周遗存。

晋侯墓地平面图

　　2007-2017年在翼城县大河口村发掘西周墓葬2250余座。2009年在浮山县响水河镇梁家河村南沟发掘780余平方米，清理西周墓葬5座，同年在新绛县冯古庄墓地发掘西周墓葬15座。2011年在晋城市川底乡和村发现西周晚期遗存。2012-2015年在长子县西南呈村发掘西周墓葬100余座。2013年对涑水河流域周代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2014-2018年在襄汾县发掘陶寺北墓地，发掘部分西周晚期墓葬。2014年在曲村墓地抢救清理一座被盗西周墓葬。2015-2018年在绛县雎村勘探和发掘一处西周墓地，发掘墓葬800余座。2015年在长子县南郜村发掘西周墓葬3座。

　　在上述众多的发现中，以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绛县横水墓地和翼城县大河口墓地的发掘成果最为引人注目。

　　天马——曲村西周时期遗址由居址、北赵晋侯墓地和曲村墓地三部分组成。在约6平方公里的西周遗址中共发掘居址3700余平方米，发现有房址、灰坑、陶窑、灰沟、道路、水井等遗迹。在埋藏20000余座墓葬的曲村墓地发掘西周墓葬600余座、车马坑14座。北赵晋侯墓地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和夫人墓葬、多座陪葬墓、祭祀坑和一座大型车马坑，荣获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一次田野考古三等奖。

天马——曲村遗址远景

曲沃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发掘现场

　　在绛县横水和翼城大河口墓地分别发掘1299座和2250余座西周墓葬，完整地揭露了两个西周封国的墓地，均分别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田野考古一等奖。以上发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珍贵文物，为研究和重建西周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

绛县横水墓地航拍

大河口墓地全景

　　二、以封国为中心的考古研究生机勃勃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武王灭商，成王定之，晋、倗、霸等数十个西周封国大都是在周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治背景下分封到晋南的，围绕这些封国的考古学研究方兴未艾，生机勃勃。

　　对天马——曲村遗址和墓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西周晋文化分期与年代体系的建立和研究。山西地区西周时期墓葬和遗址的分期断代工作，是随着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和永凝堡—坊堆遗址的发掘而进行的。《天马——曲村（1980-1989）》发掘报告，对居址和曲村墓地进行的分期分段研究以及晋侯墓地六次发掘简报给出的年代学结论，初步建立了山西地区西周晋文化的年代学体系。其后，有学者重新对曲村墓地的陶器和铜器进行分类和分期，特别是晋侯墓地的年代学研究，使得学者们重新思考天马——曲村遗址的形成时间问题和曲村墓地的年代上限问题。目前的共识是天马——曲村遗址的整体年代应该比发掘报告提供的年代框架上限要晚一个阶段，即不早于成康之际。

　　（二）对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研究。邹衡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霍山以南、绛山以北、汾水以东、浍水以西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可能就是《史记·晋世家》所谓“方百里”的晋国始封地，指出该遗址是叔虞始封之唐。1992年北赵晋侯墓地发现之后，天马——曲村遗址作为一处早期晋都，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对于天马——曲村遗址是否为唐、翼、故绛都，分歧较大。2007年疏公簋的发现，确证燮父所居之‘晋’，并非唐叔初封之‘唐’。关于晋国始封地的问题，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天马——曲村遗址乃是燮父所迁之晋，而叔虞所封之唐当在临汾盆地，唐都的具体遗址尚未确定。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的都城翼，是否故绛，意见尚不统一。

　　（三）对曲村墓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曲村墓地的埋葬习俗、人群来源和结构、墓葬等级、墓祭、棺椁制度、器用制度、殉葬制度、人口结构与寿命、陶器研究和文化渊源等。

　　（四）对晋侯墓地的研究比较深入。1、对晋侯墓地的年代学研究。李学勤认为北赵晋国墓地的青铜器序列为西周中晚期中原一带青铜器树立了标尺。目前学术界对于北赵晋侯墓地的年代范围基本达成共识，即自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延续至春秋初年。但对于具体墓葬的年代及墓主身份的认定意见分歧较大。以六次发掘简报为代表观点，总结形成的序列为：M114、M113→M9、M13→M6、M7→M33、M32→M91、M92→M1、M2→M8、M31→M64、M62、M63→M93、M102。部分学者对排列顺序提出异议。主流观点认为晋侯墓地墓主与《史记·晋世家》的晋侯世系可以对应。

　　2、对晋侯墓地的器用制度及随葬品的研究。涉及棺椁制度、用鼎制度、编钟制度、用玉制度及其他器用制度等方面。对玉器、原始瓷和陶器的研究还涉及造型、功能、工艺、装饰手法和观念等方面内容。对铜器的研究还涉及铭文释读和科技研究等内容，如关于晋侯苏钟、楚公逆钟、叔夨方鼎、杨姞壶的研究。此外，对于流散的青铜器冒鼎、晋侯对铺、晋侯铜人、晋侯对盨及出土的双耳罐、晋侯斯方座簋、晋侯斯壶、晋中韦父盘、鸟尊、猪尊、兔尊和文王玉环等器物都有学者进行讨论。

晋侯苏钟

晋侯墓地出土 杨姞壶

晋侯墓地出土 兔尊、猪尊

　　3、对西周公墓、邦墓性质及墓地制度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晋侯墓地性质、制度、兆域、晋侯夫妇异穴合葬、祭祀现象及是否按昭穆制度安排墓位的讨论等。

　　4、对晋国早期历史文化与社会观念问题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北赵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价值、晋文化的产生时间、晋侯墓地殉人、殉犬现象的消失与社会文化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晋侯夫人作为女性对于西周晋国青铜艺术的影响、晋国高级贵族妇女的地位、晋与戎狄的关系及晋侯墓地反映的宗教习俗和观念。

　　翼城大河口墓地和绛县横水墓地的发现，改变了学界对晋南地区西周时期政治格局的认识，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

　　（一）关于横水墓地、大河口墓地的国族和姓氏研究。国族有两说，一说认为两处墓地分别为倗国墓地和霸国墓地。有作者认为倗国即《穆天子传》中的“”国；或认为倗国可能是《国语·郑语》所说的蒲国。一说认为两处墓地与“怀姓九宗”有关，或认为可能是晋国卿大夫的家族墓地，附近应有其采邑；或认为是晋国的附庸。在出土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中未见霸之族姓，故有二说，一说认为霸氏即格氏，可能为媿姓；或认为即文献中的潞氏。一说认为“霸”与“格”并非一字，晋侯铜人记载的“格”地近淮夷而不在晋南，“霸氏”即“柏氏”，应为姞姓。横水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明确显示倗国为媿姓，无异议。

　　（二）金文释读和制度研究。大河口M2002出土的霸姬盘盉铭文，对于研究西周时期宗族内部关系、西周法律以及誓仪等有重要意义。大河口M1017出土霸伯盂铭文，大部分学者认为，铭文内容反映的是西周王臣聘诸侯礼；或认为属于诸侯朝聘礼。大河口M1017出土霸伯簋铭文，对于西周盐政、历法、蔑历、赏赐等制度的研究非常重要。横水M2出土铜卣铭文记载伯氏赐给肃（或认为是“渊”字）六家庶人为仆，引起六家庶人的反对。这场诉讼受到周王的裁断，在肃辅佐周王东征时，由周王付给肃仆六家。横水M2出土的倗伯爯簋，其年代为恭王二十三年，或认为倗伯爯为M2的墓主，或认为爯是M2的儿子。

大河口墓地出土 “霸伯”盂

大河口墓地出土 “霸伯”豆

　　（三）关于丧葬礼仪、国家关系、历史地理、人群来源、出土铜器和音乐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讨论了倗、霸的渊源及政治地位问题、联姻的国族、霸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大河口M1出土的乐器、横水M1出土的帷荒、横水墓地的历史地理问题、横水墓地鬼方族人的华夏化问题等，根据大河口出土山簋铭文，李零认为以往所称的波曲纹等应该正名为山纹。

大河口墓地出土 “倗伯”盆

横水墓地M1帷荒痕迹

　　（四）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研究。包含青铜器的来源与产地研究；实验室考古、漆木器保护与复原研究；残留物分析；墓葬表面腐蚀真菌的群落组成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等。其中漆木器保护复原研究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比较深入，特别是由M1出土的大量漆木器的保护，引发出了新一轮的实验室考古探索。

　　此外，研究认为洪洞县坊堆——永凝堡遗址可能为杨国遗址，浮山县桥北遗址属先国遗址，临汾市庞杜墓地可能是息册族墓地，新绛县冯古庄墓地为荀国墓地。闻喜县上郭墓地是古曲沃墓地，闻喜县官庄青铜器可能属董国遗存，绛县雎村墓地可能是柤国墓地。河津市山王墓地属耿国墓地。芮城县柴村和坑头村墓地为魏国墓地，平陆县枣园村青铜器属虞国遗存，黎城县西关墓地和长子县西南呈墓地均为黎国墓地。

　　三、为解决西周历史重大问题贡献独特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已知西周时期晋南地区分布有30多个国族，如晋（唐）、疏、霍、赵、杨、魏、芮、韩、耿、冀、贾、先、荀、董、郇、柏、虞、虢、黎、隗、倗、霸（格）、柤、皋落狄、条戎、奔戎、姜戎、茅戎、丽土之狄、潞、洛、泉、徐（余吾）、蒲、驭戎等。据《韩非子》记载春秋时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可知西周时期在晋南地区分布的国族远不止这30余国。

　　七十年来，山西地区的西周考古为解决西周历史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独特贡献，概要如下：

　　（一）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明确了早期晋国都城遗址的所在以及西周晋文化的面貌。实证了晋国早期的政治中心在晋南“汾浍之间”而不在太原晋阳，解决了自班固以来近2000年的史学疑案，将众说纷纭的唐地八说锁定在了临汾盆地。晋国最早的都城翼的发现，为西周晋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定位了基点。晋侯墓地的发现进一步肯定了司马迁《史记·晋世家》晋侯世系的可信。

　　（二）为西周年代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为晋文化考古研究建立了年代学标尺。《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指出“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可以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对这两个文化的碳十四测年研究，能够建立起自周初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认证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作横向比较。”四要素俱全的晋侯苏钟为西周王年的推定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

　　（三）为社会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绛县横水墓地和翼城大河口墓地是我国西周考古史上首次全面大规模完整揭露的两个墓地，美国加州大学的罗泰教授在《宗子维城》著作中非常推崇《上马墓地》报告，但他在大河口墓地发掘之后却说：“（大河口）这批材料就可以为我对上马墓地的社会考古学分析提供一个作对比的机会，而且这肯定会比上马墓地的材料准确、更有代表性。大河口不但墓葬比上马更多，而且山西省考古所的谢尧亭在发掘的时候，就已经把社会考古研究的问题放在他的目标里了。这样收集的所有材料一定会很有用。我相信现在在编写中的大河口的考古报告的准确性肯定会超过《上马墓地》报告。它出来之后，至少我这本书的第三章应该要完全重写。”

　　（四）大力推进了“西周三制”和西周政体的研究。晋国、倗国、霸国和黎国等国族的考古发现，为西周封建制、礼制、宗法制和政体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特别是传世文献缺载的倗国和霸国的发现，促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思考西周王朝的封建模式和封建体系。

　　（五）为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代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后世儒家思想的根基，奠定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基调和风格。山西西周考古发现，为周代制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为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

　　文 | 谢尧亭 （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 教授）

　　图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考古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