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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添房江:鉴真东渡与正仓院宝物

摘要:   奈良招提寺内的戒坛  鉴真干漆像  天平十四年(742),作为天平遣唐僧渡唐的荣叡和普照,接受聘请能正式授戒之僧侣的任务,让唐僧侣坐上道踏等归国的遺唐使船,聘请授戒师来日本得以成功。然而,由于授戒必需的高僧人数不足,二人滞留于唐,得以于天平十四年和鉴真在扬州的大明寺相逢。  因为同意了二人的邀请,鉴真开始了艰辛的赴日之行。众所 ...

  奈良招提寺内的戒坛

  鉴真干漆像

  天平十四年(742),作为天平遣唐僧渡唐的荣叡和普照,接受聘请能正式授戒之僧侣的任务,让唐僧侣坐上道踏等归国的遺唐使船,聘请授戒师来日本得以成功。然而,由于授戒必需的高僧人数不足,二人滞留于唐,得以于天平十四年和鉴真在扬州的大明寺相逢。

  因为同意了二人的邀请,鉴真开始了艰辛的赴日之行。众所周知,在十年间鉴真五次渡日本计划均告失败并失明。第六次,鉴真终于成功地搭乘遣唐使的第二艘船,于天平胜宝五年(753)来到日本,其苦难和经过载于《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而且,《唐大和上东征传》中留下了鉴真第二次(天平十五年)和第六次打算带来日本的物品的记录,值得注意。

  第二次渡航时准备的物品规模宏大,除了食物之外,还有经卷、佛像、佛具、日用品、香料和药材等。佛典、佛具等得到重视自不待言,在此想就香料略微作详细观察。因为,在之后的时代,香料也一直是重要的舶来品。

  东征传绘卷(局部)

  香料传入日本,一般认为是在佛教传来的同时,传入了仪式用的香料。关于香料最早的记录,初见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年(595)条中,“沉水”(沉香,因其比重大、入水即沉面得名)漂到了淡路岛。据说是岛上居民不知是香木,在与柴一起燃烧之时,因其烟飘至远方散发香气,觉得不可思议,而将“沉水”进献给朝廷。

  正仓院宝物中,沉香、麝香、白檀、丁香、木香、桂心、薰陆、胡同律、香附子、甘松香之类的香料存留至今,《国家珍宝帐》中的全浅香、《种种药帐》中的席香和桂心等可以确认。昭和《正仓院御物棚别目录》中,亦可见黄熟香、全浅香、沉香、麝香、丁子香、薰陆香、寝衣香(香囊的原型)等之名。黄熟香在后世铭记为“兰奢待”,亦因被以足利义政、织田信长、德川家康等当时的掌权者们占有而出名。

  兰奢待“黄熟香”及局部

  另一方面,法隆寺的《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747)记录中,出现有“白檀、沉水香、浅香、丁子香、安息香、薰陆香、甘松香、枫香、苏合香、青木香”等,这些与鉴真第二次出国时准备的香料重合的较多。鉴真准备的是“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等。而且,无论就种类还是数量而言,如此之多的香料被带来日本,甚至产生了一个传说即平安时代流行的薰香,在日本的创始者是鉴真。

  法隆寺五重塔

  法隆寺梦殿

  熏香的制法,最初无疑是从中国传入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的著述中有现已佚失的叫《和香方》的合香专著,其后隋唐时期的香书也不少。尤其是在7世纪的唐代,制作薰香叫作炼香,据说流行过成为日本薰香鼻祖的炼香。

  东大寺献物帐局部

  鉴真是否是日本薰香始祖并未可知,不过,打算将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香药(香料和药)带入日本,至少可以窥见香料在当时佛教礼仪、医学等方面的需要,可谓是贵重的记录。这个时代,由于香料在佛教仪式中作为供香而使用,故而有广泛需求。

  东野治之氏有观点认为,本来,鉴真第二次渡航失败,其携带的物品亦理当消失在海里,那时的目录是鉴真准备物品的基准,实际上即使第六次成功来日的携带物品中没有香药,或许他也会带来同样的物品。圣武天皇之母宫子皇太后生病之时,兼通医学、药学的鉴真所奉之药灵验的记载见于《续日本纪》中,因此,至少当是部分香药被带到了日本。鉴真又和法荣同看护卧病在床的圣武天皇,因其功绩而在圣武殁后被任命为“大僧都”(僧纲之一,僧都的最上位)。

  平安时代的医书《医心方》中亦有鉴真的处方,留存关于医术的两个处方、药物的两个处方,可见鉴真精于医疗。有观点认为,献纳给正仓院的药物目录《种种药帐》的完成与鉴真有关。

  鉴真第六次东渡带入日本的物品目录中有许多佛像、以及“玉环水晶手幅、西国琉璃瓶、菩提子念珠、青莲花(莲之一种)、玳瑁碟子、天竺草履、王義之真迹行书一帖、玉立迹行书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水晶手幡”。据《唐大和上征传》记载,这些物品被进献给了朝廷。它们留置宫中,后光明皇后而成为给东大寺的献纳品也不足为奇。

  鉴真带来的物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王羲之真迹行书一帖和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毋庸多言,王羲之是被称作“书圣”的著名书法家,其真迹即使在中国也相当珍贵。鉴真在唐既有与高官接触的机会,亦当有作为受戒时的酬谢,而有被馈赠王羲之父子真迹的机会。不过,也有人认为,从王羲之在世之时,其品就开始被模写摹本,就算是所谓的真迹也可能是摹本之类真携带的物品若是真迹,那么即便在唐也是极为稀少之物。

  大小王真迹帐

  再者,光明皇后之后给东大寺大佛的献纳目录中有天平宝唐字二年(758)六月的“大小王真迹帐”,据此可知,其中收有的被称作“大小王书”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一卷。后来被嵯峨天皇购买,现已不存,有观点认为是把鉴真带来的文物制作成了卷轴。

  据说“大小王书”正面书有王羲之的书法九行七十七字,背面写有其子王献之的书法十行九十九字,两端为青褐色纸,卷轴为水晶。据“大小王真迹帐”记载,该书法作品历代流传,为圣武天皇欣赏。所谓历代流传,若是世传于圣武朝以前的天皇一门,那么“大小王书”与鉴真带来物品没有直接的关系;假如直至得到鉴真的、真迹并未供失而是长传于世的话,也有可能是同一物品。

  正是因为鉴真知悉在当时的日本,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是如何贵重,才将之进献给皇宫。虽不知其是被装裱成了“大小王书”还是另外保存,总之无疑是与“大小王书”相提并论的珍贵书法。这也给予了以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为字帖的、圣武天皇亲笔的、从中国的诗集中挑选出的与佛教相关的诗文之书《杂集》的字体以影响。可见,不仅是在佛教方面,鉴真带来的物品对于当时的书法文化也深有贡献。

黑柿苏枋染金银山水绘箱

  刻雕梧桐金银绘花形合子

  黑柿苏枋染金绘长花形几

  另外,由于鉴真起先的住所被安排在东大寺内,因此,献上品之外的鉴真的日常用品也留在了东大寺,也很可能存留在正仓院中仓或南仓中。正仓院宝物中的黑柿苏枋染金银山水绘箱、漆彩绘花形皿(南仓)、黑柿苏枋染金绘长花形几(中仓)和刻雕梧桐金银绘花形合子(南仓)等,就被认为是鉴真带来的物品,或是随同鉴真来日的弟子们(二十四人)在日本制作的物品。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第二次渡航失败之时,同行者中也包含玉作人、画师、雕刻家、刺绣工、石碑工等各种工匠。第六次渡航之际,虽然不能确定这些工匠是否还在,然而鉴真在唐时就在所去之地建造寺院或修缮佛塔,有着亲自修寺、造佛等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来日弟子当中,有擅长制作佛具之人也不足为怪。

  鉴真不仅带来了外国的文物,还向日本引进了生产文物的技术和知识,可谓在医学和药学、书道、建筑、工艺等诸多方面都有巨大贡献。

节自[日] 河添房江 《唐物的文化史》,汪勃 / [日] 山口早苗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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